湖山烟云，长埋白骨。杭州西子湖畔，九溪十八涧的陈布雷墓碑孤零零地竖着。他，国民党阵营中少有的一个才华横溢、品质高洁的才子，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的，但像他那样极顶聪颖的人，对前途不能说毫无认识。特别是王朝末日，穷途末路，他的认识当然越来越清楚，但文人的软弱和封建意识的羁縻又使他不能自拔，也无法自拔。当他回忆二十几年的境遇时，留下的当然只有无限的悔恨、幻灭和悲哀，结果必然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陈布雷自杀是一幕悲剧，陈布雷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陈布雷是1927年春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蒋介石当时迫切希望有一幕僚长，会动动笔头，出出主意，又要有文采。不是说没有其他文人可以供他选择，人才多的是，但是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而且温和谦恭，毫无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的，确实不多。这是蒋介石对陈布雷倚为左右手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厚待的，恩宠有加，使陈布雷感激涕零。陈布雷对蒋介石并非没有看法，但是他始终不愿也不敢背叛这个“主人”。在陈布雷的心目中，不管主人怎样，他要从一而终，以死相报。
陈布雷在前10年，基本上还是客卿身份，蒋介石有要事就召来他，他为蒋介石起草重要文件。自从到了侍从室后，才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
陈布雷与侍从室同始终，他一直跟着蒋介石，非常熟悉蒋介石的意图，只有他代为起草的文电，蒋介石才满意和放心。因此遇到重大事件，蒋介石时常召他密谈，有时谈至深夜。蒋介石每次要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的讲话，事先总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有时，蒋介石自己也写提纲，但都要经陈布雷为之条理润饰。但是蒋介石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有时候会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记录下来，送给陈布雷审阅；经过他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后再送给蒋介石亲自核定发表。在整理过程中，有时他觉得蒋介石的原话不妥或者用词粗俗，就文饰一番。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他处处留心，凡是侍一、侍二两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亲自一一审阅，务求能准确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
此外，陈布雷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无论是蒋介石在驻留期间，或出发到各地去，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介石每天的生活起居和行动，填写日报，交给蒋的“官邸”侍从秘书汪日章和俞国化，再汇送给陈布雷，按年月编制《实录》。抗战后期，才将这项工作交给秘书萧自诚协助办理。陈布雷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住的地方简直象一座古庙，寂静得令人可怕。他讲话总是细声细气，即使是怒气万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平息下来。陈布雷在国民党内，虽然位居中委，但是却自诩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人士；他不附CC系，也不依政学系；不靠孔、宋，也不投戴笠、郑介民。但他却是在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最能施加影响的人之一。他自己也对人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
1938年以前，重庆美专街一带还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楼，这就是美术专门学校。因为抗战关系，美专迁至乡间，那座楼房就由退到重庆来的国民党中宣部使用。
山坡上新建了两所小楼，便是美专街1号和2号。由一条斜街走进1号大门，步上台阶，这就是陈布雷的寓所。1号的楼下，一边是饭厅，一边是办公室。侍从室第二处几个职员就在室内办公。楼上的大房间，是陈布雷的办公室兼卧室。翁祖望是陈布雷的妹夫，曾作过大学教授，他经常守在亭子间内办公文与接电话。蒋介石的官邸随时会有电话来，翁祖望接听后立刻报告陈布雷。
陈布雷这个侍从二处，可谓人员精干，设备简陋。他始终不肯扩大编制，也不肯多花钞票，讲究排场，这大概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赏识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陈布雷自己带头，实际上他生性也是如此，除了公务接洽以外，很少与各机关交际，甚至亲人朋友，也很少往来。即使有应酬，也必定问清晤谈和会餐的地方有无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陈布雷很少出外，一出去也必定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蒋介石的传见。这也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视作左右手的又一个原因。
陈布雷一再叮嘱二处工作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二处的每一个职员分得的工作由自己处理，也决不告诉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头接耳。至于蒋介石的行止，从不探问传言。因此，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陈布雷白天处理公事，参加必要会议，晚饭后与各组长讨论公务，以第四组为中心，几乎每夜都提出报告，商承处理。如有重要文告，陈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才上床略为休息。不熬夜的时候，也常在11点钟，先吃两片安眠药，精神反觉旺盛，再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才睡两小时，也就起来了。翁秘书一接到官邸电话，陈布雷就是睡着了也立刻起来赶到蒋介石那里去。叶实之是党务秘书，凡中央党部文件应请示蒋介石者，即由陈布雷亲自进呈核示。这种连日连夜为蒋介石一人效劳的精神，也确实感动了宋美龄，宋美龄总想尽办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陈布雷最大的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从室后，除非陈布雷患病休养，一切重要文告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但陈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从不对外人谈过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与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就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提到极少数文告是由他奉命起草的。陈布雷后来以撰写文告知名于世，而世人却很少知道他草拟文告的呕心沥血的过程。“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员长的。”陈布雷说过。而蒋介石对于一篇文告，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多至有18次易稿的。为了一气呵成，为了保密，陈布雷甚至午饭或者一日三餐，都不下楼。
1939年12月26日，是陈布雷的50岁生日。蒋介石亲笔写道：
布雷兄五十诞辰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
蒋中正敬书
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顺颂
时祉
中正手启十二月廿四日
陈布雷双手捧着贺词，喃喃自语：“蒋公勖勉期许之意，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他又说：“知我者蒋公也！”蒋介石用诸葛亮说的8个字来表彰陈布雷，使陈布雷更感到“知遇之恩”不得不报；何况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墨宝”，不正像接到皇上的御笔一样吗！
蒋介石把陈布雷当作不能须臾离开的人物；陈布雷也决心要从一而终以报恩宠。
当时，社会上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国民党的兵源，基本上是靠拉壮丁拉来的；国民党内稍有地位的人士很少鼓励子女从军。而陈布雷却鼓励子侄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的小儿子陈远，当时还在中学读书，还未到入伍年龄，也去报名从军，体检的时候唯恐体重不足，拾了好几块石头塞在口袋里，但是终未通过。
抗战期间，陈布雷确实做到了全家抗日，共赴国难。
有一次陈布雷想用钢笔书写日记和便件，本来可以叫侍从室作为办公用具去购买一支的，可是他这个人“公私分明”，不想揩公家的油，他给在上海的外甥翁泽永写了一封信，要他为自己精心选购一支书写流利的大号派克金笔。翁泽永因患肺病，在上海家里休养，这时已不担任郭沫若的秘书了，但周恩来当年在重庆嘱他传话的事，依旧牢记心中。他给舅舅往南京寄笔时，又顺便述了周恩来那段语重心长的话：
“舅舅：金笔我已购好，就算是我赠送给你的吧！但愿赠给你的这支派克金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台灯发出柔和的灯光，照着一支黑色的派克金笔。陈布雷长吁一声，又燃起了一支香烟，准备给外甥复信。他握起派克金笔，把他内心的哀怨诉诸于笔尖，喷薄而出：
“……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信中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曾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负送我笔的人的好意？”
写完之后，陈布雷掷笔案头，又是一声长叹。他捂住脸，靠在转椅上。
不错，自从跟了领袖近二十年来，他就把自己和一支笔缚在领袖的幕帷之中。举国上下，一会儿把他比作“领袖的文胆”，一会儿又把他誉为“总裁的智囊”。蒋介石的重要言论、文章，确实原原本本都在陈布雷的笔下泻了出来；可是陈布雷心中却有一腔苦水，满腹难言之隐。“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陈布雷好几次对他的知友、妹夫，也就是翁泽永的父亲、侍从室秘书翁祖望说过：“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由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为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为人捉刀是苦恼的。”“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陈布雷也多次向翁泽永诉说过内心的苦衷。有几次为蒋介石撰写文稿，被蒋介石删改得面目全非。清清爽爽的一份文稿，弄成像东一堆、西一块的三色拼盘，还要陈布雷作第三次修改……“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这是陈布雷最大的苦恼。21岁即为孙中山翻译文稿的陈布雷对于上海棋盘街那段报人生活，一直难以忘怀；对于在宁波西门效实中学那一段育人子弟的教书生涯也犹有余恋。他有一次对翁泽永说：“啊，倘若让我重返报界那该多好！”可是才思横溢的幕僚长，下笔如神的“文胆”，是蒋介石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他了解的机密也太多了，他也不能自拔了。
还都南京以来，对于国民党军政人员“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的情景，陈布雷是深为痛恶的。他搬回南京没有房子住，没有家俱，甚至没有适当办公处所。有势力者还逼他搬家。陈布雷也发牢骚了，他对属下说：“我们都是淡泊的人，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他还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也有意见了，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办合作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
但是，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府还是忠实的。在他的心目中，蒋介石虽有缺陷，总是“明主”，如“日月之蚀”而已；国民政府虽然腐败，总是正统。抗战胜利，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实行宪政，真正开放政权。可是陈布雷却说：“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律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不但委座如此，其他的老先生，也不愿受文字的羁縻。将来因此发生问题，自不能免。”他对国共两党的谈判，早已透露出“深以终必破裂为虑”的话。
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又决定改组政府。他把陈布雷召到黄埔路官邸，笑吟吟地说：“布雷先生，你坐一息，坐一息。”陈布雷毕恭毕敬地坐了下来。
“布雷先生，”蒋介石温和地说，“你近来气色不很好，身体怎么样？”
“近来时常头痛出虚汗，蒋先生交办的事我也做不好，着急尽管着急，但是还不能主动。甚感体力不能任繁剧，故对国事之主张，对蒋先生之赞襄，心有余而力不逮。”陈布雷脸色确实很不好，发白，失血。
蒋介石向陈布雷点了点头，极为诚挚地说：“你有毛病，我晓得。胜利后，侍从室撤销，减轻了你的工作。我看你身体好时就做一点；不好么少做一点好了。你还可以到庐山去养病，休养一段时期；王夫人也可以一起去，以便照顾。”
“对蒋先生的体恤，布雷万分感激。”陈布雷微微欠身，嗫嚅而言。
蒋介石淡淡一笑说：“总理遗嘱，我一日也不敢忘记，要实行宪政。”
陈布雷万分激动说：“蒋先生，这次国大召开，实行宪政，是领袖坚决执行总理遗教。领袖事必躬亲，务求实现先总理遗愿，是我四亿同胞之幸福。”
蒋介石很高兴，他脸上的笑容更浓了，他说道：“是呀，所以我还要决定改组政府。嗯，我想把青年党和社会贤达邀请来一起参加政府，连同我们国民党，每一方面都推选一些德高望重的代表担任政府的委员。”
“这是再好没有了。”陈布雷激动得双手发抖，说，“足见蒋先生考虑周到。”
蒋介石突然说：“布雷先生，我们国民党的代表么，你是当之无愧的。”
陈布雷连忙站起，连连摆手说：“蒋先生过奖，过奖了。蒋先生这样做，布雷是万不敢当的。”待了一会，喘了一口气，又说：“我现在希望工作越少越好，我，淡泊……”
未等陈布雷说完，蒋介石打断了他：“担任国府委员，不会增加什么工作。这不像五院院长、副院长。”他又“嗯”了几声说：“也就是代表我们国民党开开会……”
“这个，这个……”陈布雷确实对做官不感兴趣，但是又感到“皇恩浩荡”，不好推却。他从黄埔路回到湖南路自己的寓所后，心中翻来覆去，折腾得很厉害。他明白自己已无辞职归里隐逸的可能，也就是说今生不可能脱离政界了……他随手抓起一本古书翻阅，不知怎的翻到了一句话：“女子之嫁，母戒之日，必敬必戒，无违夫子。”陈布雷掩卷而思，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忠臣不事二主，节妇不嫁二夫，何况“皇上圣眷”正隆，宠赐有加……“我就从一而终吧！”他失眠，他需要安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