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金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三项任务：
（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维金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年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
五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他们首先找到了在北大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说明来意后，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他们进行了恳挚的交谈。杨明斋说：“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人民挽救了局势，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群众中已得到响应，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救中国。”马马耶夫说：“我们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够解放，各地人民都能够找到光明，你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进展的很好，所以我们来是代表苏联帮助中国建党。”李大钊听后，十分激动地说：“太好了！我们早就想建立一个政党，但时机一直不够成熟，而且没有指导，怕盲目行动会造成损失，你们能来，我们真是太感谢了。”接着他们就建党事宜交换了看法，最后，李大钊说：“我还有个伙伴，他叫陈独秀，现在上海进行宣传，他很有能力，我想你们去找他，再商定一下吧。”然后，李大钊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这样，维金斯基和杨明斋就又到了上海。
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寓所里，正在给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突然妻子高君曼通报道：“仲甫，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是从北京特地来拜访你的，见不见？”
陈独秀听了心头一怔，他从来未与俄国人有过什么交往、哪来的俄国客人？他们来意是什么？陈独秀想了一会，手一挥，对妻子高君曼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请他们进来。”
三位客人一走进门来，那位个子高、鼻子大、卷头发的俄国男人，忙递给陈独秀一封信。陈独秀凭那信封上刚劲有力而熟悉的笔迹，判定这是李大钊的亲笔信。他拆开一看，果然是李大钊的引荐信，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热情地说道：“欢迎！欢迎！”忙叫夫人高君曼沏茶，招待来自俄国的客人。
来人正是化名吴廷康的第三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杨明斋向陈独秀介绍说：“维金斯基一行在北京访问，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两位俄籍教授，结识了李大钊先生，经过多次恳切交谈，他们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维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先生在北方建党，今又介绍维金斯基及其夫人来上海访问陈先生，了解上海建党的情况。”
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金斯基说：
“希望陈先生在上海，像李先生在北京一样，尽快着手在南方建党。”
陈独秀这次同维金斯基见面，加快了在上海及在南方建党的步伐。接着，他又介绍维金斯基会见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前、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举行多次座谈会，了解中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那时，这批思想激进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都住在法租界，一有人招呼，便聚集在一起，热烈交谈讨论，越讨论，越感到中国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
在这一段日子里，大家各抒己见，尽抒胸臆，完全忘记了国与国的界限、语言不通的障碍，由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他们正在用心进行最诚挚的交谈。后来，李大钊也赶来了上海加入座谈，由于中国的状况，建党还不成熟，李大钊说：“现在首要问题是怎样能让更多人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主张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可以吸收人才，二可以深化认识。”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了，给四月的中国带来了早春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