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说吃。
先说咸菜，冬天是做咸菜的好时节，通常是一个太阳晒着被子暖软的日子，被叫起来帮下手，天气晴朗，则做出来咸菜不容易发霉。
然后去买10多斤花生、10多斤辣椒，兑一整罐白糖，然后是一些配料，有大茴、八角，分别捣碎，放进一个澡盆里用力搅拌，这个工程会用到女人的心细、男人的力气。辣椒是鲜红朝天椒，个头小，劲头足，颜色亮；花生经过筛选，个个颗粒饱满圆润，通常在做的过程就会被我们随手吃掉一半，所以每次要做咸菜，花生总要买上几十斤。
大功告成，吃的时候用热油翻炒，兑水后放面条里，整锅面条都香酥掉。
我说的这个咸菜是花生酱，酱里最好吃的是花生，通常吃不到半瓶，花生就被大家挑出来吃光光，妈妈心疼我，每次我上学带的瓶子里，满满都是花生。
春天来了可以做韭菜花酱，颗粒细腻，摊开来一地的绿。配红辣椒，卷烙饼，烙饼上薄薄抹层香油、涂层细盐，趁刚烙好又软又热卷一筒新韭花，咬一口，就觉得一整天的忙碌都有了着落。
其实在我家乡，烙饼是叫烙馍，摊这个要有技术，要不厚不薄，微微发黄起烫花，手疾眼快唰地挑到瓦盆里。做这个要在傍晚，下班的人陆续回到家，生一堆火，丢刨木花进去，然后一院子的烟就生了出来，日后想起烙馍，首先想到的就是满院炊烟。
妯娌们烙得很快，可是人多，谁走过来都随手卷一个吃，卷咸菜，卷糖蒜，卷白糖，什么都没有，单单擦上油和盐也香得很。干活的蹲个小板凳忙半天，一回头瓦盆里还是那么几个。
吃烙馍容易吃撑，像红酒容易喝醉，因为吃着轻软，不知后果，所以家乡也说：蒸馍省，烙馍费，要吃锅盔卖了地。
蒸馍就是馒头，没有谁爱吃馒头，可是烤馒头又当别论。
在蜂窝煤炉上，支一个铁丝架，把一个凉馒头切两半放上去烧，最好是放几天硬得跟石头似的，等外面那层面皮儿咝咝地收紧蜷缩，再等裸露部分变成金色橙黄，钳下来，略凉一下，趁热吃，外面焦的嘎嘣脆，里面软的像棉花，或者，棉花糖。放一块腐乳上去细细抹匀，你就后悔吧……干吗没多烧几个。
谈到烧，最好吃的还是烧红薯，秋天，院里梧桐树慷慨地大把大把掉叶子，掉得一层层盖住地面。让它们摊着晾，直到翠绿叶脉变成黄金般干脆，拿大扫把扫一堆儿，点火。这时往往有人（是我）跑厨房，拎几块红薯丢到火堆里。然后，进屋，吃晚饭，看《新闻联播》，要到电视看累了，出来站院里发呆，看火堆只剩灰烬，明明暗暗地闪，忽然想起来说：还有红薯呢！这时红薯已经凉了，正好，一嘴咬下去，牙齿嘴唇统统变焦黑。
曾经上班的地方，围墙外边就是玉米地，闷长的中午，偷玉米来煮是一大乐事。将熟未熟时，扩开一屋子清香。有农家找进来，先矢口抵赖，被人家拉到垃圾箱看剥下来的玉米须：这是什么？哑口之下，农家说，这样吧，让我挑你们点粪算了—顿时皆大欢喜。
盼着盼着花生就熟了，煮一大锅，跟朋友聊着吃着，吃完一锅，堆满满一桌子花生壳，正好也该散了。
花生煮熟很粉，要慢慢吃。
春节的食物千变万化，我却爱吃枣馍。
不知为什么，一个馒头嵌几个枣就格外香，我的标准吃法是把枣吃掉，把枣周围浸透枣香的馒头吃掉，然后就看看妈（她对枣馍的剩下部分负责），看看下一个枣馍。很谗。
更不用说豆包。到春节，奶奶总是要买红豆，捣成豆沙，做豆包。这个她不做，别人不会做，可是她做了后，她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十多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做多少都吃干净。为吃豆包，很长很长时间我都以为自己是不得宠的孩子，因为，豆包太少，孩子太多，不够分。
那时吃豆包，我总想如果不用吃包子皮该多快乐，就像若不用跟人分一个豆包该多好。
就像你猜到的那样，这样巨细靡遗地写吃，通常是因为，吃不到。其实小时候没有挨过饿，但饥饿的基因，透过我的父母层层叠叠地传进我的血液。没挨过饿，但目光所及都是匮乏。食物的匮乏，情感的匮乏，智慧的匮乏。日后我看安妮·普鲁的《近距离》会有异样的亲切感，匮乏之中，轻微的一点好意都让人格外记得长久。奶奶偏向孙子，有鸡腿会留给他吃。而爷爷爱我，给我钱让我买卤鸡肝卤豆腐片。那时这些卤味，是用真正的鸡汤里炖的，美味超越鸡肉。这两角五角买来的豆腐片拯救了我脆弱的自尊心，成人后，不至于认为女人是比男人更低级的动物。
因为，有人在生命最初爱过我。
2002-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