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编辑部的倪和平，因为学电脑，认识了经纬电脑学校的两名电脑小老师，都是刚走出校门没两年的大学生。这两个人我没见过，但几个月前，就向希望工程捐助事宜，和平曾代他们向我咨询过，我当时十分吃惊。因为其时他们的生意才刚刚起步，正处在最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他们自己，又是那样的年轻。果然，不久就又传来他们希望免费为下岗职工提供电脑培训而屡屡碰壁的消息。这几年世道人心大变，人和社会，都不再赞赏善举和义举，虽然，很多地方专门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基金本身，就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目前缺乏对正义和善良的肯定。一个人好好的，是不会总觉得心的存在的，如果你时刻感到自己的心脏，那么一定是心脏方面出了毛病。这是一种提醒，用鲁迅的话说，是引起疗救的注意。大家都不见义勇为了，就有人出来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但痛心疾首并不能解决问题。前几年，何顿的小说《生活无罪》一出来的时候，也有人痛心疾首，责问说如果作家肯定的生活就是这样，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但后来上海的一位年轻评论家说了一句心平气和的话，他说如今人们追求富裕的好日子，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势利，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老百姓。他最后还说了一句更加痛彻的话，这句话是：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入耳惊心。
世界各国，在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同样的问题。日本战后的总理大臣吉田茂认为，这是东方国家在输入西方文明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同时付出的代价，还有整整几代日本青年失去了思想的欲望，他们沉浸于歌词之中，随着歌词成长。他们后来，被称之为“歌词中长大的一代”。真是惊人的相似啊。今天，我们的孩子，尤其是中学生，也几乎都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靡靡之音成长，电台、电视台、报纸娱乐版、制作商，全都瞄准这帮孩子，全天候轰炸。孩子们口袋里有钱呀，好掏呀，至于其它，暂且就管不了那许多了。这就是市场，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
所以冷不丁冒出来两个愿意免费办班的，就成了不和谐音。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可怕的是代表国家形象的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冷漠，和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一个社会的主流，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之外，主要是依靠知识分子来确立，而当世俗社会出现堕落倾向时，就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声音。我反对“知识分子也是人，怎么不该也堕落一把”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是丧失支撑它的精神结构，丧失价值系统，出现群起争利的局面，如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而这种情况的发生，知识分子难逃其咎。所以知识分子不仅无权堕落，而且也无权放弃自己的批判使命。可能会有人笑我们自作多情，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自以为了不起？那么换一种说法，如果大款们有挥金如土的权力，小燕子有颠倒众生的权力，别人有捧星、骂星、炒星的权力，琼瑶有制造公害的权力，那么我们就该有批评的权力，更何况社会批判的使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