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至6月的第十五次发掘之后，仅隔18天，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随着华北地区的沦陷，地处河南安阳的殷墟亦无法幸免，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1939年，一件无价珍宝终于被发现了：盗掘者在当地农民吴玉瑶家的田中（西北冈东区）发现了器体巨大的铜质方鼎。只从其初露的鼎耳上看，这件方鼎即不同一般，这令盗掘者欣喜若狂，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但鼎的形体庞大，要挖出确属不易，而此时天色渐明，这些人只得重新掩埋，作好标识，相约明日再来挖掘。经过几番折腾，这只大鼎的真面目大致显现在人们面前，然而不看则已，初见大鼎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大方鼎从底至耳通高137厘米，口部长度110厘米，宽度77厘米，如此巨大的方鼎是前所未有的，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任凭人们左摇右晃，猛拉死拽，大鼎却根本不动分毫。在各种办法想尽仍不见效后，他们只得以锯下一只鼎耳而结束，这件稀世宝鼎此后被重新埋入地下。几位盗掘者相约决不泄漏秘密，等待恰当时机，继续他们的发财梦。这事不知怎么传来传去，竟让日本侵略军听到了一些风声，遂派人到村中寻访，还派遣了大约一个连的士兵在殷墟上找来找去，企图探寻宝鼎的下落。几位盗掘者虽然都想发财，却不愿中国的宝物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他们很好的坚守着秘密，还拒绝了日本人出价70万元的诱惑。但他们担心日军找不到宝鼎会进行报复，只好忍痛割爱，将另外一只鼎交了过去，才得以蒙混过关。大方鼎从此一睡7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座宝鼎才被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后在内战中辗转流传，始归南京博物院。全国解放后，此鼎被调拨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进入我国最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殿堂，它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司母戊大方鼎。其历经坎坷，几经风雨寒暑，终于找到了它的归宿。这座大方鼎重量达875千克，难怪发现它时，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能够移动它。它不仅是殷墟考古史上，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它不仅反映出殷商时代冶铸青铜的高超技艺，也为我国古老、灿烂的文明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武官大墓的发现
在1950年的春天，新中国对殷墟的首次科学发掘开始了。他们在挖出司母戊大鼎的武官村北发掘了一座大墓，即武官大墓。该墓墓室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墓口至墓底腰坑深8.4米，有南北两出墓道，长都在15米以上，平面呈“中”字形。墓室用椁，从四壁印痕可以看出，椁底用30根圆木铺垫，椁的四面由9层原木井字形交叉相叠而成，椁顶也用原木铺就，外设夯土二层台。武官大墓早年被盗掘、焚毁，发掘者仅得鼎、簋、爵、彝、卣、刀、戈、镞等青铜器和玉佩饰、石器。石器中的磬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大型乐器之一，它正面刻有虎形装饰，悬挂轻轻敲击，可发出清扬的乐音。腰坑殉一执戈奴隶，东西二层台上布满人殉坑，排列有序，共计殉人骨41具。
墓室上部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84个。另外，南墓道埋殉1人、1犬、12马，北墓道也有2人、4犬、16马。总计为武官大墓殉葬的有79人，这些殉人根据埋葬部位及出土时的情况，可判断为墓主人的生前侍从、姬妾及奴隶等。
妇好墓的发现
1976年在小屯村北偏西约100米处，发现一座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的长方竖井型墓。这座墓深埋于当时的地面下7.5米，因而保存完好，未被盗掘。墓中出土的大量铜器铭文中有“妇好”二字，现称其为“妇好墓”。墓内随葬物保存完整，计出殉人16具，狗6只，葬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有青铜器468件（青铜礼器200余件，兵器130余件），玉器580件，石器63件，宝石器47件，象牙器3件，陶器、蚌器数十件，另有海贝6820多个，仅青铜器的总重量就达1600多千克，其中一件铜器铭文中有“司母辛”，在一件石牛上也刻有“司辛”的文字，知道妇好死后的庙号为“辛”，她即是武丁另一位称作“辛”的妻子。甲骨文中称作“妣辛”。“妣”是对祖母以上女性的尊称。
妇好墓出土雷纹盉
妇好的活动，常见于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她主要从事战争，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一位女将。如有一次她曾带领自属3000人的军队，与王室的军队1万人出征。这与妇好墓出土有大量兵器相印证。各类器物的造型、雕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因此，妇好墓被认为是3000年前的艺术宝库。
妇好墓中还发现了4枚铜镜。商代铜镜早在发掘侯家庄1005号大墓时已经发现一枚，但仅见一例，许多学者怀疑其可靠性，这次发现的4枚，证实殷代已经铸造出而且使用铜镜。铜镜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殷墟发掘成果综述
从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小屯村进行科学的发掘，至今已有70余年发掘的历史。这70余年的考古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商代后期这座都城的规模和布局。
殷墟遗址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两岸，面积约30平方千米。东起郭家湾村，西至北辛庄，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其中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是商代的宫殿、宗庙区，其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民住址和平民墓葬等，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是埋葬商王及其亲属的王陵墓区。
小屯村东北地是商王都的宫殿及宗庙区。从1928年开始，至今已发现54座夯土建筑基址。这组基址反映出当时宫殿的面积、规模十分壮观。有的基址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面积达1232.5平方米。这样规模的一座建筑，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小的，何况是在3000年以前呢！
宫殿、宗庙是商王们居住和进行政治、宗教活动的场所。商代王宫的防御体系是利用洹水和人工挖掘的壕沟构成的。宫殿宗庙区的北边和东边都滨临洹水，西边和南边则是用人工挖的壕沟作为护城河。经过考古探查得知，在宫殿宗庙区以西约40米处，有一条从洹水南岸起，向南延伸750米到达花园庄西，再东折抵洹水的深5米～10米、宽7米～21米的大壕沟。这条壕沟首尾同洹水相连，与洹水把宫殿宗庙区围成一个环岛，在当时战争水平下，是完全可以起到防御作用的。大批的甲骨就出土在这个宫殿宗庙区内。
在宫殿区以外，分布着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当时王室和贵族所使用的青铜器、玉器、骨器等有相当部分是在王都附近的作坊内制造出来的。在宫殿宗庙区以南0.5千米处，现今有一苗圃，在苗圃北，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这里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1万多块，还发现有工棚、作坊工人居住房等遗迹。在这个铸造铜器的作坊内只发现有铸造铜器的陶范、铜块、用于熔化铜块的坩锅等，却没有发现炼铜的遗迹如铜矿石、炼炉、炼铜炉渣等物。可以推知，在商朝这里只铸造铜器而不炼铜。原料是从其他地方运到王都的。商代的铜原料当来自南方，西周时有所谓“南金”之称，《诗·鲁颂·泮水》说：
憬彼淮夷（那强横的淮夷），
来献其琛（前来贡献宝珍）。
元龟象齿（特大的龟，洁白的象牙），
大赂南金（大车载着南国的金铜）。
古时“金”是指铜，不是今天所指的黄金。南方向中原王朝运送铜有专门的道路，称“金道”。有一件青铜器曾伯簠，这件铜器上的铭文中说：“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具既卑（沛）方。”意思说：能够除掉淮夷，控制繁阳之地，使运送金的道路畅通，这些功业多伟大呀！制造青铜器离不开锡，铜锡合金才成为青铜。“道”和“行”都是指道路。近年来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湖南省的麻阳、江西省瑞昌县的铜岭，安徽省的繁昌、南陵、铜陵、贵池、青阳等县都发现规模相当大的古采铜矿的遗迹。有的矿井中还出土了商代的用器。
殷墟铸铜作坊除苗圃北外，在薛家庄、孝民屯也有发现。从这几处铸铜作坊遗址出土的陶范分析，各处所铸铜器还不相同。苗圃北地所铸的主要是礼器，如鼎、簋、觚、爵等，用于祭神；薛家庄和孝民屯铸造的主要是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挖土的钁、刺杀的矛等。这说明手工业内部已有一定的分工。
在宫殿区以西的北辛庄和宫殿区的北边，洹河以北的大司空村，发现了商代制造骨器的作坊。大多是骨料、半成品的和部分成器。所制造的器物有凿、锥、镞（箭头）、束发的笄（簪子）等，笄特别多。商代人不论男女都留长发，当时人们是不剃发的，都是把长发盘在头上，用骨簪子束住。
商王都范围内，在埋葬死者时也是有讲究的，身份不同的人，各自有一定的埋葬地。洹水以北的侯家庄和大司空村是埋葬商王及其夫人的，在那里已发现13座大墓，被称为“王陵区”。
王陵区的布局，墓葬的分布，显然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共八座大墓，除一座假墓外，都是带四条墓道的。东区五座大墓，其中一座带四条墓道，三座带两条墓道，一座一条墓道。在东区大墓群间除有少量的中小型墓外，还有大量的“排葬坑”，即殉人坑。坑内被砍杀的人，是用来祭祀大墓的墓主人的。
这些大墓中都有丰富的随葬品，可惜全部被盗掘一空，只偶尔存留下一些劫余的物品，但也可看出当时王室使用器皿的豪华。如相传出自东区的一座“甲”字形墓中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达87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堪称青铜器之王。“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他们的母亲制作的铜器。武丁有一妻子死后庙号为戊，“母”是武丁之子对她的称呼，“司”是祭祀之意（也有的读作“后母戊”，后是女主之意）。
这座墓当然是武丁之妻的墓了。宫殿区东南的高楼庄后岗村，是商代贵族的墓区。在宫殿宗庙区以西的白家坟西、北辛庄南、梅园庄及郭家庄北，安阳发电厂东的范围内，是大批的小型墓，商朝平民的墓葬区，被称为“殷墟西区墓地”。
神奇的工艺技术
殷墟出土的材料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那墓内随葬器物的组合，这些器物都是从不同的墓中出土。大中型墓多有觚、爵、斝等酒器随葬，小型墓也有少量的陶质酒器，这说明用酒器随葬已成为一种风尚。史载商代后期社会饮酒成风，酗酒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向往在地下仍能像生前那样豪饮，因此以酒具伴随左右。
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有着极为高超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5000多件，器类有鼎、簋、方、彝、尊、觥、壶、瓿、卣、缶、斝、盉、甗觯、觚、爵、盂、盘、罐及锛、凿、刀、铲等几十种，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工具等类。它们造型奇特生动，纹饰华美，气魄宏伟，表现出精湛的铸造技术。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米，横长1.10米，宽0.7米，重达875千克。制作这样一件器物，要采用分铸法，先铸鼎耳，然后将耳与鼎身铸接在一起。鼎身四面每面要用两块范来铸，器底用范4块，四条腿每条用范2块，铸成这件大方鼎共用范20块。殷墟出土的熔铜坩埚，类似倒置的将军盔，其口部直径约83厘米，一次可熔铜12.5千克。要浇铸出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杰作，至少需要200人的通力配合，若加上制模、雕花、打磨等工序，其用工量就更为可观了。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器是用铜、锡和铅三种元素的合金铸成，三种金属元素所占比例是：铜84.77％、锡11.64％、铅2.79％，正合《周礼·考工记》记载的“钟鼎之齐（剂）”。这种青铜配剂法是商代工匠长期铸造经验的总结。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多种多样，有几何形、动物形，表现人事活动的图案，有平雕、浮雕、浅浮雕等多种手法，刻画细腻生动，情趣盎然。
妇好墓出土象牙杯
安阳殷墟出土铜觚
殷墟遗址和墓葬中除了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外，还有精美的玉器、石器、象牙器相伴出土。就妇好墓所出的580件玉器来说，它们可分为：礼器：琮、圭、璧、环、璜、璇玑、簋、盘等；仪仗器：矛、戈、刀等；工具及生活用具：斧、凿、锛、锯、铲、镰、纺轮、杵臼、耳勺、匕、梳等；装饰品：簪、镯、串珠、玉人、龙凤、怪兽及各种动物。妇好墓出土的玉雕动物达27种，大多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匠人们运用线雕、浮雕和圆雕等不同手法，形象表现了各种动物的姿态，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玉龙雕刻，昂首张口，作腾空而起之势；玉凤短翅长尾，飘然欲飞。十多件玉雕人像，呈跪坐姿势，就像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这些人像，浓眉大眼，高高的颧骨，有的戴冠，有的盘发，有的着装整齐，长袍边上绣几何形图案，有的赤身裸体，再现了3000年前形态各异的中国人。这批玉器不仅造型多样，品种齐全，其出土时的湿润晶莹、光泽鲜明，说明商代后期琢雕玉器的工艺和抛光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很可能已出现利用轮子来带动蘸着研磨砂的圆形工具对玉料进行琢制的工艺了。
石器的琢制也是匠心独特，与玉器相映成趣。礼器有罐、豆、壶、瓿、盂、觯等，乐器有石磬，工具铲、杵等都具有实用的价值。用于建筑物上的大型石雕动物，如熊、虎、猫头鹰等，背上都有一个深槽，以便嵌入墙上的突起部位。
象牙器的数量虽不多，但制作精美，丝毫不逊于玉器，且更显得富贵华美。其中，妇好墓出土一对用象牙根部雕刻的杯就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瑰宝。杯口外撇，唇薄如蛋壳，形体类似酒器觚，腰身有把手，把手中部外侧刻一兽面和兽头，杯的通体雕满精细花纹，分组排列，各组纹饰之间用绿松石镶嵌的细线隔开。
殷墟出土玉虎
另一件带流虎杯，除全身饰满花纹外，在把手的下端还雕出一立体的老虎。虎头朝上，臀部突起，尾上卷，四肢前屈，像正在行走，使整个牙杯充满了活力。殷墟制骨作坊遗址曾发现小型青铜刀、锯、钻和粗、细砂岩砺石等制骨工具，用这些工具同样能对质地坚硬的象牙进行裁、剖、削、磨等整治加工，充分发挥青铜工具锋利、坚韧的优点。但对牙料进行更加细密的加工，雕刻出与铜器、玉器媲美的器型、花纹，且线条卷曲自如，刻度深浅适宜，成为别具风格的艺术作品，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远古精湛的工艺技术是怎样产生的，精美的工艺制品和青铜器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盘庚当上国王的时候，国都在奄，即今山东省曲阜。商朝的疆域西边已达今陕西中部西安一线，南到湖北省北部，北抵河北省中部及山西省的中南部。而国都奄却偏在东边，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如何能对远在西边的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