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四名遭受到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不但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绑匪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自己并不痛恨歹徒，相反却表达出感激之情。他们的理由是，绑匪们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对他们照顾有加。而对警察及司法机关，他们却采取了敌对态度。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丝婷竟然爱上了劫匪奥洛森，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件事情的发生，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
无独有偶。
1974年2月4日，美国加州地区激进武装组织“共生军”
（SymbioneseLiberationArmy）绑架了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9岁的孙女——帕特丽夏·赫斯特（后简称帕蒂）。是时，帕蒂被软禁在旧金山大学附近的金门大街1827-6号公寓里，只能不时通过电话向父母报平安。“共生军”通过控制帕蒂人身自由的方式，对其父母进行了怪异的勒索：要求赫斯特家族捐出六百万美元的食品分给加利福尼亚当地的穷人，救女心切的赫斯特夫妇不得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分发食品的现场，大批的穷人因免费得到食品而过度兴奋，以至于出现了哄抢的场面，导致了大规模骚乱的发生，之后警方的介入使这项活动终止。
由于帕蒂出身名门，她的被绑架惊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大批媒体对此围追堵截，纷纷安营扎寨在帕蒂父母家门口，以期获得最新消息。帕蒂的父母与共生军反复交涉，要求释放帕蒂，结果被拒绝，此后双方的谈判戛然而止，赫斯特夫妇再没收到任何有关帕蒂的消息。
在帕蒂的家人均以为她遭到不测的两个星期后，却意外地收到了几盒录有帕蒂声音的录音带。出人意料的是，在录音带中，帕蒂开始赞美起“共生军”来。对此，赫斯特夫妇坚持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受了胁迫才这样说的。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两个月之后，这几乎让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啼笑皆非：1974年4月15日的上午9时40分，美国旧金山日落大道的爱尔兰银行遭遇了抢劫，劫匪中竟然出现了失踪两个月的帕蒂。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帕蒂在抢劫中手持卡宾枪，神情激动，表现得异常投入。
尔后，帕蒂的家人再次收到了她寄来的录音带和“共生军”的宣传单。宣传单上，是帕蒂头戴贝雷帽，手执卡宾枪的英姿。她身后，是共生军的标志画面——盘踞的七头响尾蛇。帕蒂在这次录音中宣称自己已加入“共生军”，并表示要与自己出身的资产阶级家庭决裂。
此时的她，已改名为“Tania”（塔妮娅，切·格瓦拉女友的名字），并同一名“共生军”组织成员坠入爱河。
1975年，也就是在帕蒂加入“共生军”一年半后，她和另外两名“共生军”成员在旧金山被FBI逮捕，直至被法院起诉前，她还歇斯底里地大骂自己的父母是猪。这两个真实而滑稽的故事，让人看了说什么也笑不起来。作为受害者，竟然对施害者产生认同感，甚至加入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这种呈病态的情感及行为令人非常费解，于是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
人们在对此做出深入的研究后却发现，这不仅仅是个案，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围绕着这种心理反应所衍生出的一切行为，则被认定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病症的首次发现是在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之后，故将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有四：
1.受害者受到重大的威胁，包括并不仅限于生命；2.受害者会得到施害者给予的小恩小惠；3.受害者处于封闭的环境下，只能得到施害者单向给予的信息；4.受害者感觉无路可逃，或对脱离施害者的控制不抱任何希望。
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
实践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获得者，既可以是一两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要有施暴者与造就病征的四个条件共存，就会产生这种病，而且这种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惊。
如，清朝雍正年间，儒生曾静因阴谋煽动造反而被捕入狱，经历了囚禁、审判后，低头伏法认罪。谋逆本是大罪，理应处死。然而可以杀掉他的雍正帝，不但没杀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小官做，这使得曾静的态度大为转变，对朝廷对皇上感激涕零，臣服得五体投地。而后跟随朝廷大员辗转于江宁、杭州、苏州等地，对官办图书《大义觉迷录》进行反复宣讲，其言辞中谄媚之色令闻者不忍卒听。
显然，曾静是感染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罪臣）谢（皇上）不杀之恩”。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鞅的变法也是在制造这种疾病，而且异乎寻常的成功。《史记》中对此有很含蓄的记载，说商鞅变法初年，上访声称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数以千计，在强制执行新法后，按部就班过了十年，秦国百姓开始对这法产生了好感，当年诋毁这部法的，在十年后纷纷到首都去夸赞这部法的优秀。
人所共知，商鞅的新法非常苛刻，动辄便大刑伺候；同时又引导性地给以恩惠，如拜爵获赏等；用户籍管理，禁止旅店营业的办法将人口锁定在固有的生活区域，既不能逃逸，又无法拒绝官府单向给出的信息。这些条件恰恰够得上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从秦国百姓的行为上判断，正是感染了这种疾病且症状表现得很典型。
弗洛伊德曾说，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医学、社会学并没有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国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对于这一病征的制造却不是一无所知。法家理论中的“重刑薄赏”，一些权术论述中所谈及的“恩威并施”，都是对人这种心理疾病进行的有效运用。
从经济角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发现这是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即对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无限高，而顺从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额外的收获。作为生物体本能的求生意识就会做出最经济的选择：顺从施害者并选择站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在受害者脱离施害者后，一定时间内，心理行为的惯性仍然延续着曾经的经济意识，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种扭曲的经济意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淡化。当然，因个体差异，也有极个别的特例，在脱离了受害环境后表现了剧烈的不适感使其走上极端，如王国维的自杀。
与暴政无关
抛除人道因素考虑，利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于维护政权统治是非常有效的，而造就这种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与刑罚，是这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暴政并不是维护统治的天敌，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联系到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立国之本，若仅从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讨论政权稳固与否的问题，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导致社会对威胁感体会得不够强烈，于是才有了颠覆政权的愿望。
换句话说，秦帝国的衰亡与暴政无关。因为“暴政亡秦”这种说法的逻辑基石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构筑在其之上的一切说法，必然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换言之，只要立足于科学视角，以暴政作为切入点来探寻秦帝国的衰亡原因，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因此，若要探寻秦的衰亡真相，只能另辟蹊径，重新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七帝国的涅槃短命的秦帝国只经历了十五个春秋即宣告寿终正寝，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结局。尽管秦帝国终结得如此迅速，可它的灵魂却是巡睃在华夏大地上永不消散，这不生不灭的状态正符合一句佛语：涅。那么这涅后的帝国为后世留下了些什么？
无知者无畏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烽烟四起，到处有人“起义”，所有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外如是。我们姑且暂时先不去预设起义的原因，转而先去考虑到底是些什么人参与了武装反政府组织，又是谁在试图颠覆秦政权。
陈胜、吴广，出身佃农，是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不甘心在被食利阶层终老，一直在试图寻找着跻身更高阶层的机会。倘若早出生个三四十年，尚可赶上秦征战六国。及早到秦国参军，尚可凭借健康的体格搏一搏军功，以期获得爵位和封赏，使自己所处阶层有所提高。而秦一统天下之后，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固化，这个群体的人几乎永远不会再有阶层跃迁的机会了，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本。
从他们揭竿起义前的酝酿中可知，他们造反的政治旗号非常可笑，是假借了公子扶苏和项燕名义。殊不知，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强行将这两个人的名头捏合到一起做政治旗号，着实太过不伦不类。对此，除去无知者无畏外，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形容。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陈吴二人只听过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名字，而对其他为政者几乎一无所知。
好在公子扶苏和项燕已死，死人不能复生，不能出来和他们对质，这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在历史记载中，不曾看到陈、吴二人有何政治目标或政治理想，从他们造反的出发点不难看出，他们对推翻大秦帝国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捞一笔利益供个人享受而已。
倘若条件合适，利益足够，哪怕做山贼土匪，他们也会欣然前往，趋之若鹜。至于他们筹备谋反的举措如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则均属鸡鸣狗盗，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
说到底，自比天鹅、大雁的陈胜，无非是个惟恐天下不乱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后称王时对待故交的态度，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的他，早已将年轻时“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忘在了脑后。
然而正是这文盲加流氓，却撕开了秦帝国华丽却藏满虱蚤的长袍，撰写了王朝更替的历史扉页。
客观地说，大泽乡的叛军与当时天降大雨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对于陈胜、吴广二人来说，天降大雨赶不上工期只是个借口，更是个条件。即便没有这场雨，他们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滋生出其他的事端。只是他们恰逢秦帝国最高政权更替，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起兵，才有机会被载入史册。若是政局稳定，一群乌合之众的武装力量，短时间内就会被政府武装直接镇压下去，几乎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秦末这段动荡时期里出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者，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陈胜、吴广这样的平民或小吏，他们都属于被食利阶层，典型的如武臣、韩广、刘邦等人。他们均是无法从政治体制内获得养分的人，更没有谋求阶层跃迁的途径。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而又不满于现状，在特定的时期里，他们就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生力军。
寻求事业的发展是主流的想法
这里我们似乎触及了些历史的实质：比起条件艰苦环境残酷，人们似乎更惧怕没有希望。秦帝国的一统华夏，使得神州大地上再无大规模战事发生，军国制度的骤然停摆，断绝了无数人试图以军功封侯拜爵的梦想。
通过军功晋升的这条快捷通道被堵死，而又无其他晋升通道，这使得被食利阶层试图在体制内寻求社会阶层跃迁的机会大约为零。被忽视的晋升需求在体制内得不到满足，被食利阶层就会寻找体制外解决的办法，自己创造出社会阶层跃迁和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毫无疑问，用武力解决此类问题往往直接有效，因此，在适宜的条件下，被食利阶层所参与的武装暴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有史为证，《史记》中曾记载，在陈胜刚刚自立为王时，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陵县人秦嘉、铚县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县人丁疾等都各自单独起兵造反，这足以证明陈、吴造反事件绝非偶然，只是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其他人，除了等待时机外，还持有观望态度，在等首开先河者的出现。一是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二是控制风险。通俗点讲，就是先看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会有什么下场，倘若没便宜可占，就暂缓或放弃造反行动。
有一种先天优势叫继承
然而被食利阶层并不是造反起义军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起义者的主体是原关东六国的旧贵族。他们的政治野心可不是陈胜、吴广这些不入流的小流氓可比的。有代表性的如项梁项羽叔侄俩，如称过齐王的田儋（音同“丹”），称过赵王的赵歇等人，他们才是真正动摇帝国根基的中坚力量。甚至许多平民草根出身被拥戴为王的人身后，都有这些旧贵族的支持，如韩广等人。
旧贵族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推翻秦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让官府为自己服务，成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工具。从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上看，旧贵族的见识，政治视野的宽度，政治素养的高度，军事行动的理解程度及对可利用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些都让平民草根出身的谋反者难以企及。
与政府军对抗过程中，旧贵族组织的军队与平民组织的军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准和战斗力，这点从历史进程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只有少部分贵族率领的军队外，其余造反军队在政府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应该说，陈胜死后，纯正的草根军队就已经彻底没有了，剩下的反秦军队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旧六国贵族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