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宾说：“我之所以要给你讲清楚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人们常常因为一些思维的惯性定律而使思维产生一种误区，特别是在侦破一件案子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那些聪明的罪犯便会利用这种误区让自己变得更为安全，而那些执着的人则往往陷入自己思维的误区难以自拔。像在这个案子中，局长先生便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所抱的心态与猜谜游戏中的新手的心态非常类似。其实局长先生太主观了，他完全没有考虑D大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并且很擅长深思熟虑的人，而这件案子D大臣正是利用了局长先生的思维惯性，用非常简单的本质制造了一个看上去难以破解的非常复杂的表面。我非常肯定局长先生一定根本没有想到他千辛万苦寻找的东西自始至终就在他的眼前，只是这是一个被人认为太过冒险和显眼而不可能的地方，但是没有人想到这反而是最为保险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惯性，人们以为谁都能想到的地方对手肯定也会想到了，所以这样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不用考虑的。在这个案子中，局长预计的正是如此，但是D大臣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不仅聪明而且敢于冒险，他算准了警方的思维误区，所以将信件放到了最为危险同时又是最安全的地方。”
杜宾对D大臣如何进行信件藏匿也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我在设想D大臣是如何藏匿信件时，我觉得以他那种远比常人聪明的才智和他本身的大胆以及他一向都很洒脱的性格，他一定有着十分精妙的藏匿手法，而且他的选择也一定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猜，他或许从来就没打算将这封信藏匿起来，因为我认为他的素质，其思维必然已经跳过了‘把信藏起来然后再被找到’的层面。而且如果他没有藏起这封信，对他来说，除了警方不会想到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随时拿到这封信并及时地利用它。因此，D大臣的选择只是将信随意搁在一个警方思维误区中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一点绝对超出了警方之前的各种假设。”
杜宾此时才向我说明自己去拜访D大臣的事，这一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把其中的经过告诉了我：“当我确信了刚才所说的那些想法之后，我便戴了一副绿色镜片的眼镜，在一个大好天气的清晨，去拜访了一下D大臣。我径直去了他的住所，D大臣果然在家，而且如我预料的一样，他看上去有些疲惫，我想这是他再次夜不归宿造成的。从表面上看，D大臣是一副非常无聊的样子，这自然是他装出来给我看的。我肯定，他一定会在他人面前凭借自己的演技伪装、掩饰自己，这样才不容易被人看出他内心的想法；但是我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一个活力十足、非常机警的人。”
杜宾向我讲述了他与D大臣的见面过程：“D大臣既然在我面前装傻，那我也像他一样把自己伪装起来。我说自己这些天来眼睛实在很不舒服，所以才失礼，不能摘下眼镜。其实，我之所以要戴着这副眼镜只是不想让D大臣看清我仔细观察他的眼神，我用非常热烈的情绪和他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我的根本目的就是借此近距离地观察他以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杜宾谈到了他在D大臣家中的收获：“在他家中，我发现了就在D大臣身边的那张书桌。这是一张堆满了各种信件和文件的书桌，在桌子上面还有一些乐器和书籍。我借故仔细检查了这张书桌上的东西，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件。”
杜宾又说到了他的另外发现：“除了书桌之外，我又仔细观察了房间中其他可能存放信件的地方，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颜色很俗却颇有特色小架子。这是一个卡片分类纸盒的架子，卡片纸盒是悬挂在上面的，在盒子的上头有一条蓝色丝带，但这条蓝丝带已经很脏，它连着盒子挂在壁炉下边的一个黄铜把手上。就在这纸盒中，有很随意扔在里面的几张卡片，另外还有一封信。而那封信表面上看同样很脏，好像完全就是一封一直想扔掉却总忘掉扔的信。这封信好像是从中间撕开的，看上去几乎就被撕成了两半。在这封信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图案，其中的第一个字母是D——这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而收信人也是D大臣的名字，其中的字迹很纤细，似乎是一个女人的笔迹。信就胡乱扔在了纸盒架子的最上方，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是一封完全不重要的普通信件。”
杜宾进一步描述了发现这封信之后的情况：“对于这封信，我看到后立刻确定这就是宫廷失窃的那封重要信件。首先，这封信与局长先生之前的描述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局长对我们说的是在这封信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红色印文图案，其中有S家族所专用的公爵徽章，可是这封信上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图案，而且其中的开头字母是D；且这封信上所写的收信人是D大臣的名字，而且字迹是如同女人的笔迹的十分纤细的字，如果我没记错，局长告诉我们的是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宫廷中的一位大人物，且写信人的笔迹是十分刚硬的。表面上看所发现的这封信除了在信件尺寸上符合局长先生所说的情况之外，其他方面都与局长先生所描述的情况有所差距。另外，这封信看上去非常脏非常皱，好像是被随意扔进纸盒架中的。要知道D大臣可是一个办事非常细致的人，他一向对生活的要求很高，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随意的情况。之所以是我所看到的情况，那只有一种可能，即他在故意制造这封信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观感。可是，这正是欲盖弥彰的失策，更容易引起敏感人的怀疑。”
杜宾向我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我个人是十分想亲自查看一下这封信的，因此，我便想尽办法与D大臣聊一些他十分有兴趣的话题，这样就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拿到这封信。在与D大臣聊天的过程中，我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将这封信的各种特征全部记到了心里，除此之外，我甚至发现了其他的新线索，而也正是这些线索让我心中困惑了很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些新线索就是这封信的边缘被磨损的地方看上去和正常情况下出现的不一样，按理说只有信纸的纸质比较硬才会出现这种磨损，而且造成这种磨损应该是反复折叠过多次，但是我发现的情况与这个推理是不符合的，这封信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其实只是把信封翻转过来之后又重新将收信人姓名填好再盖上封印的。当我观察好了所有情况之后，便向D大臣告辞了。当然，我不能就这样走掉，而是故意把自己的一只黄金鼻烟盒假装遗忘在他那里。”
杜宾继续讲述他的探险之路，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来到D大臣家，我的理由水到渠成，那就是取回我昨天落在D大臣那里的鼻烟盒。虚与委蛇地聊了一些无聊的话题之后，突然从窗外传来一声很大的爆炸声，之后又是一连串的惊叫声和不少人的尖叫声。这显然不是D大臣意料之中要发生的事，于是，他迅速跑到窗边，急切地推开了自己的窗户，试图看清楚外面到底出现了什么变故，这是我绝好的机会，我毫不犹豫，立刻走到那个壁炉纸盒架旁边，将那封信迅速扔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迅速拿一封在外观上和原来的信件几乎一样的赝品放在那封信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封赝品信件是我头一天从D大臣家离开之后准备的，我确信我的模仿是惟妙惟肖的，很难被认出来。”
杜宾接着讲到了自己是如何脱身的：“原来在街上发生了一件持枪男子胡乱朝街上行人射击的暴力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但这个疯子很快就被巴黎警察制服了。D大臣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中和我身上，他非常敏感地向我问道刚才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就待在他的身边，一起查看窗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多待在这里就多一份危险，所以，很快，我便向D大臣告辞离开了。你可能会问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恰好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了骚乱这个意外？那我要告诉你，好运气只会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街上那名制造混乱的持枪疯子，是我事先花钱雇人假扮的。”
“那你怎么不在第一天去D大臣家的时候，”我问杜宾，“便将那封信拿走？为什么还要多花时间和找什么制造混乱的人这么麻烦，再去冒一次险？”
“这个当然有我的理由，”杜宾解释说，“其实D大臣是一个表面温文尔雅，但实际上非常疯狂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另外，他的手下也都不是吃闲饭的。如果我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草率行事，那我告诉你，我是不是能从他家中活着走出来都成一个问题。当然，我这么做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还有其他的打算。你很清楚在这件事上我是站在‘女大人物’的一边的。而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D大臣总是凭借这封重要信件迫使大人物就范，从而让自己不少的目的都顺利实现。如果我们成功地拿回了这封能够要挟大人物的信，让大人物再次占据主动，而我们聪明大胆的D大臣却一直还蒙在鼓里，用一封假信件去继续要挟大人物，那么成竹在胸的大人物就可以反告D大臣的诬告之罪，从而一举将D大臣的政治势力以一个合理的理由清除掉。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要知道D大臣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富有才情的优秀人才，可是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再说，假如我没有成功逃脱，完全可以突然拿出这封真信件，让仍然毫不知情的D大臣措手不及，同样也是能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当然也是最后的手段。”
“难道在你制造的那封假信里你还留下了什么其他的话吗？”我问杜宾。
“你说的不错，如果我不在假造的信中写点什么，”杜宾回答说，“岂不是太浪费这次大好的机会？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在维也纳的时候D大臣曾经对我进行过一次羞辱，但当时我实在没有能力还击，因此只好看上去很有风度地对D大臣说：‘没有关系，但我会永远记得今天所发生的事的。’我的话，恐怕早被位高权重的D大臣给忘记了。可是既然我自己没有忘记，而且，又碰上了这次绝佳的报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D大臣可是一个十分喜欢思考和推理的高手，他必然希望能够找出自己失算的所在，既然如此，我何不在这封少有机会给他写的信中给他一些侦查的线索提示？我想，凭借他的聪明和睿智，必然能够推断出这封信是谁写的。至于我给他写了什么，那是一句来自克雷比荣一部和复仇有关的剧本《阿特留斯》中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
这个足以导致毁灭的复仇计划，在阿特留斯眼中或许根本不值得，但是对希斯特斯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