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视点公共关系有限公司总经理
当初认识你，就觉得你和一般的上海女孩子不太一样。
有可能，哈哈。因为我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无锡人，但他们原先都在部队里。所以，我小时候是在北方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一直到8岁时才回到上海。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性格中带有一点北方人的爽朗。记得刚回到上海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是“这个女孩子非常的纯”。而且我的性格中是非观念很重，包括在大学里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会站出来打抱不平。
我小时候是听郭兰英的歌长大的，一直想做一个歌唱家。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大礼堂里对着下面2000多个大兵唱歌了。后来，我们大院里的许多小朋友都要去上学了。我年龄还不到，去了三次人家都不肯收我。然后，我就在那边哭。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读书。最后，有人对小学校长说，这就是那个在文艺演出时独唱的小姑娘。结果校长网开一面，就收了我。
高中的时候我是上海电视台“你我中学生”节目的小记者，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媒体了。我17岁那年，都快高考了，还在折腾我们区高三学生18岁生日的联谊活动，还说服了区团委一起搞这个活动，并跑到吴淞化肥厂拉来了300元钱的赞助。1987年的时候，物价指数比较低，300元钱还是很能派用场的。当时，我要协调所有的事情，包括彩排、导演、舞台监督等。这对我的锻炼是很大的。
当初离开兰生大酒店自己开公关公司时，你对这一行好像懂得并不多？
是的。但我认为自己一直比较好学。这一路走来，我都在虚心地学习。当时，我比较没底的是我没有在国际公关公司从业的经验。这可能是我比较欠缺的一点。所以，一开始，我都是通过“偷师”的方式去学习的。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最好的标准在哪里，也没有一个老师可以教我。1997年的时候，杜孟在爱德曼，说有一个小活儿要交给我干。当时我们公司才两个人。杜孟让我们负责邀请上海一些主流媒体的高层来与客户会面。这一过程中，他给我的每一封邮件、每一份传真，我都像宝贝一样地珍藏着，仔细琢磨他的措辞和格式。这就是我的学习方式之一。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特点，没有太多可借鉴的先例，只能像海绵一样来学习和吸收。
刚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特别是专业公关公司和企业公关部之间的差别，有时确实感到难以很恰当地把握。但我毕竟做了6年的酒店公关，我最起码知道了公关专业领域的一些知识，知道了客户端的运作方式，包括公司政治、内部流程、部门关系协调等。那么创办了专业公关公司之后，就会注意尽量从客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打动客户。其实这和现在做营销是一个道理。
每个客户的运作方式和喜好是不同的。好在我们接触得比较多的是外资企业，他们的运作方式有点相似。比如，他们一般不喜欢计划外的东西，他们甚至不强调应变，觉得应变就是意外，是准备不够充分的表现。所以，做计划一定要有预见性，才能防患于未然。最好的准备就是杜绝意外。我的感觉是，公关公司的客户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客户期望值的管理。你帮助客户确立合理的期望值，并达到他们的期望值，这就成功了。
虽然刚开始有点担心，但是接触久了之后，就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首先我们非常熟悉媒体的语言体系。虽然以前我经常接触的是跑某一条线的记者，而专业公关公司需要接触各种行业的记者。他们关注的领域是不同的，但还是有共性的方面。他们所喜欢的公关公司的特质也是相同的。我们坚持事先把功课做好，给媒体最完整最全面的信息。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不拘泥于一篇新闻稿，而是准备了很多篇稿子，并把新闻稿拷在3寸盘里交给记者。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了。这在当时还是非常领先的做法。这样给媒体的印象就非常好。
2002年的时候，怎么会去参加IABC举办的“金鹅毛笔奖”案例评选的？
哈哈，这还是杜孟推荐的。前面说了，我和杜孟是1997年认识的。记得当时我们按照他的要求，邀请了上海一些主流媒体的高层与客户见了一次面。他非常高兴。不过这个活动是以杜孟任职的爱德曼公司的名义做的，我们只能躲在后面，不能和客户正儿八经地握手，连自己公司的名片也不敢发。但通过这次活动，杜孟也知道了我们的工作水准，觉得我们公司虽然规模不大，还是很有潜力的。他对我们公司的印象还是蛮深的。打这以后，大家就陆陆续续地保持着一些联系。
2001年年底的时候，杜孟知道我们做了“奥妙新妈妈”活动。他觉得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就建议我把这个案例报送给国际商业传播人员协会（IABC），参加“金鹅毛笔奖”评选。当时还不太了解IABC这个组织，就觉得对方对案例的选送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有整个项目的项目策划书，有各种剪报，还要你证明你的新闻稿是如何被媒体采纳的，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们要求你把原先写的稿子和报纸上刊发的新闻稿一起呈送上去，还要你互相对照。比如说你把这段文字划出来，这是我的稿子写的内容，然后把报纸刊发的新闻中一模一样的文字标出来，要能全部对得起来，从而证明报纸上的新闻稿确实来自你所撰写的稿子。还有照片也是一样的。你要把你发给媒体的照片，与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进行比对。而且，他们还一定要报纸原样，不接受复印件。再加上老外看不懂中文，我还要把所有的中文都翻译成英文。这个工作量确实很大。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忙着准备选送的案例材料了。但在这一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了解了国际上对这个行业的规范要求，在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选送的案例后来获得了“金鹅毛笔奖”。因为要领奖，我去美国参加了IABC的年度大会，印象也很深刻：全球性的会议，1000多个人出席，但只有6个人在那里做会务，而且井井有条。这让我非常吃惊。我就想，是不是老外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还有一些精心设计的现场活动也很有意思。比如，会议期间有一个交流活动，叫“不出声的拍卖”，要求每一个参加活动的人都带一份有特色的礼物，也不需要特别贵重的，哪怕是一份报告，一份案例，都可以去拍卖，拍卖下来的钱就投入他们的研究机构中。我就带了一套紫砂茶具过去，然后就在旁边的卡片上写上一个价格，比如说20美元，谁看中了就会在卡片上竞价，最后填写价格最高的那位可以拿下这套茶具。这还是挺好玩的。还有他们的培训也很有水准。比如他们培训演讲的技能，就专门找了一个美国的演员来现场示范，让现场动起来。我觉得，中国人其实不是很擅长做演讲，但似乎每一个老外都很能忽悠。所以，我专门去听了这个演讲的培训。整个过程真的很有趣，主讲人让一个房间的几十个人都站起来，教你如何在长时间站立的演讲中巧妙地掌握你身体的重心而不感觉到累。这样的培训，听众也不会觉得很闷。当然有的议题也会涉及行业内比较先进的东西，包括一些技术方面的探讨。由于时间比较短的关系，很难说我到底学进去多少，但起码有一点很有帮助，我知道了全球传播领域最新的潮流是什么。而他们的会务管理也让我受到了很多启发。
所以，2007年我们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和IABC合作搞专业资格认证，我就特别激动。我皮夹子里一直放着IABC的会员卡。那次在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上，我一下子就拿了出来，搞得别人觉得我就像托一样，哈哈。
作为一个女性，你是如何处理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的？
对于家庭生活来说，理解和支持是最主要的关键词。这是维系夫妻、家人关系的根基。我先生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的。我父母也很支持我。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从事业上来说，我觉得公关的目标就是提高组织效率，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达到企业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我非常强调这一点。在公司里，我尽量把内耗降低到零。一旦发现员工有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我就会进一步去了解，如果确实人品有问题，我会让他立即走人。应该说，我这人计划性还蛮强的。我一直在叮嘱我的员工，要尽量做到完美。一旦有问题要解决，我就会和大家坐下来理理思路。思路清晰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想，识货的人是辨别得出一家公关公司的专业性程度的，彼此的信任也是因此而建立起来的。一旦和客户建立起信任，后面的工作就很容易做了。
我从小做事非常认真，写字写得不好一定要擦掉重写，有时甚至反复擦，一直写到最完美为止。我的性格像我妈妈，比较外向。但我先生对于我的评价却是性格偏内向。他说的内向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自己默默承担着。其实，做公关的女性应该是“千面女郎”，面对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要能够融入他们的话语体系，性格上的可塑性也要非常强。
所以对现在的状态自己还是蛮喜欢的。我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我一直觉得拼命挣钱是男人的事情。对于物质方面，我没有太多的追求。我们公司是为数不多的不定营业指标的公关公司。我的目标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坚持做我的精品公关。我从中得到了成长的乐趣。而目睹公司员工的成长过程，我也觉得很有乐趣。这个时候，我就体会到了一种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