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章里我一直是特别绝对化非常极端的。并不是说人的性就安静了,就变得中庸而温吞了。王:我当然是跟你正妤相反了。陈:我没有你那种大男人的勇气。我比较脆弱(笑)。
王:男作家确实比女作家空间大点。比如我说点脏话,别人最多说你没教养,也就算了,其实宽容度挺大的。把我说成痞子我不太在乎,但如果把一个女的说成女痞子确实人格侮辱性就更大了。
陈:所以我对媒体始终低调。
王:我觉得你对社会介入不太关心,比如你在书里强调不关心政治?
陈:这是一种姿态吧。这种姿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王:比如前些日子评论金庸、鲁迅这些事,你关心吗?陈:好多事我没跟你沟通过,但有时真是一拍即合。我觉得你还没敢说够呢,我说出来可能更过。
关于陈染之矛盾
王:日记体文本《声声断断》中,我们可以看到妤些你内心的挣扎。1997年的时候你希望过“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的具体瑣碎的生活,但1999年时又开始怀念过去那种沉溺于思想的生活,你好像一專在两种模式中摇摆。
陈:其实咱们都‘矛盾的人。不可能表面安静了就消失了内心的疯狂。
王:再回到那个两种生活模式的话題。你好像有时特别想世俗点,“小女人”点,吃饱芽暖,有大房子,都被伺候好了。你强烈表现出你的生活乐趣,比如你喜欢逛商场,你一点不貶低这样的事情的。但是你又表现出喜欢独处,一个人在街上散步。这两种生活模式交替出现,搁在一起矛盾吗?
陈:不矛盾。我基本上生活在大城市繁华地区这样的环境,这个适合我,到处琳琅满目霓虹闪烁灯红酒绿……
王:我是说,如果让你过真正小女人的生活你干不干,比如嫁一个丈夫,整天给他煮饭生孩子。
陈:干嘛这样绝对。我试过婚姻那样的日子,觉得自己不适合整天陷入那种琐碎。
王:也就是说小女人的生活你想想可以,但是真让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就受不了了。
陈:你其实还是把感性物质化的状态与精神深度的状态,绝然对立起来了。这是你特别男人的地方。女人不是这样的,物质的繁华,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向往与她的智力的高度一点不沖撞。
王:我指的是你个人生活上不会发生矛盾吗,比如做饭生孩子那样的事会极大地侵占你的时间。如果有个孩子,就很少有时间一个人上街遛达了。你做过这样的选择吗?
陈:完全沉溺于锅碗瓢勺肯定受不了。整天处于“知识分子”深刻状态也受不了。我是真喜欢和朋友聚会、逛街之类的,尤其不是功名场上的那些朋友,我是特别愿意的。喜欢挑衣服,选工艺品,买好吃的,我的购物欲望非常强。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挺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王:你会做饭吗?
陈:会啊,但说不上多热爱。有多少女人是因为发自内心热爱做饭啊!谁都喜欢吃饭。
王:就是说不管在文章里如何思考,你在生活中还是一个特别正常的女人。(坏笑)
陈:两者是统一的。比如说你吧,如果你只喜欢终日著书立说,深沉思索,不喜欢和女孩们玩玩,你觉得生活有乐趣吗?
无论男女,生活中肯定都喜欢那些有趣、有创造性的事。
写作之语言
王:你好像努力把交际面缩到最小,我肴你行文中引经据典,那么你获得资源的方式是读令吗?
陈:看书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但我不是坐在那儿生琢磨的,还是有感而发。潜在的东西一开始还没成形,后来就渐渐清晰了。其实每天的生活都是途径。
王:你的作品中很少有方言?
陈:这是个人习惯。我从一斤始写作就这样。
王:词汇量有一个增长的过程,比如我的词汇大多是看别人书得的,口语是听别人讲话来的,经验得来的,那你的词汇资源主要来自哪里?
陈:读书是别人的想法,读书只是知道别人的事,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但无形中对世界观会有影响。所以也难说这样的资源占多少比例。
王:我在写心理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无以言状的感受,需要组织句子描述。口语一般比较适合描述具体行为,不太方便描述心理活动。那肯定拿些中国既有的文言和国外翻译的东西,都是我的词汇来源。像你那样比如说“陨逝”那个词,你有清楚的概念吗?
陈:我只是凭感觉,一种情调,我是当成坠落的、凋敝的、残破的、伤感的感觉来使用的。
王:就是说你很感性地使用?
陈:貼近内心的东西,用太实在的字词和语句表达起来显得太硬,它需要模糊的。
王:小说和心理著作的区别可能就在于这种语言的使用上。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定义明确的词都会限制感受。
你在技术上碰到过困难吗?汉字本身确实有它的语序,它本身是死的,可是心理状态是连贯的。我觉得描述心理流动时,很难把句子写活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障碍。
陈:这个我行。因为我长期那么写,我就特别能抓到某种模糊语言貼近那个原本的状态。比如说某种现代音乐,它的声音就是一种效果,它不一定有鲜明节奏或旋律,但是它就能给你一种情绪一种情调一种精神状态,你就很难用铿锵有力或者缠绵悱惻几个简单的具象的词来概括。你只能用一些模糊的抽象的词,就是它了。文学也是这样。’你拿一堆这样的词往那状态貼近的时候,过程特别愉快。王:有人评论过你的语言风格吗?陈:好像没有。
王:没有人把你归入华丽或者婉约派吗,比如我们刚才看你的《声声断断》,就说有宋词的感觉,好像当代李清照……(笑)
陈:是吗?
王:那些词看上去好像特别纠缠?陈:对。我特别喜欢糾缠。人物关系我也愿意纠缠,行文感觉也愿意到缠。玩起来特快乐,就像有些人玩象棋玩到高段。
王:也就是说你用词有游戏感?
陈:反正特别愉快,把词使用到位了特高兴。
关于女性作家
王:现在社会好像对女性有一种带推崇性的歧视。比如对新女作家,为了市场非常强调性别,好像女性主义的存在是一种市场需求。你书里也提到,女性作家的性别,在第一次给男编辑投槁时可能会有点方便,但建立你做为一个作家的分量,还得看你创作的实力。我第一次投搞《空中小姐》时,就被误认为是一个女性作者,蒙编辑接见,因为我拿女性做第一人称写的。投搞之后其实还是完全看作品的实力。
女性主义这个口号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提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是持批判态度的,觉得女作家不应该强调性别。但是到了今天,尽管没有一个人赞同强调性别,但这种气氛越来越浓厚,包括前一阵卫慧、棉棉那种,被包装成“美女作家”来推广。甚至你这本书的装潢就很强调女性性别,可能到时候卖得好也是因为强调了女性主义。
陈:这我没在意。我觉得只有好作家和不妤的作家之分,这不是性别决定的。如果市场真觉得女作家的书好卖,有这样的空子,那么人家这样,你也用不着挡着。我觉得称我是作家或者称我是女作家,没什么本貭上的不同。称女作家也不是一种侮辱,只是一种性别标志。但很奇怪,很少有人称“男作家某某”。这有点不公平。现在西方很看重这一点,比如使用西方的电脑系统,你如果输入一个“女作家”或者“女演员”,它立刻会跳出来一个框,提醒你是否有性别歧视?他们特别重视这个。
王:周洁茹好像前一阵子跳出来表示愤怒,她似乎在乎“美女作家”这个词?
陈:别人如果那么说我肯定也烦了。如果一个人的招牌已经带上非文化色彩了,就没意思了。
王:刘震云长得也挺好看的,怎么就没人称呼他“俊男作家”?
陈:社会好像对女性有某种倾向,否則为什么常常叫“作家王朔”,没有人称呼“男作家王朔”。这个问題从社会上一般的情形来说也许还是善意的,只是出版系统推波勒澜,媒体趁机炒作。
王:据称卫慧出门签名售书的时候是非常利用这一点的,换了你会怎么样?
陈:我会把文学当成文化色彩的事情,王:我本来认为你是比較玲持和清高的,但这次为这两本书还是做了市场努力,你会做到什么程度?
陈:我也就只能做到跟你聊天吹吹了。这不是我“保守”的问題,文学作品的出版应该是比较纯粹的文化事件,跟私生活别扯上太大关系。
王:你就从来没有利用性别捞取过好处?(坏笑)
陈:没有。不蹁你。当然有人是喜欢我,但作品的质量首先在那儿摆着呢。(笑)
王:我都用性别捞取过好处,比如在女记者面前施展一下魅力……(笑)
陈:王朔你还别说,我那天跟几个记者朋友在一块儿,我说王朔是我见过的男作家中最绅士风度和有教养的之一,那些女记者与我一拍即合。我原来还以为就我那么认为呢。王:可见我的教养是发自内心。(笑)
陈:所以可见有人多么可笑,说这说那的。王:我说以性别捞取好处就是指这个。男性可以撒点泼,我不是那么泼的人,但为了引人注目只能泼一点儿了。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女的就会非常可怕,不定干出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