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短信，曾给她无限的快乐和希望。每天，她都会一条一条地翻读，然后一条一条地回复。”男孩说，“所以，尽管这些祝福没有能够将她留住，但她在离去的时候，一直面带微笑，没有任何痛苦。”
土路
一条小路尘土飞扬。
从远处看，土路象被遗弃的窄窄的灰褐色布条，随着风，似有了细微的飘动。路的两旁，则密密地排满着绿墙一样的梧桐。夏天里，这些树伸展了巨大的叶片，努力将炽热的阳光挡在路的上方；在严冬，梧桐光秃秃的枝桠便合力抵挡着寒风，与山村一起瑟瑟发抖。
土路是村庄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有黄牛，睁着明彻的眼，打量着路尽头的土尘；有孩子，背着破旧的书包，光的脚板唤醒了山村的黎明；有姑娘，提着小巧的蓝子，羞涩地浅唱着黛绿色的山歌；还有老人，飘着白髯，根根肋骨清晰可见。
土路上的人们，从晨到暮，从春至冬，一刻不停地在奔忙。可是村庄，依然安静和贫穷。
有时候，清晨，一轮紫色的朝阳挂在土路远方的树梢，好似树梢轻轻一抖，那圆圆彤红的太阳就会滚落地面。儿时的我便狂奔起来，幻想着那太阳能够等我一次。但每一次，太阳都是无一例外地升起，照着我热气腾腾的脑瓢。
后来我读书了。书读得不好，每次逃学，都会经过那条土路。我把书包藏到某一棵梧桐的高枝上，然后在土路上撒开了飞奔，直至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小河。多年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瘦弱的男孩，穿着与身体极不协调的长褂，急速地穿过土路上翻滚的黄褐色尘烟，奔向他梦幻般的真实。我认为，土路预示了我后来的人生。
我极不喜欢那条土路，甚至于有些憎恶。我说不出缘由。
考美术师专时，父亲去送我。他没有陪我去县城，因为他知道，即使去了，也帮不上忙。很远了我回头，看到土路的那端，父亲的身体缩成一个静止的黑点，象沾在布条上的一只蚂蚁。那时我想，考上了，就告别土路了。心里窃窃地喜着。后来我回来了，表情沮丧。我顺着土路慢慢地往回走，一个小的黑点逐渐清晰成我的父亲。父亲没有说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是父亲第一次拍我的肩膀。我觉得对不住我的父亲。但父亲那时的表情，好像更对不住我。
有时在夜间，我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我怕我长成这山村里一模一样的父辈。我怕我的一生都会在这条土路上消耗。记忆中，这条土路就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有一成不变的乡间岁月。
我对农民的热爱，极有些叶公好龙的色彩。是的，我会老去，但土路不会，土路上的岁月不会；其实我并不在意农民的艰辛，但我在意这种艰辛所换来的所有，对他们来说，会毫无意义。
就象土路上的那些父辈。
再后来我真得离开了。对那条土路，对那个小村，甚至对父亲，近乎于绝情。仍然是父亲送我。仍然是没有说话。记得是春天，记得刮了很大的风。临行前，父亲扔给我一支香烟。那年我十九岁。我是抽着那支烟上路的。我回头，父亲再一次静止成一个小的黑点。风很大，村庄开始模糊不清，父亲也开始模糊不清。有一颗火星蹿进我的眼睛，那一刻世界猛然变成了红色。
这红色，让我的眼睛痛了好几天。
我在城市里不停地飘荡。生活变得紧张和低贱。有时我在那些高楼下面急急地行走，抬头时，一滴空调室外机的水会恰好落到我仰起的脸上，这增添了我的孤独。尽管是柏油路，但到傍晚，我的皮鞋仍然会蒙上一层细小的尘粒。我怀疑那些尘粒，来自故乡的土路。
但土路终究是变化了。前些日子回老家，那路竟铺上了沥青，梧桐也不见了，换成修剪得低矮整齐的冬青树。但路上仍然有黄牛，有顽皮的孩童和羞涩的姑娘，有白髯的老者和千年不变的传统。那时我扎了银灰的领带，穿了藏蓝笔挺的西装和乌黑油亮的皮鞋，我与故乡的风景显得格格不入。这像极了当初的我，对于城市。
回到家，递一支烟给父亲，我发现，我的皮鞋上仍然沾满了细小的尘粒。
没有风。我不知道，这些尘粒来自何处。
我们吓坏了自己
在电视台做事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们的一档娱乐节目需要在大街上做一个随机采访，朋友正好是那个节目的外景主持人。采访很简单，朋友握着话筒，拦下一个个路人，问，如果我现在能帮您实现一个愿望，那么，您希望这个愿望是什么？回答时间限定，十秒钟。
为这个节目，朋友做了充足的准备。就是说，不管对方做出怎样的回答，他都可以继续问下去，从而将话题延伸。那天他在街上拦下二十个路人，他向二十个路人一一询问了同样的问题。
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二十个人中，有十九个的人的回答基本相同。十秒钟过去，他们会说，我还没有考虑好。说这些时，他们表情严峻，眉头紧锁。--似乎生怕自己说错，从而失去一个难得的能够实现愿望的机会。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游戏？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游戏，谁都清楚我的朋友不会帮自己实现任何愿望。既然如此，他们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轻易开口，他们痛苦地一本正经地思考，然后，抱歉地对朋友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考虑好。
甚至有人说，如果给我一天时间，如果您明天还要采访我，那么明天，或许我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客案。
那天的朋友非常失望。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毫无理由的严谨。或者说，他们被自己吓坏了。
被自己吓坏了？我不懂。
是的。朋友说，他们总是害怕出错。或许他们害怕受到我的愚弄，或许他们害怕受到路人的嘲笑，或许他们害怕将自己的愿望暴露，或许，他们真的害怕失去一次实现愿望的机会，总之，他们失去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的勇气。事实上这个城市的人每天都在遭受各种各样的惊吓：怕失业、怕失恋、怕降薪、怕成人笑柄等等。或许他们曾见过别人失业、失恋、降薪、成为别人的笑柄，或许他们在以前的生活中也曾失过业、失过恋、降过薪、成为过别人的笑柄，或许这一切的发生，有时候真的仅仅因为一句随口而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因此，他们只能练成千篇一律的严谨和古板。他们每一天都在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生怕说错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哪怕，是做类似“帮你实现一个愿望”这样的游戏。
不是还有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吗？我问。
那是一个男孩，朋友说。
他的愿望是什么？
给我五块钱！
我们都笑了。
只有孩子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话，才可以将自己的愿望毫无戒备地暴露给别人。朋友说，所以那天我真给了他五块钱。后来我想，假如那十九个人真的说出自己的愿望，有些愿望，或许我真可以帮他们实现。可是，他们没有说……
第二天你又去采访他们了吗？我问。
没有。那档节目最终被取消了。其实就算我第二天再去，我想他们也不会考虑好。事实上，他们永远都不会考虑好。--考虑的时间越长，越是难以抉择。因为他们被自己吓坏了，还因为，他们想要实现的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愿望。
所以，就算你二十年后仍然采访这二十个人，结果也会完全一样。
不，朋友笑笑说，结果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朋友说，因为那时，将愿望暴露的那个男孩，已经长大了。
吉庆街
吉庆街是武汉一条普通的小街。
去武汉，夜里，两友人请我去吉庆街喝酒。大排档延伸了整条小街，几乎座无虚席。席间来往穿梭着众多卖艺者，只需十块钱，便可以为你唱上一首。与友人边喝边聊，女孩就凑过来了。她怀抱一把琵琶，落落大方之中，稍有羞涩。她问我们要不要点首歌，声音很轻。我说，不要了。她说，是三十块钱一首。她的话让我意外，我想她应该说“八块钱一首”或者“五块钱一首”。将价钱高当成卖点，她可能是这条街上唯一敢这样做的歌手。
女孩娇小白净，椭圆脸，头发盘在头顶，很有些古典气韵。她独自一人，这并不多见。卖艺者多为组合，一奏一唱，更有七八个人的乐队，能演奏声势浩大的《土耳其进行曲》或者《黄河》。孤身一人的女孩和她怀里的琵琶很是扎眼，她站在我的面前，我闻到若有若无的丁香气息。
我说，那来一曲吧。她说谢谢，坐下来，递我一张塑封的曲目单。曲目很少，且多是黄梅戏唱段。我说就来《十二月调》吧！我打出一个丑陋的酒嗝，那时我的模样或许就像孟姜女过关时把守关口的老爷。然女孩并不计较，她向我弯腰致谢，然后，琵琶如珠帘般响起，我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老爷高堂饮美酒，孟姜女堂前放悲声……五月里来是黄梅，梅雨漫天泪满腮。又怕雨湿郎身体，又怕泪洒郎心怀……
我发誓我从未听到过如此动人的声音。声音婉转凄美，弹性十足，催人泪下，直让人肝肠寸断。随着歌声，女孩眼角开始湿润，然后，突然间，泪如雨下。
……六月里来热难当，蚊虫嘴尖似杆枪。愿叮奴身千口血，莫咬我夫范杞良……
女孩变成孟姜女。孟姜女就是女孩。我想她哭过多次。在这条街上，在她唱到这里时。我不知道她是为孟姜女而哭，还是为她自己而哭。可是我坚信那不是表演。她的哭泣真诚，眼泪清澈。我无法不被她打动。
我掏出三十块钱，与友人匆匆逃离。我本来想给她五十块钱，可是我怕她伤心。
与友人寻得一处酒吧，弹了钢琴，喝了啤酒，我很快忘掉悲伤的女孩和悲伤的孟姜女。我甚至与友人玩起骰子，我总是输，便不停地喝。后来我喝多了，偶尔赢一次，也喝。我想那天我喝掉至少三十瓶啤酒--我喜欢纸醉金迷的感觉。
从酒吧出来，已是凌晨。天空飘起雨，飘忽不定的灯光如同滴落宣纸上的淡彩。我们需要穿过吉庆街去对面马路打车，于是，我再一次看到女孩。
因了雨，街上食客已经很少。然女孩仍然暗在角落，怀抱她的琵琶，安静地坐着，我想她也许被拒绝过多次。本不想再打扰她，可是她看到了我们。她冲我们招招手。嗨。
鬼使神差般，我们再一次坐到小吃摊前。女孩礼貌地凑上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些闲散的交谈。
怎么还不回家？
再守守。
一个人住吗？
几个女孩一起。都在这条街上唱歌。
唱几年了？
八年。
天天这样唱？
天天这样。
我盯住她。她多大？十八岁？二十岁？二十二岁？其实她完全不必在这里受苦，她那样年轻，面容娇美，能弹会唱，机会很多。可是八年里，几乎每一天，她都会怀抱一把琵琶，在一群顿着酒嗝的人的面前，进入到孟姜女或者自己的世界。
我告诉她，你唱得非常好，你应该参加一些选秀节目，你肯定迅速成名。她看看我，笑了。她说，谢谢。我不知道这一声“谢谢”，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拒绝。
那天我非常世俗地要走她的电话。我对她说，我认识或者可能会认识一些电视台的导演，如果有类似节目，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她再一次笑笑，说，谢谢。
我回到我的城市，日日奔忙。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很快挤满，删了几次，终于将她删掉。我从没有给她打过电话，我想我以后也不会给她打电话。我或许并没有让她成名的能力，她或许会非常认真地拒绝成名。怀抱一把琵琶，在嘈杂中演绎一曲《十二月调》，或许就是她最踏实最安然的生活--吉庆街便是她的世界。
可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便会想起她，想起她的歌声。也曾动了去武汉看她的念头，但每一次，我都被自己说服。她还认识我吗？这么多年，有多少个类似的我在酒后许下的多少个类似的诺言，或者，在长长的吉庆街，有多少个类似的她一边哭泣一边演唱着类似的《十二月调》？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可是假如去武汉，假如我去，我一定要在夜里去吉庆街喝酒。我希望在那里遇见她。我希望在那里遇不见她。
理性的勇气
前几天，我所生活的小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在湖边玩耍的男孩不小心跌入湖中，正好有两位男青年同时听到他的呼救。第一位男青年奋不顾身地跳下去，他水性很好，可是当他游到男孩身边的时候，由于水温太低，一条腿突然抽筋。不仅如此，湖里的荷花、浮萍、水葫芦、香蒲也给他造成很大麻烦。这时第二位男青年跳了进去。他水性很差，他不像救人更像自杀，如果没有第一位男青年的及时相助，他也许游不回湖边。当然男孩最终还是被救上来，两个男青年也相安无事。此事上了电台，上了报纸，上了电视，但是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荣誉和光环给了第一位跳下水的男青年，而对第二位，却只是轻描淡写。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我知道第二位跳下水的男青年并不需要光环和荣誉。他跳下水，只为救人。所有荣誉和光环跟生命比起来，我想，没有人会选择前者。但我还是想对第二位男青年致敬，甚至，我对他的赞赏，远远超过第一位。
因为他是第二个人。因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跳下水的。如果第一位男青年更多依靠了“救人的本能”，那么，第二位，除了本能以外，还需要比第一位多出更多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他知道水温很低。他知道第一位男青年的腿已经伸筋。他知道水里的植物会给救人造成太多麻烦。他知道自己水性太差。他知道第一位男青年已经筋疲力尽。他知道自己的纵身一跃，对他的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他还是跳了下去，我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勇气，似乎更值得我们的尊敬。因为他的勇气，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