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法》获得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特等奖后，迎来了各地大批参观考察者，其中不乏省部级以上高官和理论界权威人士。他们喜欢刨根究底，深入探讨理论问题。可我呢？对方级别越高，我就越有兴致。和他们交谈，集中讲一些平时他们听不到的又客观存在的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有人说我胆大敢言，口无遮拦，但我觉得，我讲的是真话实话。我在和他们交流中，力求讲明产生这些热点、焦点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袁勤生语
袁勤生勤于思考，善于表达，向上向下不讲套话、官话，只讲心里想的真话、实话，还口无遮拦，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直言社会关注的敏感话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顾委、中纪委、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外交部、民政部、农业部、国家教委、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负责人，江苏省委、省政府和河南、广东、吉林、西藏自治区等省级领导，联合国有关部门、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国际友人，《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记者，都分别访问、考察过江南仪表厂。
其间，袁勤生先后向49名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汇报过工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理论战线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交流过思想，探讨企业管理理论。其中有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中纪委常务副书记陈作霖、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段君毅、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邓力群、李强、江渭清，国务院副秘长张文寿，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龚育之、王惠德、龚心瀚，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王殊，河南省省长何竹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布赫和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吴庆彤、国务院参事宦乡、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庞炳庵等。他向江苏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领导韩培信、储江、陈焕友、顾秀莲、孙家正、曹克明、高德正等汇报工作。他的独到观点、精辟论述和新鲜经验，获得了上述领导和专家的赞赏。他还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汇报过工作。那次，温家宝来到苏南考察乡镇企业，一路走来从未接受过任何礼物，却破例地接受袁勤生送的《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两本书，让袁勤生深受鼓舞。
袁勤生被诸多媒体誉为“农民思想家”，确实不无道理。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着名管理专家周三多，称袁勤生的管理思想是“走在世界管理潮流前列的管理思想”。
和胡启立对话
胡启立：“为思想政治工作立法，好呀！”
1993年5月15日，胡启立在江苏省、苏州市有关领导陪同下访问江南仪表厂，袁勤生在“南湖船”接待室接待了他。
胡启立是刚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后来到江南仪表厂参观考察的。
在接待室坐定后，胡启立没讲客套话，开门见山对袁勤生说：
“我是慕名而来的，听说袁厂长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想和你探讨一下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前一阶段和当前社会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错误地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要了，现在主要是讲经济物质利益，要讲‘实惠’。有的说，‘大道理没用了，工作重点转移了，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了’。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袁勤生说：“欢迎胡部长来厂视察。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如今社会上确有一种否定的思潮，这种思潮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让它任意泛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会出现大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体现。丢失或放弃了这个传家宝，那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什么区别？”
胡启立点点头，说：“袁厂长你说得对，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
然而，在我们的一些政工干部中，却有这样的模糊认识，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没以前高了，政工干部难当，费力不讨好，工作棘手难做，有的还认为当政工干部吃亏，这样势必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
袁勤生接过话头说：“我是这样认为的，现今出现的这种偏向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主要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了。有些政工干部没做到以身作则，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再加上宣传上的失误，让人们的认识存在着一些误区。就我们企业界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加，原本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滞后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也给思想政治工作者带来了困惑和疑虑。有的同志认为党务工作者是‘虚’职。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抓多了越权，抓少了怕别人说‘工作水平低’。党务工作者的工作进退两难。
另外，对如何开展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认识不清，困惑无策，软弱无力。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主题，党委工作只能处于服务服从的位置。上述这些情况，反映了企业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和混乱。”
胡启立说：“袁厂长，请你站在全局的角度，说说如何扭转这种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的局面？”
袁勤生沉思了一下，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特定优势，是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得，实现党的宗旨目标的根本保证，现在我们要逐步建设法治社会，应该为思想政治工作立法。”
胡启立说：“为思想政治工作立法，说得好呀！”
受到鼓励的袁勤生此时似乎兴奋起来，说：“我主要说说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立法。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种经济，有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同时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过去我们都认为对市场机制的立法是必要的，但解决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立法也是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物质和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进步这架天平的两端，‘合则齐美，离则两伤’，缺少哪一方面，人类文明都将是残缺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被视作‘软’任务，因它不像经济工作那样可以直观、及时地看到成效。只因为它的‘软’，才需要加以硬化。比如对企业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四有’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以及一切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教育，是一项十分庄严神圣的任务，不应视为可有可无。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部门和同志的待遇，也应与行政部门一视同仁。而这些都需要提高到法律、制度的层次，强制实施。如今，出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不佳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领导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方针置于脑后，认为搞好现代企业，主要靠法人代表，靠生产经营决策者；搞好企业的动力不是工人阶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出现了以股东会代替职代会的现象，工会也形同虚设。有些企业对党务政工机构和人员作出不适当的调整、撤并和裁减，甚至有些企业将老弱人员充入党务政工机构。此外，随着党政‘一肩挑’的无限扩展，大批兼职党务政工干部兼而不管，导致一些企业的党务政工干部活动少、作用小，思想政治工作滞后，严重影响了企业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所以，我们必须从法律的角度，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胡启立说：“你说得好，我回去以后，一定将你的意见进行转达。”
时隔6年后的199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证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充分发挥党的这一政治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和刘云山对话
刘云山：“我请你到北京做报告。”
1995年10月17日，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到江苏省张家港市主持全国首次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时，路过常熟作短暂停留。在虞山饭店会客室里，常熟市委、市政府几位领导正准备向刘副部长汇报工作，可刘副部长提出先和常熟的农民思想家袁勤生见见面、谈谈话，秘书马上一个电话打到江南仪表厂，于是袁勤生和刘云山就有了一段比较精彩的对话。关于他俩的那段对话，1997年出版的《中国作家》杂志（增刊）曾发表吕夫先生的文章《江南骄子探思录——记农民思想家袁勤生》（责任编辑还是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何建明），其中专门有一节对此进行详细描述，题为“刘部长给袁勤生半小时，要他谈谈思想。可是袁勤生嫌时间太少，讲不清问题。听了袁勤生一席话，刘部长意犹未尽，想请他到北京做报告。可是袁勤生说：我是‘农民起义’，要进京还得更上一层楼。”现节录如下——刘云山认准进门的矮个子中年人就是袁勤生，稍一打量，不加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给你半个小时，请你谈谈最近在思考些什么？”
在座的领导听了部长的话，忙向老袁递眼色，目光中颇多鼓励和催促，希望他抓紧时间汇报。首长的时间宝贵呀！哪知，不知天高地厚惯了的袁勤生，却不慌不忙地喝了口茶，和部长讨价还价起来。他用生硬的普通话半开玩笑说：“你是中央的大官，我是地方上最基层的小官。今天你给我半个小时汇报，应该说是很看得起我了。但半个小时讲不清问题……”
袁勤生的大大咧咧，使在场的省、市领导十分意外和紧张。然而，刘副部长很大度，真也够得上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爽快地说：
“你放开讲好了，不受时间限制，我洗耳恭听。”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共产党还有什么优势？我们社会主义还有什么长处？”袁勤生一下进入了角色，也把在座者一下子带进了沉思。
“……我长期生活在基层，处在人民群众之中，我自己就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若问老百姓现在在想什么？我自信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也是促使我不断思考问题的源泉和动力。一个领导者，如果连被领导的思想脉络都摸不准，又怎么能领导他们呢？老百姓讲不出大道理，但会比较。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货比货有时虽然比的只是表面现象，但领导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其实就是道理，就是规律，就是真理。如今，若论科技发达，我们不如美国、日本；若论经济繁荣，我们不如香港、台湾。那么，我们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只有找到了优势和长处，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化短为长，超越他们。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思考和探索的。”袁勤生不愧是个演说家，讲了一大通，又回到了问题的核心上。
刘副部长显然被吸引了，问：“你说我们的长处和优势在哪里？”
“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以为我们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共同富裕，我们社会主义的最大长处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结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党的领导人，早就讲过了，不知强调过多少次了。可惜的是现在好多人却偏偏忘记了、丢失了。共同富裕最能凝聚人心，当家作主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如果扔掉了这个优势，共产党就会垮台；如果扔掉了这个长处，共和国就会不复存在。我今天当着你刘部长的面说句良心话，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失去了这个优势和长处，我就申请退党！”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人们都为袁勤生捏把汗：早知你袁勤生如此口没遮挡，干脆不让你见面，现在看你如何收场？
袁勤生是个聪明人。平时在厂里，从工人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他就能察言观色辨出工人们心里在想什么的潜台词。此刻当然也领略到了本市领导们的担心和不安。但当他看到刘副部长的真诚目光时，顿时平添了几分勇气和把握。心想，只要是讲真话，即使讲错了，也正好向部长当面请教。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如何能放弃呢？于是，索性把身子再往部长身旁靠了靠，一口气说了下去。
“我说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号召民众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有根据的。当年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燎原偌大神州，靠的就是这个优势。那时候减租减息，分田分地，为的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后来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为的也是要缩小城乡差别。
共同富裕是最能凝聚人心，人民群众无不欢迎拥护。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有个方式方法的问题。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他老人家是坚决发挥这个优势的。他的做法是搞计划经济。好比在宽广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让10辆汽车一字横排，喊着口令同步前进，这样，左右顾盼，速度不快。因此，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针对横队前进跑不快的症结，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在这条大道上，改革了原来的队列，改横队为纵队，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加速前进。这样整体队伍一下提速，不但国民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但前进了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了新问题，那就是第一辆汽车开足马力已抵达上海，而最后一辆汽车还刚刚开出常熟，两者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简直不像一个车队，造成了未富和不富的人对先富或大富起来的人的心态不平衡。形势的发展也许是任何人当初都未料到的。邓小平当初南方讲话时，还没有百万富翁，而现在有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新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办？
“江泽民同志不愧是杰出的第三代领导人。他又发展了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及时地把缩小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以富带贫，解决好先富与后富之间的程度与差距的问题，摆到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并且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用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来规范先富起来的人的行为。”
…袁勤生一口气说到这里。抬手看了手表，抱歉地对刘副部长说：
“差不多半小时了，不超过原定计划，不能因为我的一言堂，打乱了你部长的安排，讲得如有不妥的地方请多批评。”
此时，在座的陪同领导都松了口气，虚惊一场，总算没有出纰漏。不料刘部长听完后却意犹未尽，深思了一阵子，然后郑重地对袁勤生说：“不急。我向你提个意见。”
这下子袁勤生一惊：自己在什么地方讲错了，赶忙正襟危坐聆听。
“请你把普通话学好，我请你到北京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