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与州刺史制度，不仅与两汉时期有很大不同，而且所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由于州与州刺史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始终是地方政治舞台的主角，因此，形成了该制度在此历史时期的诸方面特点。
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州制发展的最显赫时期一个国家的治理，实际上是统治者在摆弄一架权力的天平。中央和地方，犹如天平平衡臂上的两个托盘，而权力则是这两个托盘里的砝码。哪个托盘里的砝码重些，国家的权力重心就会向哪一方倾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就是此时国家权力天平的一极。
如前所述，州制度的发展，在经过先秦、两汉时期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时期的州，是特点完全不同的三种州制。先秦时期的州，处于中国古代州制的创始和滥觞阶段。州制的面貌朦胧难辨。如处于传说时期的黄帝九州，无法考察其基本内容。文献记其“统领万国”，可能属于地方最高政权机构。除此以外，别无所知。尧舜时期的州，划分标准上是以地土、物产风情为依据，行政单元上是部落制，以贡服行为表示臣属关系。遍布于各地的众多方国，是地方政权的体现形式。州的地方政权性质似不明显，而表现更多的是其地理属性。殷周时期以分封方国的方式统管地方，而不以州来划分。周初的畿服之制，周成王时亦称为“九州”，但畿服之制的划分标准既异于尧舜九州，其贡服形式也与尧舜不同。“九州”之谓，与本意上的“州”已大为不同。或许正是这时的“州”，才大体脱离了原始意义上的“州”（即水中陆地），而把它纳入纯政治意义上的“州”的范畴中。
两汉时期的州与先秦又有不同。一方面它借用了先秦时期本来意义上的州，来划分管理区域（大体上是这样），另一方面又赋予其新的性质，使古“九州”在新时期里表现出新的面貌和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州的政治管理功用才真正体现出来。州在这个时期作为监察区，等于在郡国之上划分了监控区。州设刺史之官，等于在这个监控区安上了监视器。州刺史每岁案部郡国，风厉震肃，为加强皇权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州的监察性质决定了其权力的有限性和单一性。王莽以后，州的权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朝廷曾将地方许多事务让州去做，但州的主要职责仍以监察为主，这在文献中反映得十分突出。尽管普遍认为州于王莽以后基本为一级政区，但在整个东汉时期，就大部分地区而言，还远未达到集军民兵刑于一身的地步。只是到东汉末年以后，才真正出现州牧隆重的局面。
东汉末的黄巾起义，一方面瓦解了东汉政权，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社会推入分裂割据和长期军阀混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诸多以州牧为代表的大小军阀，纷纷以抢夺实力雄厚的州区为目标，使州的地位在这个时期显得格外重要。为了对外作战，州要主军事。为了方便作战，民政由州主管最为方便，而州又不能陷入具体民事之中而贻误军机大事。于是，将具体事务付与郡县，州只在其上监控即可，从而形成州政府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并主的集权模式。州制度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构成州和州刺史制度史上最精彩的一幕，也是有史以来地方政权机构第一次导演历史的时期。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州的地位与影响，两汉以前无法相比，隋唐以后辉煌不再。唐末五代，虽有藩镇出现，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州影响的再现，但实际上它要逊色得多。因为从时间上看，藩镇存在的时间没有州长；从影响上看，藩镇只是昙花一现，而州却长期在地方政权中唱主角；从作用上看，州以拱卫朝廷为主要职责，其正面作用为主流，而藩镇则以割据对抗为目的，其负面作用占支配地位。正由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没有一个提出要去掉州制的，而唐政权却在千方百计地消除藩镇。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州制度发展的最显赫时期。
二州成为平衡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砝码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是混合型的地方一级官署。一方面，它是朝廷下属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它又是朝廷派出的，以防守和作战为目的而驻扎在某州的军事机构--都督府（或称统府），有时又称为方镇。曹魏和西晋，一个方镇通常为一个州区，间或有统二州的。在刺史和都督的任用上，采用分任原则；在统属关系上，是军府统属州（因此文献中称军府为统府）。这种制度，看上去是州刺史在维护朝廷安危上，处于从属或无关紧要的地位，实则不然。因为，曹魏与西晋政权，虽在统府与属州的长官任用上是分任制，但不论是曹魏，还是西晋，其所辖州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州郡兵。再加上各州刺史各拥养有自己的部曲，其数量又很惊人，所以，当时就有人惊呼“刺史兴兵，摇动天下”。此其一。
刺史与都督共驻一城，前者又对后者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使都督在军镇不能为所欲为。正因此，当扬州都督诸葛诞起兵淮南前夕，要首先袭杀刺史乐。“八王之乱”中，东海王司马越要夺取苟？兖州刺史之职而自领。司马越率甲卒三万，唱义奉迎大驾，还复旧都，而豫州刺史刘乔不受司马越号召，遣儿子刘皊带兵抵制司马越，使“越军大败”。正是刺史对统府都督的有力牵制，保持了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的基本平衡。曹魏西晋时期，都督与刺史分任而用，相互之间关系不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者对前者的有力牵制所致。加之刺史本身又是战争后勤的主要供给者，对战争的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其二。
东晋以后，由于统府与属州关系大多不和，取消分任原则，实行合二为一。于是，都督与刺史，彼此不分，平时驻守，战时出征，形成一个兼都督的刺史去统领军镇（方镇）中不兼都督的刺史。所以州区也罢，方镇也罢，没有能和刺史脱离干系的。都督要兼所驻州之刺史之职，亦正好说明刺史对都督战事成败的关键作用。因而可以说，一个方镇就是由一个或几个州刺史所领导的军事区。这个军事区的长官是一个兼都督（或监、督）的刺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防卫采取方镇形式，实际上就是将地方征戍之责加诸刺史肩上，让州刺史军民共管的形式。所谓都督，只不过是既统领中军，又统领督区内其他刺史手中兵力的刺史。不做都督的，是只统领本州郡兵的刺史。都督与刺史除了存在一个统属关系外，其军民刑政，集于一身的职责，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此时州与州刺史的权力平衡器作用，表现在朝廷通过对一些州刺史的任免或调整，来保持州与州之间，地方与朝廷之间力量的均衡，避免实力雄厚的州区对朝廷构成威胁。如东晋政权的开国元勋之一--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其具体的步骤是：晋元帝太兴初，让刘隗代薛谦为丹阳尹，不久出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率万人镇泗口。除了让刘隗为都督统四州军事，以抵消王敦的威胁外，太兴三年（320年）八月，梁州刺史、安南将军周访卒。元帝“以湘州刺史甘卓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当湘州刺史之位空缺出来后，“敦欲以从事中郎陈颁代卓，（元）帝不从，更以谯王承镇湘州”来牵制王敦。王敦当时为荆州牧，坐镇武昌，地处上游，虎视建康，对东晋政权构成极大威胁，于是有了晋元帝的上述处置。
王敦对东晋政权的威胁，从元帝直到晋明帝即位时依然没有摆脱。因而，“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危逼”。为对付王敦，明帝以郗鉴为援，“由是拜（鉴）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对祖逖，“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当时郗鉴，祖逖各镇一州，雄踞兖豫，有力地震慑了荆州牧王敦。“王敦久怀逆乱，畏逖不敢发。”后来祖逖在河洛收复失地，势力发展很快，受到元帝的猜疑。太兴四年（321年），秋七月，元帝“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随着戴若思出镇合肥，祖逖在北方的活动受到戴若思的节制，大大影响了祖逖澄清中原的壮志，于是怏怏不乐，卒于雍丘。祖逖死后，王敦“至是始得肆意焉”。由此可见，刺史间的相互制约，彼此相维作用的重要性。
王敦之后，庾亮辅政，时陶侃为荆、雍、益三州都督、领护南蛮牧尉、荆州刺史，“有威名于荆楚”。祖约任镇西将军，屯兵寿阳。元帝死时，祖约未预顾命，希望开府又不被朝廷许可而怨恨庾亮。“亮惧乱，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陶侃死后，朝廷“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总统六州之军，身兼三州刺史，犹感不能稳定朝廷，又授弟庾怿“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假节、镇魏兴……为东西势援”。
咸康六年（340年），庾亮卒，弟庾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庾翼率军北伐，又令其弟庾冰出镇武昌，雄踞上游，总督六州，继续占据最重要州镇，保持对其余诸州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来保证朝廷与地方其他州镇在实力上的平衡。
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庾冰卒。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庾翼卒。之后，代庾氏而主朝政的是桓温。桓温主政，先做荆州刺史，总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军事，加带护南蛮校尉。作为朝廷实力象征的荆州大镇，移手桓氏，使晋廷深怀忧惧。永和二年（346年），为了能有与桓氏相抗衡的州镇，晋廷以殷浩为扬州刺史，坐镇京师。桓温知道朝廷任殷浩是为了与自己相抗衡，“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面对桓温日益增强的方镇实力，晋廷虽令殷浩镇扬州以制桓温，但殷浩才实欠佳，尤其是北伐失败，被桓温劾贬，废为庶人，拔除了这颗钉子。朝廷又让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王述历来鄙薄桓温，受任扬州，亦为的是牵制荆州。王述镇扬州，才能不高。穆帝升平二年（358年），秋八月，朝廷“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以散骑常侍郗坛为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想通过控制扬、豫、徐、兖，与桓温的荆州相抗衡。晋哀帝兴宁二年（365年）桓温移镇姑孰，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温雄卧姑孰，企图通过对外战功捞得资本，以取九锡。晋废帝太和四年（369年）出师北伐，以失败告终。晋孝武宁康元年（373年），桓温卧床不起，不久即死，死前以弟桓冲镇姑孰，任扬、豫二州刺史。桓冲顾全大局，宁康三年（375年）让扬州于谢安，自任徐州刺史。孝武太元元年（376年），谢安解桓冲徐州刺史，使其移镇姑孰，却加桓冲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军事。太元二年（377年），荆州刺史桓豁死，以桓冲领荆州，冲子桓嗣为江州（按：豁为荆州时，子石秀为江州），以王蕴任徐州刺史，谢玄任兖州刺史，监江北诸军事。谢玄以刘牢子为参军，领北府兵，形成对桓氏的制衡格局。
从上述东晋时期对刺史的调整与任命，可以看到以地方势力为代表的王敦、桓氏和以晋廷势力为代表的庾、谢二氏，他们为了求得双方力量的平衡，均以占领地方州镇为主要目标和手段。前者主要以占据荆司雍益梁宁江等州为主，而后者以朝廷为靠山，主要占领扬、徐、兖、豫诸州。前者地处京西，形成力量的反方。后者与京师处东，成为力量的正方。东西力量平衡与否，以上述州区的人事安排与向背而变动。
进入南朝以后，为了保持皇权与地方州牧权力的平衡，一个有异于两晋的做法，是大量地利用王子出镇地方重州。其中以荆、扬、江、湘、郢诸州为主，成为皇室成员轮流出镇的固定州区。庶姓刺史，一般不让染指。以荆州为例。从义熙六年（410年），桓谦镇荆州，到升明三年（479年），宋亡，共有二十六人任荆州刺史。其中非宋室宗族而任荆州刺史的只有八人。这八人中，桓谦、刘毅、谢晦、司马休之都很快被除掉。萧嶷升明三年（479年）任荆州，是时宋已接近灭亡。沈攸之只是行州事，并未即真。实实在在做过荆州刺史的异姓只有朱修之和鲁爽。再看扬州。从义熙二年（406年），刘裕做扬州牧开始，到升明三年（479年），齐政权建立，共有二十二人出镇扬州刺史。其中异姓有七人。这七人中，升明二年、三年是萧赜与其父萧道成为州牧，其时宋政权已移于萧氏。王景文为扬州，仅年余。殷景仁、徐羡之、庾悦镇扬州不足一年。真正出镇扬州刺史的异姓只有王弘，共有六年。南朝诸政权拼命地指派王子出守重镇，甚至不顾其年处幼冲，与其说是为了与门阀世族相抗衡，毋宁说是要挟制其他异姓州牧。因为南朝诸政权的建立者十分清楚，他们取得政权是靠州，而非门第。只有占据实力雄厚、位置重要的州区，方才是稳固政权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