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招贤人，振兴文教
烈祖李昪与他的前辈杨行密、徐温有一个显着的不同，就是主动积极地广招有才学之人，待之以礼，虚心请教，从善如流，委以重任。南唐着名大臣宋齐丘就是此时慕名而来的。其人少好儒学，又习纵横之术，善机变，有谋略，但家境贫寒，落魄无依，得烈祖赏识一见如故。他在辅佐烈祖取代吴国、建立南唐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每夜引齐丘于亭屏语，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相而坐，不言，以铁筋画灰为字，随以汤灭去。故有所谋，人莫得知。但宋齐丘为人狂猖不羁，往往一语不合，即拂衣而去，烈祖每次都礼让谢之，才留下来。故时人将他们的关系比作“刘穆之之佐宋高祖”。
六朝至唐代，江南瓷窑烧制了很多造型别致的陶瓷壶，典型的有鸡首、龙首壶。唐代的龙首壶是由六朝的鸡首壶演化而来，龙首为壶嘴，巧妙地将龙身与壶身融为一体，构思新颖。从龙嘴倒出的酒，也许意味着就是“龙酒”，喝了之后会长命百岁。
在广陵辅吴期间，烈祖又于府岩内立“延宾亭”，以招纳四方之士。对应召和被物色来的四方之士，“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委之以官；“非意相干者，亦雍容遣之”，待之以礼。“由是豪杰翕然归之。间因退休之暇，亲与宴饮，咨访缺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这套招贤方针的执行，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是时中原多故，名贤皆投身南来，不少北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物，如韩熙载、史虚白、孙晟、常梦锡等，都是这时投奔来的。使他一时“翼羽大成，稗佐弥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他篡吴建唐中起了极大作用，建国后又成为他和其子的重要辅佐。徐温死后，他出镇金陵，又将招贤机构迁到那里，并扩大为招贤院，在其中备置了各种琴、棋游艺之具和大量古籍图书、文物，让投奔而来的贤士们在这里讲古论今，评议时事，研究各种问题。此时陆续奔来的人又有江文蔚、卢文进、李金全等，南方的闽国境内土豪吴光也率众万人来奔。吴国境内的一些所谓隐逸之士，也纷纷应召而出，呈献治国治民之策。如金陵汪台符上书“陈民间九患及利害十余条”，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治国立政的一些根本性政策。
建唐以后，招纳贤能的政策继续推行，凡有“仗策献文，梢台可采录者，委平章事张延翰收试院，量才补用，皆得其职”。比如周彬苦学儒学，闻烈祖纳贤，“囊文而往”。建唐初期，未设科举，取士多以献书论事考之优劣选用，加上草创之初，急需各种治国实用之才，故献书中“多用经义法律取士”，对于文学词章之士则不甚注重，使一些文学之士没有得到适当的使用，如着名的徐铠就因此而杜门不仕。但并不是说擅长文学的人就得不到重用，以上提到的人中，不少就是很着名的文学之士。这种情况在日后开科举取士后，就完全得到纠正。总之，烈祖这种广揽人才的政策，终其之世而不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节俭惜用，拒受尊号
烈祖由于少年磨难，知民疾苦，故其当政之后，颇能念惜物力艰辛，非常注意节俭惜用，不轻易动用一金一木。他建都金陵后，并未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但以旧衙置之。其余女伎音乐、园苑、器玩之属，一无所增。这种节俭作风到其晚年仍坚持不变，尽管财物山积，也不许滥用。
正因为烈祖珍惜物力，所以对贪污盗窃之事特别痛恨。一旦发现官吏贪污不法，则严惩不贷。诸仁规为海陵盐监使兼县事，理财有方，每当国家省事，仁规先从民家“举籍取之”，事讫，则一一偿还，从不遗漏，“以故民不甚怨。而供亿公费不知极限，烈祖喜之，及以海陵为泰州，迁仁规为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升元末年，国家少事，而仁规仍倍克不息，并多入私门，“刑罚滋暴，加以奢纵”。烈祖发现后，即罢其职。宋齐丘亲吏夏昌图盗官钱三千缗，事发后，齐丘欲贷其死罪。烈祖不顾宋齐丘以辞职相威胁，毅然下令处斩。
歌功颂德，加封尊号，以讨好君主，并借以为自己捞取政治上好处的人，各朝均有；不少君主对此也津津乐道。但是，南唐烈祖却对此深恶痛绝。刚建国不久，不少人主张要给他封尊号；他复姓取名后，这种呼声就更高，但都遭到拒绝。升元三年即公元939年4月，群臣又一次敦请，烈祖颁诏曰：“朕以眇躬，托于民上，常恐弗类，以差高祖、太宗之遗业。群众卿士，顾欲举上尊之礼，朕甚不取，其勿复以闻。”他的这种作为，影响甚大，其后子孙皆踵其法，不受尊号。
与此同时，各地诌佞之辈又纷纷上献符瑞，升元三年，“州郡言符瑞者十数”。烈祖对此自有与众不同的认识，他认为“‘谴告在天，聪明自民，鲁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谨天戒犹惧或失之，符瑞何为哉？’皆抑而勿扬言。”有人请将国内府寺州县凡名有“吴”、“阳”等字的都统统改掉。还有一个姓杨的官吏请改姓为“羊”。烈祖一概不从。又有人献“毒酒方”，烈祖认为“犯法自有常刑，奚用此为”。拒之不纳。烈祖以上这些看法和作为，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极为罕见。
颁布法典，除暴安民
自唐末长期战乱以来，刑罚无常典，而州郡多为武人把持，随意用法，往往以酷暴害民。杨行密时，曾颁布过《删定格令》50卷，又称《吴令》。升元三年，烈祖命有司删定旧格令，称为《升元格》，与《吴令》并行。这个《升元格》实际上是一部未定稿，此后仍不断修订完善，直到升元六年才告完成，随即向全国颁行。
删定后的《升元格》共30卷，其内容无从考知，根据一些零星记载，可知其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如《资治通鉴》所载：“唐主自为吴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及即位，命汉官及尚书删定《升元条》即《升元格》三十卷。”可见其内容比较广泛。另据记载，“《升元格》：盗物值三缗者，处极法。”这个条文和唐建中三年的规定相同，比唐元和十年的无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及唐会昌年间的赃满千钱者死的规定要轻得多。依此推论，《升元格》关于刑律的规定可能属于持平的法典。鄂州节度使张萱，强横不法，判刑“罪无大小，入之则无全活”。升元三年，因卖炭者所卖炭不及斤数，竟将卖炭者斩之。烈祖闻知后，认为轻罪重判，遂将张萱降职调任。并规定：凡决死刑，需三复奏之。据说此法实行后，“民姑知有邦宪，物情归之”。
用楷书刻《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于石上，起到了校正和推广儒学经典的作用。
不仅如此，烈祖还在都城设置“清讼院”，专门负责复核审理案件，以尽量减少冤案。他往往还亲自干预审案。据载：有一豪民失去衣物值数十缗，诬邻居窃去，县令严刑拷掠，邻居被屈打成招，将处死刑。烈祖闻知后，急命萧严复审，终于辨冤昭雪。烈祖这种作风，对其子孙影响甚大，此后，元宗、后主都继承了这个做法，参预审理了不少冤狱。皇帝亲自审案，称之亲录制度，并非南唐一朝独有，只是各朝不如南唐自始至终坚持执行。这也是南唐刑狱轻于当时的中原王朝及南方其他各国的原因之一。
重文轻武，整肃吏治
唐末以来，四方战乱不息，武人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专横跋扈，动辄刀兵相见，是当时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吴国的情况亦是如此，所谓“牧守多武夫悍人，类以威骜相高，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烈祖深深地了解这一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前期失御，四方崛起者众，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为朕举用儒者，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也就是要逐渐用文人取代武人地位，以便彻底扭转此种状况。
早在他辅吴期间，就开始着手此项工作。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吴国老臣柴再用戎服入见吴主；另一件是徐温以兵仗相随，入朝觐见。柴再用是元老重臣，资格比徐温还老，烈祖曾是他的部属。此人很是倨傲跋扈，戎服入朝后，遭御史弹劾，还恃功不服，大吵大闹。烈祖用自劾严罚的办法，来警戒柴再用。他以自己误犯朝仪，夺棒一月为例，使柴氏及朝野上下大受震动，打击了武人们的傲气。对于徐温之事，他告诉吴主曰：“温虽臣之父，忠孝有素，而节镇入觐，无以兵仗自从之例，请以臣父为始。”于是吴主下令徐温入朝不得自带兵仗。
由于对以上两人处理得体，就打击了吴国其他将领的专横气焰。代吴以后，他大力起用文人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职务，他招徕的人才也多是儒学文士，使他们得以担任各种要职。并多次下令：“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不仅他自己如此，而且“又将修复故事，为后代法”。实际上，此后元宗、后主基本上都能遵守这条成法，重文轻武。终南唐之世从未发生武人跋扈之事。公元975年，北宋军队包围金陵，洪州节度使朱令贸统领15万大军据长江上流，就是在此种危急情况下，后主一纸诏令，朱令贸不敢违抗，明知此举非常危险，也不得不率军东下援救金陵。可见南唐控御武人的方针是非常成功的。
整肃吏治的另一个方面，是防止宦官与外戚专权。烈祖吸取了唐代宦官专权及历史上外戚辅政的教训，建国之后，便规定不许宦官预事，不用外戚辅政，不准后宫预政。元敬皇后宋氏之侄名宋谔者，官不过参军而已，是为“国戚而官不显”的典型例子。所以司马光称赞南唐说：“不以外戚辅政，宦官不得预事，皆他国所不及也。”考南唐之世，此类事例确不曾见。
此外，“烈祖鉴吴之亡，由权在大臣，意颇忌之”。建国以后，尤其注意对宰相的任用，不轻易授之于人。对于现任宰相也采取了分割权力的办法，使其权力不致过重。宋齐丘可谓南唐的开国重臣，与烈祖是所谓“三十年旧交”，早在建齐国之时，就以其为左丞相，但不预政事。南唐此举开宋代分割相权之先河，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