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见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这箱子，是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绥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尔希加是三十来岁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箱子之后，搬来的是桦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对靴楦和蓝纸包着的烤鸡子。事情一完，马夫绥里方到马房里理值马匹去了，跟丁彼得尔希加就去整顿狭小的下房，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窠，但他却已经拿进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这气味，还分给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饰用的一切家伙的。他在这房子里靠墙支起一张狭小的三条腿的床来，放上一件好像棉被的东西去，蛋饼似的薄，恐怕也蛋饼似的油；这东西，是他问旅馆主人要了过来的。
佣人刚刚整顿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大厅的大概情形，只要出过门的人是谁都知道的：总是油上颜色的墙壁，上面被烟熏得乌黑，下面是给旅客们的背脊磨成的伤疤，尤其是给本地的商人们，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们总是六七个人一伙，到这里来喝一定的几杯茶的；照例的烟熏的天花板，照例的挂着许多玻璃珠的乌黑的烛台，侍者活泼的轮着盘子，上面像海边的鸟儿一样，放着许多茶杯，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的蜡布上的时候，它也就发跳，发响；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油画；一句话，就是无论什么，到处都一样，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读者一定是还没有见过的。和这相象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到我们俄国来的许多历史画上，也可以看见；其中自然也有是我们的阔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诱，从意大利买了回来的东西。这位绅士脱了帽，除下他毛绒的红色的围巾，这大抵是我们的太太们亲手编给她丈夫，还恳切的教给他怎样用法的；现在谁给一个鳏夫来做这事呢，我实在断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罢了，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总而言之，那绅士一除下他的围巾。他就叫午膳。当搬出一切旅馆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花卷儿的白菜汤，还有脑子烩豌豆，青菜香肠，烤鸡子，腌王瓜。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儿；无论热的或冷的，来一样，就吃一样的时候，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计来讲种种的废话：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侍者就照例的回答道：“啊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爷！”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在旅馆里倘不和侍者说废话，或者拿他开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但这客人也并非全是无聊的质问：他又详细的打听了这市上的知事，审判厅长和检事。一句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有漏；打听得更详细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的地主：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他住处离这市有多么远，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红斑痧，天泡疮之类，他都问得很担心而且注意，也不像单是因为爱管闲事。这位绅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连醒鼻涕也很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醒，他的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些什么呀？”吃完午膳，这绅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垫子塞在背后，俄国的客店里，垫子是不装绵软的羊毛，却用那很像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领到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迷糊了两点钟。休息之后，他应了侍者的请求，在纸片上写出身分、名姓来，给他可以去呈报当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个一个的读着纸上的文字：“六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的时候，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却已经走出旅馆，到市上去逛去了，这分明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印象；因为他发现了这省会也可以用别的一切省会来作比例的：最耀人眼的是涂在石造房子上的黄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层楼的，有两层楼的，也有一层半楼的，据本地的木匠们说，是这里的建筑，都美观得出奇。房子的布置，是或者设在旷野似的大路里，无边无际的树篱中；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却也更可以分明的觉得人生和活动。到处看见些几乎完全给雨洗清了的招牌，画着花卷，或是一双长统靴，或者几条蓝裤子，下面写道：阿小裁缝店。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写道：“洋商华希理·菲陀罗夫”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画着一个弹子台和两个打弹子的人，都穿着燕尾服，那衣样，就像我们的戏院里一收场，就要踱上台去的看客们所穿的似的。这打弹子人画得捏定弹子棒，正要冲，臂膊微微向后，斜开了一条腿，也好像他要跳起来。画下面却写道：“弹子房在此！”也有在街路中央摆起桌子来，卖着胡桃，肥皂，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样的蜜糕的。再远一点有饭店，挂出来的招牌上是一条很大的鱼，身上插一把叉。遇见得最多的是双头鹰的乌黑的国徽，但现在却已经只看见简单明了的“酒店”这两个字了。石路到处都有些不大好。这绅士还去看一趟市立的公园，这是由几株瘦树儿形成的，因为看来好像要长不大，根上还支着三脚架，架子油得碧绿。这些树儿，虽然不过芦苇那么高，然而日报的《火树银花》上却写道：“幸蒙当局之德泽，本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再下去是：“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云，绅士找了警察，问过到教会，到衙门，到知事家里的最近便的路，便顺着贯穿市心的河道，走了下去。。途中还揭了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的广告，这是预备回了家慢慢的看的。接着是细看那走在木铺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军装，挟个小包的孩子。接着是睁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看了一遍，以深通这里的地势，于是就跑回家，后面跟着侍者，轻轻的扶定他，走上梯子，进了自己的房里了。接着是喝茶，于是向桌子坐下，叫点蜡烛来，从衣袋里摸出广告来看，这时就总是看着他的右眼睛。广告却没有什么可看的。做的是珂者蒲的诗剧，波普略文先生扮罗拉，沙勃罗瓦小姐扮珂罗。别的都是些并不出名的角色。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一直到池座的价目，并且知道了这广告是市立印刷局里印出来的；接着他又把广告翻过来，看背后可还有些什么字。然而什么也没有，他擦擦眼睛，很小心的把广告叠起，收在提箱里，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据我看来，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一杯柠檬汽水和一场沉睡收梢了，恰如我们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说的那样，鼾声如雷。
妙语撷萃
女人的眼睛是一个无边际的国土，倘若有人错走了进去，那就完了。
就投机钻营来说，世故的价值永远是无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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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派小说
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流派，形成于1842至1845年间。最初是反动文人布尔加林对一批师法果戈理的青年作者的贬称，后经别林斯基反复阐述，成为俄罗斯早期现实主义派的别名。其重要阵地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杂志，以及涅克拉索夫编辑的丛刊《彼得堡风貌素描》（1845年）和《彼得堡文集》（1846年）。
自然派遵照果戈理的创作方向，极力忠于自然（现实），无情地揭开社会的黑幕，在题材民主化和语言大众化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他们站在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前哨”（别林斯基），抨击农奴制度（格里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同情小人物的不幸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谢德林的《错综复杂的事件》），揭示都市文明的阴暗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涅克拉索夫和达里的特写），嘲笑官僚（涅克拉索夫的诗），描写贵族的生活和风习（赫尔岑的《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刻画“多余人”的形象（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号召妇女解放（赫尔岑的《偷东西的喜鹊》、德鲁日宁的《波林卡·萨克斯》）。
40年代上半期，自然派作家的人数还不多，主要使用特写的体裁。下半期队伍扩大，佳篇相继问世，在短短数年间掀起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潮，小说在其中占压倒优势。
自然派原是一个以别林斯基为中心、以反农奴制为共同思想基础的派别，包括一大批具有各种世界观的作家。1848年别林斯基逝世后，随着政局的逆转，内部逐渐露出分化的征兆，到50年代后期，由于在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上意见分歧，更演变成为互相对立的革命民主派和自由派。
2.俄国农奴制
15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以劳役制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法律制度。农民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处于社会最低层，实际上是农奴。
农奴制的形成和发展11-12世纪，在基辅罗斯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世袭领地。王公、大贵族（波雅尔）拥有大量世袭领地，强迫穷人服劳役。
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大公、王公为铲除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实行扶植中小贵族的政策，把土地分封给为国家尽义务（主要服军役）的人作报酬，使封地制发展起来，逐渐代替世袭领地制，成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陷于被奴役的地位。15世纪中叶，个别领地已经出现限制衣民出走权的规定。1497年，《伊凡三世法典》规定，只有在晚秋的“尤里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星期，农民才能由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封建农奴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16世纪下半期，封建主的残酷压榨造成大批农民破产，被迫从俄国中部逃往伏尔加河、顿河、西伯利亚一带。1581年，伊凡四世为保证地主拥有劳动力，实行“禁年”，剥夺农民在“尤里节”前后的出走权。1592-1593年，沙皇政府在全国实行上地和户口登记。凡记入地主名下的农民便成为农奴，自由人只要替他人做工达6个月以上便沦为奴仆。1597年，沙皇下诏规定地主有权追捕逃亡期未满5年的农民，农民更加牢固地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贵族进一步扩大对庄园经济的经营，对土地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大部分封地巳经变成世袭领地。封建主依靠各种特权大肆掠夺农民。当时农民分为地主农民、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3种。地主农民受压迫最深，既要为地主服劳役，又要向地主奉献各种农副产品，逐步失去了人身自由。国有农民不直接依附封建主，但要受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担负着繁重的贡税和各种无偿的劳役。宫廷农民从属于沙皇宫廷，专门供给沙皇必需品。这几种农民，实质上都是农奴。沙皇政府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的自由。1607年3月，沙皇瓦西里四世·舒伊斯基颁布法典，规定地主追捕逃亡农民的期限从5年延长到15年，收容逃亡农民者要受罚款处分，窝藏逃亡农民者要被追究。1649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颁布《法律大全》明确宣布地主有权以1626年编纂的土地财产登记簿或1646-1647年的人口调查表为依据，无限期地追捕逃亡者，所有逃亡农民，不论逃亡时间多久，都要连同他们的家庭、财产一起返回井定居在原来的地主领地里。《法律大全》还规定，封建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有权对农民进行判决、鞭笞、拷问和给他们带上镣铐、锁链。除对沙皇的叛逆行为外，农民不得告发自己的主人；地主破产时，其债务要由农民偿还；地主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从此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在人身、财产和司法上绝对受地主支配。《法律大全》的颁布标志着俄国农奴制度最后确立。
18世纪，农奴制进一步推广到顿河和东乌克兰地区。彼得一世下诏对窝藏逃亡农民者处以死刑，没收其庄园。国家还设有专门从事搜寻逃亡农民的侦察队。1760年沙皇还授予地主将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权利。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1762-1796），农奴制发展到顶峰。她赐给贵族的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达80万。1765年，地主获得将农民罚作苦役、进管制所的权利。1767年，沙皇政府规定地主有权任意买卖、赠送、惩罚农民，把农民和土地分开出卖，甚至把同一家的农民分开出卖。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授予地主将农民送去充军的权利。1785年，她颁布《御赐诏书》，保证地主享有占有土地、农民以及免除人了税、实行体罚等特权。
农奴制的废除农奴制的存在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由于农民状况的恶化，生产率普遍下降。无偿的衣奴劳动更阻碍着机器的应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许多地主为增加商品粮食的生产，开始剥夺农民的份地，只付给农民口粮，逐渐破坏了劳役制的基础。有些地主为增加收入，把劳役租改为代役租，农民为支付代役租而去城里谋生，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某些富裕农民还力图用金钱赎取自由。封建农奴制日趋瓦解。
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沙皇政府从19世纪初便着手制定各种限制和废除农奴制的法案。1803年，颁布了《关于自由农》的法令，允许地主根据自愿和赎卖的原则解放农民。1845年，颁布了《关于义务农》的法令，规定地主有权同农民签订协议，农民可取得地主小块土地，但必须为地主履行一定的义务。1838-1842年，白俄罗斯、立陶宛、西部乌克兰等地废除了国有农民租佃国有土地和服劳役的制度。按照这些办法，农民虽取得一部分权利，仍未摆脱农奴制的依附关系。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以及农奴制危机加深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沙皇政府被迫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见俄国1861年改革）。但是，农奴制残余继续保存下来，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被彻底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