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晚上，值夜的又换成了花朝门“三虎将”，这里得特别说明一下，本来的“五虎将”因为都在大炼钢铁时借到了厂矿，其中两人因为革命的积极性特别高，就给留了下来，做了工作老大哥，而回来的这三位，余志恒想了不少的办法，希望他们也能走出去，但事与愿违，被退了回来，因为现在，厂矿的岗位也很紧。
一看那三人要在晚上守住余志恒，我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鬼使神差，又朝仓房而去，再次在挺远的地方看到离去的余正林。现在，我总算把余正林当成了阴谋的主角，因为从前前后后的情况来看，这件事的幕后很可能就是他，他虽然年龄不大，但却非常的虚伪，而且野心也不小。在红星大队，这十来年里，一直都是余志恒做老大，他做老二，在我们的现实里，老大与老二的区别，那是老二与老三的区别所无法比拟的，老大就像一方皇帝，而老二与老三就像是左右丞相，那地位的差别自然是千差万别了。不过，我也认为，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连个极别都没有，有必要争得如此激烈，如些狠毒吗？难道是这些人物天生就有着好斗的本性？或者，他们是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磨砺自己？想来也是，如果每一个组织人物不是从小的地信斗争起，第一没有参与大斗争的机会，第二是不会有残酷斗争的经验打基础，根本就没有斗争胜利的可能，我们有句俗语，“万丈高楼从地起”，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组织人物那里，合作是表，斗争才是里，阶级斗争是表，组织斗争那才是里，爬上权力的顶峰是真，以什么为幌子那是假，古今一理，绝无二致。
既然知道这个道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掺和呢？当时，我确实无法说清楚，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因为余志恒个人的魅力影响了我，让我对他有些期待。想想曹延正，我真想再能找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一心为着别人，从来不顾及自己，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个组织，应该会有些共同点吧。要说这个组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虽然它也有着十分激烈的斗争，但至少有一条可以让人相信它，只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才能保证社会表层的安宁，不至让各种力量把矛盾激化到表面来，这样，老百姓相对来说也许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因为各种力量一旦把矛盾激化到表层上来，分裂那就不可避免，而一旦分裂，更多的外国势力侵入，更多的精英集团崛起，在各个精英集团的鼓动下，民众就会分裂，战乱就会发生，那时候，自己人杀自己人就会有了堂而煌之的理由，受益的是各个精英团体，他们进可攻，退可守，但百姓却只能在水深火热之中梦想着未来。
我听到了惨叫声，这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几乎没有间隔，但声音却相当的沉闷，感觉像是被什么堵住似的，我听得出来，那声音是余志恒发出的无疑。我加快来脚步，来到了仓房门外，今天，仓房门却是紧紧关闭的，透过那道门缝，只能看见里面很小的一块寺方。
我听到了急促的鞭打的声音，和着声音，我想到了张天才曾经对申姓绅粮用破成细条的楠竹暴打的情景，想来他们今天也用了同样的办未能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老幺，你来，我歇一下。”
“杨哥，怕不能打了哟，再打，就打烂了，会出人命的。”
“你他妈这么多话干什么吗？打，打死了也不要你抵命。”
杨广富的话也真是这个理，这几年，好几个奸贼被打死，却从来没有人承担过责任，更没有人追究过。
“王三，你来。”
“杨哥，这……我……”
“你他妈两个废物，平时说得筋板板的，正要派上用场，都他妈软了。你们两个，把他给老子吊高一点，老子歇口气再说，今天不把他打死，也得打残了。不是我们要害他，是有人要收他的命。你两个，给老子加点力，不然，下一个挨整的，就会是你们两个。听到没有？给老子下点老力。”
余志恒的惨叫声再次响起，而且声音也拖得非常的长。
我推了推门，里面抵着什么东西，我只得加大了力气，用力一顶，里面“稀里哗啦”一阵乱响，而且还有木材断裂的声音。里面的三个人听到声音，都被吓了一跳，刘蛟翔与王家驹还吓得躲到了吊着的余志恒的身后。当他们看清是我后，才镇定下来，但也有些疑惑，也许他们觉得我把这么多抵门的东西都推开，难以令他们置信。
杨广富最早醒悟，走到我的面前，看看我，又看看地上那堆物品，而我也装着很傻的样子，看看他们，又看看地上，再看看自己的身上。
“哑巴，你来干什么？快回去，今天不该你当班，回去睡觉。”
我故意胡乱地比画着，而且发出着“叽哩呱啦”的声音，他们当然不明白。
“哑巴，回去，没你的事儿。”
刘蛟翔与王家驹一起对我这样说，但我却像听不懂他们的话一样，还继续朝里面去，杨广富站到了我的面前，要挡住去路，别两个一见，也站到了他的旁边。我想此时跟他们玩玩也应当无妨，我走上前去，用又肩一顶，杨广富就向后退出四五米，一脚未稳，跌倒了，那两个赶紧过去扶起他。
“哑巴，你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杨广富站起来，故作镇定，但看得出来，他已经有些心虚。
“我们有三个人，你打不过我们，快走。”
我没有理睬，继续朝前走去，他们三个站成一排，不停地朝后退，直退到余志恒的脚下，碰到了余志恒。余志恒的身体一晃荡，想必双臂就会异常的疼痛，抬起头来咧着嘴叫着。
我几步上前，一把抱住他的双腿，用力往上抬，减小他双臂所受到的力，其实，我大可以解掉绳子放他下来，但我想还是装疯卖傻，戏弄他们一下更好。
“哑巴，不关你事，快回家去好好睡觉，这事你管不了。”
我摇了摇头，死死地抱着余志恒，余志恒的气息已经很不顺畅，他身上流出的血顺着我的身体向下流着，我看了看，他的背已经被打出了好些血口子，几乎找不到一处完整的地方。
“哑巴，不关你事，你走吧，不能连累你。”
余志恒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有些感动，在此生死的时刻，他还是能想到不边累我，这也算是一个有些正义感的人。
我开始“咿哩哇啦”地一阵狂叫，那声音，震得屋顶不停地朝下落着灰尘。
“杨哥，还是把余三放下来吧？”
杨广富想了一会儿，只得点了点头。余志恒很快被放下来，他倒在了我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脱下衣服披在了他的身上，很快，衣服就被他身上浸出的血给染红了。
我就这样一直搂着余志恒，而杨广富三人就一直眼巴地望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他们确认我不会离开，只好自己灰溜溜地逃了，杨广富很不甘心，不断地回头来看。等他们走远，我扶起余志恒来，准备要送他回家，看他每走一步都会痛得呲牙咧嘴，我索性一把抱起他。
“哑巴，放我下来，让人看到，像什么样子！你扶着我走就行了，我还能走。”
我理都没有理他，抱着他大步走出仓房。余志恒虽然是大队的支部书记，但住家却一直都在花朝门，要说大队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花朝门的人，所以给人感觉，花朝门生产队就是大队的直辖生产队。
来到余志恒的家，他的家人正为此担心非常担心，一看人回来了，伤成这样，更是哭得跟个泪人差不多，对我自然是千恩万谢。
接下来，余志恒虽然也还是时常会受到斗争，但却没有人再敢为难他，我相信不会是我帮了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余正林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被送到厂矿的张天才与陈学海都突然回来了，而且带回几个前来串连的京华大学生，现在余正林也成了被斗争的对象，而且，以杨广富为首的”造反派”所支持的革命组员会也正在紧罗密鼓地筹备成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又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暴力变成了革命行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人成为英雄。
斗争会的内容更加丰富，在京华大学生的指导下，既要斗争奸贼，又要揪斗，还要打倒，农业生产成了副业，革命运动成了主要任务。
看到这些所谓的京华“学生娃”，没有人相信他们真是学生，他们出手之狠，简直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没人与他们有仇，但也没人与他们无仇，稍不对劲，他们会立即解下腰间的武装带，对着奸贼与一阵猛抽，被抽中一下，必得头破血流。他们来自“天子脚下”，随时随地出口成章，语速快，声音尖而利，就像电唱机超过了正常速度，他们的很多观点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而据他们所称，那就是天下最真最纯的真理，谁也不能反对。
花朝门“五虎将”再次站到了同一条战壕，构想着更大的革命行动，在学生们的鼓动与支持下，以“三结合”的名义，以“滚******蛋”为口号，很快掌握了大队所有的决策权。学生们的忠与狠，令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唯有事事遵从与他们的指挥，完全把他们当成了钦差。
学生们成天为着革命事业奔忙着，要到各处去串连，留在红星大队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只要呼到京华学生这几个字，每个人都得赶紧闭了嘴，任你有“金字招牌”，也抵不住“钦差”们的一个结论，说你好，你可以一步登天，说你错，受点皮肉之苦是小事，搞不好就被打成奸贼，从此以后，家里所有人都再抬不起头，只要听说有挨斗会，心都会提到嗓子眼里，保不准正坐在会场下面，就被点到名，揪到台上，劈头盖脸一顿皮带雨，再有冤也不可能有伸之处。
有了这样的氛围，作为京华学生最忠实的信众，花朝门“五虎将”自然就更加的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把社员们当成了鱼肉，任其威福相加。本来，这几个人一向在社员里没有什么地位，大家都把他们当成好吃懒做的典型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虽然谁都不愿惹他们，但也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天网恢恢，总得有个公道在，邪是无法胜过正的，好吃懒做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但到了这样的现实，似乎大家都已经改变了认识与态度，有的人甚至开始主动地巴结他们，希望能仰仗与他们的关系做证自己在各种口角言语中占得一点先机，在有事情出现的时候能有一个帮着说话的人而不致于吃亏。在这样一个地位极为低下的地方，总算让我见识了公理与正义消亡于暴力的过程，精英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发动社会中的毒瘤来对普罗大众进行恐吓、压制与教化，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全然不顾及社会的正常秩序与人民的福祉，玩权术于股掌，玩人民于股掌，玩公道与正义于股掌，还大言不惭，自我标榜。乱中取利，浑水摸鱼，这样的手段，数千年里，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害了多少的人，无为而治的成果，转眼间就化为泡影，百姓的所谓纯朴再次经受打击，化为污有。每每听到世风日下这种说法时，我真是很想大声地告诉说这话的人，这日下的世风，全都拜精英们所赐，要么是他们希望有着这样的浑水，要么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表率，或者就是他们对人性的恶进行了发掘。百姓还是那些百姓，纯朴还是那样的纯朴，只是他们的心中多了一份恐惧，多了一份退缩，多了一份隐忍，多了自保的思想，对于公正再不敢有一丝的关照。
每次看到某人被打，我都感到悲哀，搞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要以牺牲别人的尊严来成就自己的威风，而这威风似乎以只能算是过眼云烟。每次看到有人揭发某人，更让我感到沮丧，人啊人啊，为什么会在一定的环境里无耻到那种程度，连做人的道德底线都不顾，损人，而不利已都愿意。
虽然我对曹仁德的堂客，大家所称的二伯娘没有好感，但对曹仁德却毫无成见，虽然他最终还是找改回了中农的成份，但是，却没有改掉被斗争的命运。他是个老实人，人家要斗争他，他从来不反驳，总是非常顺从，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也给他带来了好处，没人狠毒地对他，但是，他的后人却总是要低人一等，而且一不小心就成了人家攻击的目标。
曹伯培是曹仁德的大儿子，从小就喜欢吹笛子，把那些流传的几十年的曲子都吹得很熟，特别是旧上京的流行歌曲，以前，谁也没在意，但现在却不同了。有一天，在斗争曹仁德时，一个与曹伯培从小一起长大的人走上台去，揭发曹伯培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向往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他还说，曹伯培曾经对他说过，“包谷粑，红苕屎”的话，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在当时，却成了他诬蔑新社会，试图复辟的罪证。证据确凿，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斗争的范畴，曹伯培被判刑七年，差点死在牢中。十几二十年后，当曹伯培谈起这件事时，他告诉大家，其实，那句话是那位朋友自己说的，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自己只是因为没有“金字招牌”，便失去了分辩的权利。这位朋友并没有因为揭发他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当然，他也不有得到任何的坏处，正是有着众多的像他那样的人，现实就变得相当的热闹起来。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只需要百分之五到十的人如此，革命就会变得轰轰烈烈，但这样的结果却是让好多人再也不敢在别人面前，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面前轻易说出任何的话来，因为我们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可以允许任何人作任何的发挥，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这不仅是读书人的专利，一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同样有着这样的本事，只要社会能给他们机会。
“造反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市里，队里的当权派大多成了，他们白天工作，夜里接受斗争，有时，还得到其它地方，其它单位接受人民群众的斗争，挂牌子，戴尖尖帽，向伟大领袖，向贫下中农认罪，作检讨。
随着京华来的串连学生的离去，形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们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愿意顺从着“造反派”，他们也会在斗争会上着力为自己进行表白，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