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鲁迅与拜伦这两个伟大天才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并不含有比较的意思，诚如前人所说的：“历史的比拟总是危险的”。因为任何比较总不免于偏颇，即如过去有人将鲁迅比之我国的孔丘、庄周，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尼采，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等，结果历史都证明了这些比拟的不伦。这里，我想主要就鲁迅早期文艺思想中所受的拜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他一生的战斗道路中所起的作用，略加说明。
鲁迅的生活和战斗开始在我国还没有被民族革命的曙光所照耀的寂寞昏沉的子夜般的年代。那时中国国内虽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维新运动，可是帝制还没有被废除，强大的封建势力仍然占着统治的地位，正对外来的新思潮起着一种抗拒的作用；而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的侵略，自一九四年鸦片战争肇其端倪，压力就越来越大，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由军阀，买办，官僚所结合成的洋务派兴起的一种所谓洋务运动，“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妄想以炮坚船利的政策来保持封建势力，镇压人民革命，就这样，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结成了统一的联盟，阻遏着民族的觉醒和人民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已经向祖国表示了愿意以身殉国的爱国主义志士，青年鲁迅选择了文艺的武器，作为求得民族解放的启蒙主义的工具。当时主张个性解放的鲁迅，决然地提出了“非物质，重个人”的口号，他正告热中于洋务运动的所谓崇实之士：“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他也不满意20年来的维新运动，说他们所介绍的西洋文化，除了“治饼饵，守囹圄”之术以外，无有其他。他认为，要使中国不至于“永续其萧条”，必须有第二次的维新，而这，“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鲁迅一再呼吁，要求中国有“精神界之战士”出现，鲁迅当时所迫切期待的中国精神界的唯一的真正的战士，还只有他自己。
由于反抗异族侵凌，迫切希求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的决心，大胆否定封建主义等的一切统治观念、提倡个性解放思想，因此，鲁迅一开始就倾向了“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它的代表者拜伦发生了因缘。根据已有的传记材料来看，鲁迅开始接触拜伦的作品应该还在他的留日时期——1902年左右。从此，这位身为贵胄，不惜孤援希腊，以性命相授的伟大革命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就永远活在鲁迅的心头，待到五年以后，亦即1907年，鲁迅终于在其第一篇文艺论文——不啻是他献身革命文艺运动的宣言的《摩罗诗力说》里大力介绍了拜伦。这篇论文中连同介绍的所有其他诗人或作家，如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克拉旬斯奇，密克威支，斯洛伐支奇，裴多菲以及果戈理，就精神上说和拜伦是一贯的，因此也都可以归入拜伦宗的。可证诸史实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介绍拜伦的论文恐怕要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了。18年以后鲁迅回忆对拜伦的印象时记忆犹新，他说：“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至于鲁迅为什会要介绍拜伦，他自己在这里也说得很明白：“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是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当时正是被感应了的一个。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拜伦的反叛的普罗米修斯般的热情使俄罗斯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从他的诗作中看出了“对英国现实的断然否定”。但拜伦的反叛精神只有从英国当时现实的矛盾中才能求得解释，别林斯基论到诗人所处的当时英国的环境时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英国那样骇人听闻的豪富，也没有那样骇人听闻的赤贫。”18世纪的7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迫使广大劳动者投入了更痛苦的地狱般的生活，因此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捣毁机器的最初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有名的卢德运动；1792年成立的鞋匠的儿子汤姆斯·哈第为首的通讯会；1795年的饥饿骚动等等。除了工人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外，当时英国还存在着民族的矛盾，如1798年的爱尔兰暴动。这就是拜伦诗作中所体现的紧张的矛盾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拜伦被称为“英国工人阶级最初一些自发性的和不成熟的活动的兴奋的目击者，庇护者和歌手”。在《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和《卢德之歌》这两首革命诗作中，拜伦对当时英国的劳动人民表示了最深沉的同情。同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另一面，是对上层统治阶级和作为统治工具的资本主义制度报以刻骨的憎恨，在拜伦看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掠夺人民财产的方法与强盗本质上没有区别，在拜伦最杰出的长诗《唐·璜》中，诗人曾把海盗兰勃洛和他们比较：不要以为他发财的方法似乎奇特，
虽然他把各国的货船夺去，
但只要把他的官爵
变为首相，这不过是抽税而已。拜伦对上层统治阶级这种火一样的讽刺，继承了英国文学中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进步传统，并给后起的人民文学家的巨大的影响。在19世纪末，剧作家萧伯纳在自己的优秀的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公开声称统治阶级的伪道德不过是骗骗老百姓的玩意儿，其实他们连娼妓还不如。拜伦对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虽然投以高度的憎恶，表现在他的诗篇中，对自己的祖国却又有着无尽的热爱；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拜伦对弱小民族的真诚的同情，使他把奴役别国的侵略政策看作是“古代野蛮政策的残余”。由此可知，拜伦的浪漫主义显然不是一种消极的抽象的美学，它是具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可感触的革命内容的，拜伦曾把自己的诗作称之为“手榴弹”，正如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叫做“投枪”和“匕首”一样，公开声称它是一种进行斗争的武器，而这点，正投合了同样作为一个诗人——革命家的鲁迅的情怀，而这个以援助弱小民族著称因而为鲁迅赞颂的拜伦，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却正是生长在以奉行最凶恶侵略政策的强盗帝国，因此，鲁迅不能不给予拜伦的崇高的评价。拜伦的美学理想，他的辉煌诗作所表现的那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不但在中国，鲁迅认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即使在其本国，例如司各德的“平妥翔实，与旧之宗教道德极相容”的作品也完全不能与之方驾。事实正是这样，当司各德在自己的《古歌人咏》中高唱“爱情统治着营地，朝廷和树林”脱离现实，向朝廷献媚的赞歌时，拜伦却嘲笑他的天真和漠视现实，在拜伦看来，“实际上，统治世界的是现金，现金像月亮统治海潮一样在它自己的土地上统治着爱情这位统治者。”诗人以敏锐的眼光最初看到了正如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充分论证的主题：现金交易，“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拜伦诗作之所以如此，这反映着拜伦本身的革命精神；鲁迅当时就无限倾心于这种拜伦式的革命精神，他说：吾今为案其为作思惟，索诗人一生之内閟，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一种冲破一切罗网束缚的反抗传统的精神，一种正当的自尊心，“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的顽强的韧性战斗精神以及“无所讳掩”的真诚……这一切，都为鲁迅终身所奉行和发扬，熔铸在他为阶级斗争所锤炼的性格中。拜伦反抗强暴的另一面，已如上述是他对弱小者的真诚的同情：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无惧于狂涛而大儆于乘马，好战崇力，遇强无所宽假，而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然而拜伦的同情弱小者却完全有别于佛家或基督式的慈悲，他要求弱小者也能奋发自强起来，他号召反抗，他要启迪奴隶们的觉悟，这就是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苟奴隶立于前”，拜伦“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种精神，大家知道，同样为鲁迅所服膺和躬行，并且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无论闰土的形象，无论阿Q的形象，无论在其前期或后期的全部辉煌的杂文中，对待被压迫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总可以从中追寻出拜伦式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所给予的影响。
固然，拜伦精神中有它消极的一面，即鲁迅亦分析到的：“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也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但这种厌倦人间的思想在拜伦精神毕竟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并没有导致消极的遁世，却发为积极的抗争。拜伦之所以被称为厌世者，正如丹麦的伟大批评家勃兰兑斯所说，是因为它对于这样的生活的暴乱的讽刺。拜伦自己也对这种责难给了正确的答复(《唐·璜》第9篇第21节)：为什么他们称呼我为厌世者呢？因为他们憎恶我而不是我憎恶他们。而且拜伦之所以能够献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难道不正是绝好的证明。鲁迅论到拜伦与尼采的分歧点的一段话是富有意味的，它可以一扫某些人认为鲁迅早期受过很大的尼采影响的误解：“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按指拜伦——引者)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正因为“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尼采的超人终究被利用作为法西斯主义嗜血者的形象，而拜伦主义则始终是反抗强暴扶助弱小的象征。鲁迅变成了一个拜伦主义者后，他和尼采从此完全断绝了因缘，虽然即使在早期鲁迅也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尼采主义者。在后来的言论中，鲁迅更曾经不止一次地完全否定了尼采的反动的超人哲学。
鲁迅的现实主义的抒情诗的特征，其中除了鲁迅自己时代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的影响以外，还可以追索出拜伦所给予的深刻的影响。虽然除了鲁迅的某些抒情诗和1903年所写的传奇《斯巴达之魂》，以及1918年写的《狂人日记》所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外，在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上似乎再也难找到所受拜伦作品的显著的影响的迹象。但拜伦精神中最卓越的特征却为鲁迅汲取了并贯穿到他一生的行动和创作中，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首先是拜伦的纯真的爱国主义，热爱弱小民族，反抗强暴的革命思想所给予鲁迅的强烈的影响可以在他的言行中得到诠译，如果把鲁迅的第一首表现出以身许国的高度爱国主义激情的抒情诗：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与拜伦的有名的爱国诗句：“英国啊！尽管你有一切缺点，我还是爱你！”对照，就不难理解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革命家的心灵所以会响起高度的共鸣的实质。其次，同样，鲁迅热爱弱小民族，早在1907年，亦即在其名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力介绍了拜伦；一年以后所写的《破恶声论》(未完篇)中，鲁迅对波兰和印度倾注着无限的同情，赞美他们人民的酷爱自由(“其民多情愫，爱自由”)。鲁迅特别谈到印度给予中国古代文化的良好的影响，两国所结成的兄弟般的友谊(印度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所以鲁迅曾说：“使二国而危者，吾当为之抑郁，二国而陨，吾当为之号咷，无祸则上祷于天，俾与吾华士同其无极。”用现代惯用的政治术语来说，这真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啊！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号召我们要学习“波兰武士贝谟之辅匈牙利，英吉利诗人拜伦之助希腊，为自由张其元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鲁迅在这里虽然只提到波兰和印度，然而决不仅止于此，他有这样的一种伟大的理想：“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由具足。”正如拜伦尝言：“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同属于一种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因为鲁迅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真诚的同情，所以在文学上，鲁迅曾锐意搜求，不知疲倦地披览过东欧以及其他各弱小民族的作品，为之绍介，推广，借欲唤起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心。这可以和拜伦之同情一切被压迫者，公开援助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烧炭党的革命起义的事迹交相辉映，先后媲美。在这点上，也可以显著地看出拜伦所给予鲁迅的伟大的影响。同情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会反对侵略主义的殖民政策，和拜伦把侵略主义看作“古代野蛮政策的残余”一样，鲁迅在其《破恶声论》中，他把崇尚侵略的行为斥之为“兽性的爱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鲁迅已经发现并指斥了“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性，他正告这批鼓吹侵略，“搏噬无辜”的“壮士”，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当时也正是道地的被侵略的国家。如果我们联系到二十多年以后，帝国主义的宠犬——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家疯狂地向革命文艺界进攻，以及在这一场斗争中，鲁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史实，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这种天才预见的正确性。
拜伦式的反叛热情，在鲁迅精神中到处可以因分析而被发现，当鲁迅摈斥崇尚侵略的兽性爱国论者的同时，他已发现了不抵抗主义的无比危险性，鲁迅曾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和平论的脱离现实：“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戾初志远矣！”作为一个拜伦主义者，鲁迅一再反对过国民性的“卑懦俭啬，退让畏葸”，在他看来：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争，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只有这种完整的革命精神，即一方面摈斥侵略政策，一方面反对不抵抗主义，鲁迅获得了拜伦反叛精神的真髓。
正如同拜伦的反叛精神应该从当时英国现实的矛盾中找到解释一样，鲁迅所以会对拜伦的这种反叛精神特别感到亲切，并且使自己行动中贯彻了这种执拗的反叛热情，那也只有从中国当时的现实矛盾中找到回答。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处在异族侵凌，个性备受压抑的时代，每一个正直的人，不能不向往拜伦的革命精神，向往拜伦诗作中所描绘的自由天地，正因为如此，拜伦一被介绍过来，就活在广大人民的心头。他的《哀希腊》在当时就有马君武、梁启超、苏曼殊等人的好几种译文，广为读者所热烈传诵。《哀希腊》系拜伦所著长诗《唐·璜》第三章中一位希腊的爱国志士所唱的一支歌，“怀前古之光荣，哀后人之零落”，它倾泻着奔放炽热的革命感情。每读一遍，都能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诗人在这里“睹往日耀灿庄严之希腊”，盖有以激励：难道我们该只哭悼往日？
只脸红吗？——我们的祖先是流血。
大地啊！请把斯巴达勇士，
从你的怀抱里送回来一些！根据已有的鲁迅传记材料证实，鲁迅在留日时期，即1902年左右曾热烈地读过拜伦的作品，那末可以肯定，他在1903年所作的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至少有拜伦作品所给予的触发和影响。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斯巴达之魂》，就不难发现，它无论就所叙述内容和艺术构思来看，无疑是拜伦风的作品。鲁迅自己记述写作《斯巴达之魂》时的情况，说：“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可见不但鲁迅，当时整个文坛都感染着那种浪漫主义的风气。抒写斯巴达尚武精神的《斯巴达之魂》，它叙述的是纪元前480年波斯王泽耳士进攻希腊，斯巴达王黎诃尼佗率领市民三百人和数千军队，扼守温泉门战死不屈的故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突出地描写了一个誓以死谏丈夫去舍身杀敌的英勇的希腊妇女的形象。鲁迅创作的目的是十分明白的：“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这正可与拜伦在《查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所创造的一位萨拉哥拉的女游击队的英雄形象遥相映照。鲁迅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公认为反封建斗争宣言书的《狂人日记》，其中不仅弥漫着拜伦式的浪漫主义的激情，而且在整个艺术构思中，即以狂人的形象而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出现的艺术构思中，同样不难找到拜伦作品给予的影响(当然不仅受拜伦的影响)。鲁迅论及拜伦的诗剧《该隐》时，曾将剧本中主人公该隐所说的“恶魔者，说真理者也”的话，理解为诗人的主观思想直接的表白，并且认为，拜伦所以会有这种思想，只有从英国当时的社会中求得解释，而“英伦尔时，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缛礼为真道德，有秉自由思想而探究者，世辄谓之恶人”，这难道不正与中国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志士或稍涉反抗者就被诋为狂人一样吗？这与鲁迅开始生活和战斗的时代有着相同的情况，也只有从这些根本问题上来探索鲁迅之所以会受拜伦的影响并且特别对拜伦感到亲切才不至于有牵强附会之嫌。同样，《长明灯》中的疯子形象的创造，也不能认为与鲁迅思想中深受拜伦式的反叛热情这点毫无关系，所不同者，拜伦创造叛逆者的形象，每都托之于神，而鲁迅创造了当时现实中的真实的不幸者的形象，一个基于浪漫主义而倾向现实主义，一个基于现实主义但就其某些作品来说也不乏浪漫主义激情的素质。
拜伦作品中人物的根本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下场，这点鲁迅也早已看出了。他论到拜伦的作品时说，拜伦作品中的人物“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仇，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非其然者，则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颠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即拜伦最后之时是已。”然其不可避免个人主义的悲剧命运则一。虽然是更接近现实，虽然是鲁迅为了要和当时革命的前驱者采取同一步调，在自己作品里有意装点欢容，不愿显得过分消沉，然而在《彷徨》的某些篇章中，特别是《孤独者》，还依稀能看见拜伦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的影子。试看魏连殳式的反抗的结果又是何等的凄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就其“倨傲踪逸，破坏复仇”的叛逆性格而言是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的，但就其反抗挑战的结果来说同样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这些悲剧性格之所以产生，正如同拜伦作品中的悲剧性格之所以产生一样，首先不能不归之于时代，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为这些个人主义反抗的英雄们安排好真正的革命的出路，其次应当归之作者的思想信仰，当一个作者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想，还不能摆脱个性主义的偏见时，那么，他笔下的人物自然也只能是个人主义的人物，只能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战斗于20世纪初期，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年代的鲁迅究竟比战斗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的拜伦要有幸得多了。正因为如此，在鲁迅作品中，拜伦式的个人主义的英雄的悲剧究竟属于少数，而其大部分的作品，特别是后期的作品，都染上了行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色彩。
当拜伦逝世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国的《小说月报》曾为诗人出了专号，西谛在《诗人拜伦百年祭》一文中说：“拜伦是在希腊人的心上，是在近东各民族的心上，是在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心上！”沈雁冰在《拜伦百年纪念》一文中说：“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风般的文学，以挽救垂死的人心”，那是1924年的事。在这十年以前，苏曼殊已经出版了他所翻译的《拜伦诗选》。而在这17年以前，我们伟大的鲁迅却已经在他第一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详尽无遗地介绍了拜伦，在鲁迅整个的著作中，提到拜伦的不下有四次之多，在小说《幸福的家庭》里，鲁迅不无愤慨地讽刺道，《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读拜伦的诗是“不稳当”的，他们只能读《理想之良人》之类。当然鲁迅对拜伦的评价并不是没有受到时代的局限，例如，他认为：“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显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理解拜伦的矛盾和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因为拜伦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作家。虽然这样，但鲁迅却并没有从拜伦那里接受到他的消极的一面，鲁迅相同于拜伦的“力抗社会”，而不同于拜伦的“断望人间”。鲁迅吸取了拜伦的积极抗争的思想而熔铸在自己的精神和创作中，仿佛合金一样，它发出了独特的光亮和色彩。拜伦正像给予了我国民族革命启蒙时期每一位思想家以伟大的影响一样，也曾给予了我们的鲁迅以伟大的影响。
这本集子里的十五篇论文，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编集，仅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润饰和加工；在写作时间上，大都作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只有两篇选自五十年代中期，一篇选自六十年代初期。
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认识路线，不但对政治经济领域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对学术界、科技界、文艺界，都是一股春风送暖的力量。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任何时候都是认识客观世界，进行科学研究应循的准则，唯有循此方针，科学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繁荣和提高。
回忆我开始动笔，尚在五十年代中期，那时还是一个不更事的青年，如今却两鬓霜染，而成绩寥寥，且其间认识不无迂执，写的东西有的也早成昨日黄花，思之不能无慨！差堪自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鲁迅先生的钦佩，却有增无已！
岁序更新，愿一切从新的起点开始。
作者记于上海复旦大学
1981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