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想请文学大师写序，因为无论请多大的文学大师为自己吹捧，也不可能提升作品的内在价值，无非拉大旗作虎皮而已，时髦的话叫做炒作。何况，在文化过度市场化的中国当代，请文学大师写序是需要付出不菲代价的，而且不少所谓文学大师，收了报酬，往往毫不负责，绝无良心，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表述的言辞不是自说自话，自吹自擂，也常常与要序的作品风马牛不相及，令读者不知所云，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还是自己写几句俗语，虽然没有权威风范，没有理论背景，但起码是个人的真情实感，是自我的认知水准，无需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拔高自己，以免大师倒了，我也被摔得头破血流，无地自容。另外，说句实话，也许我眼拙，以近60年来的文学现状，还真没看出中国文学界里哪位像是大师，大忽悠倒是不少。
从最早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经38年，粗算下来应该在千万字以上，尽管绝大多数篇目都不足挂齿，甚至羞于启齿，但终究铺陈了一条或深或浅的人生轨迹，刻划了一线时轻时重的心路历程。其实，从中还可以窥测到时代的烙印，留下些许历史的密码。总之，是自己栽的花，自己种的草，好看不好看单说，自己敛起来，起码可以当柴烧，给需要的人暖暖身子，照照夜路。
我必须坦承地告之，文学写作于我最初是人生的无奈，后来是人生的支撑，现在则是人生的寄托。
到云南上山下乡插队当知识青年的岁月里，初始的激情和振奋很快消解，随之而来的是无望、苍凉、愤懑、惆怅，不甘心一辈子当一个农民的心态充斥着我的每一天，而没有当时权贵的亲朋，没有卑微乞求的天性，没有出卖良心的胆量，也就没有跳出苦难的捷径，只好用文学写作来试探一条改变命运的路途。不知是不是有一小点天赋，经过不算太刻苦的努力，1973年在重庆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歌，1974年在上海《朝霞》月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而且确实也因此不用再干体力活，坐进场部办公室负责写先进材料及大批评文章了。
1975年回到了故乡北京，虽然进了大型企业，可依然还是在基建队当苦力，尽管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老大哥，而我更愿意劳心，所以文学写作始终没有放弃，并最终凭着几篇小说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后来还有幸进入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1983年在上海《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世界》，小有轰动，算是被文坛认可，由我编剧的中国首部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和田壮壮首次独立执导的电影《九月》同年上映，随即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文学写作至此成为了我立足社会的资本。
人近中年来到海南，蔑视经商，也无任何经商能力，尚未有终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境界，因而文学写作还得继续，终究靠微薄的工资很难生存，需要稿费补贴；终究文学写作不仅仅是我的追求，已经是我生活的常态了。浑浑噩噩，也可以叫平平淡淡地渡过了中年，知天命后，感觉到以我喜欢讲真话的性格面对文学环境充满困惑，几近绝望，但文学写作已无法与我分割，每天不在电脑敲上几行，好像今天就白活了，因而，恐怕只要我能够坐起来，只要我没有老年痴呆，文学写作就不会中止，用以表达残存的良知。
出文集是几乎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我是凡人，也不例外，出套文集，自我证明，同时，也想借此传递给亲朋好友及还关注我的读者一个准确信息，今后，我不再以公开发表为目的进行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写作，为的是彻底背离中国文学的急功近利，在寂寞中把人生经历的精华筛选过滤出来。
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本已经出版的重要作品不能入选此文集，比如《土命》（另名《沧桑》），比如《海南大亨》，比如《世界》，比如《中国知青秘闻录》，不知以后是否还有机会配齐，当然，对此我是乐观的。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南海出版公司的霍总宝珍大姐及张副总爱国老弟，他们对我始终如一、不求回报地支持着，使我在酷热的海南岛感受到春风的惬意，因为，我已经出版的40余部文学作品中，有7部出自于他们之手，我能够出版一套文集，同样是他们的热忱及关爱。
文学写作于我再不是功利，而是心灵中的一块自留地，可以漫不经心，也可以深耕细作，生机勃勃或凋零荒芜，都足以精准地点缀我的精神家园。
想起了20年前的一首诗，忘记了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邹出来的了，不过，它却是我文学写作的心境和脉络，是以附在自序中。
走过真实的凄楚
便用虚伪麻醉肉体
并欺骗儿子
和儿子的儿子
因为父亲同样告诉我
历史是美丽的小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