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解不开的知青情结一样，红色情结在我灵魂深处也长久地存在，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知青情结当然是自身经历的必然结果，无论上山下乡的年代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惨痛折磨或幸运机遇，我们都将永远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而红色情结是儿时所受教育导致的观念成型，红军、“红匪”、红党、红旗、红领巾、红袖章、红五星、红领章、红孩子、红太阳、红海洋、红色中国—这一切不可能不让伴随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人打下红色的烙印，红色，成为了曾经的理想象征和时尚崇拜。
因而，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为20集电视连续剧并进而改写成为长篇小说，则是红色情结在生活中的又一次泛起。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红色情结绝非上个世纪某些年代的彼红色情结，因为我们不再是热血青年，也就是说，当红色情结于21世纪又一次通过文学的形式进行表达时，其内涵和文本的意义已经产生了微妙但不容置疑地变化。
用通俗的话说，这是后反思时代的反映，因为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我们的子女已经把愤怒的青年、嬉皮士、性解放、垮掉的一代当成古时候的事，把“勇敢”地用身体写作的卫慧、棉棉当成落伍的姑妈，新人类都不足以表述他们的与众不同，必须使用新新人类的字眼才能完成过把瘾就死的心态，木子美式的宣泄和美女制造以及如何能够一夜暴富才能让他们津津乐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使我们要重新审视坚守了很多年的信仰贞操如何才能维系下去，何况，兑变和异化同样不可避免地在我们心理上产生着。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期，海南正陷入比法国大革命更疯狂的房地产和股票的热潮之中，为了躲避毫无规划遍地而起的水泥垃圾，我迷惑地徘徊在万泉河畔的田野间，惊讶地发现了当年琼崖纵队女战士的苍老身影还在沉重地出现，她们或在稻子地里插秧，或在山林中捡柴，或在猪圈里铲粪，或在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远方，没有英雄的气概，没有英雄的待遇，没有英雄的言语，没有英雄的环境，完全是海南农妇的模样。更令我愕然的是，红色娘子军指导员的那个原型居然刚刚被摘下匪属的身份没几年。
她们不善言谈，使我无从查找她们心路的历程，但是我能够隐约感觉到，“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的歌词已经无法诠释几百个青春年少的海南姑娘为什么会在20世纪30年代拿起杀人的武器，离开自己的家园、父母、情人、丈夫，义无反顾地走向可能或潜在的不归路。
必须要对这些女性的命运给以重新的认识，否则就是对她们的不公，对历史的不敬，对红色情结的亵渎。
于是，冒着被“炒冷饭”、被“哗众取宠”的议论，我和郭小东开始了很可能不讨好的20集电视连续剧及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在这一刻，讨好、市场、艺术、发行量、收视率等已经不在我们的视野，脑海中翻腾着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21世纪的观念阐释我们这代人永不会消失的红色情结，从而使一群于当今正是追星年龄的女性用血泪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更加真实、更加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她们，她们也曾是如花似玉，也曾是活泼可爱的一群，于是有了20集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并有了由此而问世的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她们的生命在其中复活，她们的生存状态在其中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