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他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大学以内的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大学以外则有他的读者群众。但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和帮助者，他们的忠诚是他特别看重的。教育部高级官吏和大学高级人员，虽然不明白像季米里亚捷夫和史托列托夫那样的科学家是当时的大学及一般俄国科学的光荣和珍宝，但普通人民之中却有一些人，以其对于杰出的教授之帮助和忠诚，表明他们是了解和重视前进的科学家的工作的。
诺维可夫介绍这样的一个人给我们：
在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受人迫害的时期中，差不多连最后一件仪器也被人拿去了，连最后一个房间也被人占用了。此时却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忠诚的人帮助他，这个帮助对于他特别重要。这个人就是管实验室的工友亚历山得洛夫。他和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共同工作差不多四十年，共同遭遇好几次的患难。他未曾受过教育，但有特别的理解能力，能了解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所指示的一切，即使指示的话未曾说得明白，也能了解。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所构造的一切，他都当作宝贝保存下来，所以实验时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做得出来，即使没有必要的材料和手段，亦然。这个人的工作如何重要，只有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心里明白。这位“流动”教授，人家“指定”他在哪个课堂上课，他就需携带他和一套容易破碎的仪器到哪个课堂去。亚历山德洛夫替他办理一切。学校当局方面几次迫害都不能完全使季米里亚捷夫丧失实验设备，丧失他有名的仪器，这点应当感谢亚历山得洛夫。
1899年，沙俄当局颁布“临时规则”。此后，各大学“闹学潮”此伏彼起。1901年2月24日，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公开要求教育部废除“临时规则”。
大学教授们不敢附和季米里亚捷夫这个提议。他们宁愿在大学当局起草的告学生书上签字，劝告学生停止“捣乱”。签字的有70多个教授，但季米里亚捷夫用示威的方式拒绝签字。
他的勇敢的抗议，给校长洪米罗夫和教育部不少麻烦，他们开始详细调查这个“事件”。互相查询，互相通信。可是，当季米里亚捷夫拒绝在告学生书签字的情况和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的时候，这个“事件”好像平息了。
此外，根据若干材料也可以设想一切都是很好的。
此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正在准备庆祝创立450周年纪念，莫斯科大学当局派季米里亚捷夫作代表到英国参加庆祝，英国人欢迎他，授予他格拉斯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可是他还未回到莫斯科来，那个“事件”已死灰复燃了。
季米里亚捷夫在家中得到教育监督官的通知，说了一套客气话以后，请“阁下于会客日驾临面谈”。
当时的监督官，不是别人，正是尼克拉索夫，正是这个人，以前有一次，为了讨论戈里青公爵硕士论文时，季米里亚捷夫曾经迫使他后退，即收回他原来提出的主张。现在季米里亚捷夫又需要同他办理更冗长的交涉了。
关于这个死灰复燃的“事件”，季米里亚捷夫会见监察官以后，在日记中写道：
9月5日，教育大臣，根据1899年5月25日最高命令和政府公告，以及1899年6月21日教育部17287号通告，委派监督官申斥我，说我“不该逃避责任，不为平息学潮去影响学生”。他是奉命口头转述申斥书的，并未曾抄一份给我，而且叫我勿把这事情传扬出去。
这日记自然是季米里亚捷夫和尼克拉索夫见面谈话之后写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的儿子，阿加狄·克里孟托维奇，从父亲口中知道了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形，曾写出来：
尼克拉索夫不能单刀直入提出问题。他尽说些不相干的事情，好长时间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最后，他下了决心，把申斥书说了出来。季米里亚捷夫要他把申斥书原文拿出来时，他起初坚决拒绝，后来同意朗诵一遍。当季米里亚捷夫宣布要辞职以回答这个申斥书时，尼克拉索夫便慌张失措，反过来劝告季米里亚捷夫，说：“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不值得注意，更加不要谈起辞职。”
9月11日，季米里亚捷夫交给本学院院长一封辞职书，以此惹得大学当局，尼克拉索夫，甚至教育大臣万诺夫斯基，都大大着急起来，教育大臣绝未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9月13日晚上，马尔可夫尼可夫教授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邀他同路去参加大学会议。季米里亚捷夫自然拒绝这个邀请。这位同事非常惊讶，追问他，一定要说出为什么不去开会，他只好把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学会议，并未报告季米里亚捷夫辞职事件，马尔可夫尼可夫忍耐不住，便高喊道：“我们的最好的同事，被人逼得辞职了。你们难道不晓得季米里亚捷夫教授提出辞职书了吗？”
接着，校务会的人就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请求他收回辞职书。
第二天，尼克拉索夫，为了同一目的，又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又说了许多话，说话时非常兴奋。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季米里亚捷夫坚持他的决定，以后接到了尼克拉索夫写来的一封长信，也不改变他的决定，虽然在这封长信内，尼克拉索夫用尽一切力量奉承他，拿各种各样的论据说服他。
教育监督官的长信中声明，他奉大臣委派同季米里亚捷夫谈话时，不过是把准备要做的事情预先关照季米里亚捷夫而已，他很惋惜，这次谈话的内容被传扬出去，而且在如此不谨慎，如此尖锐的形式之下张扬出去；他看到季米里亚捷夫为此事“过于兴奋”，觉得很惊讶；“这兴奋，没有拿更坚强的镇定功夫来防止”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里有自尊心的作用。接着，监督官便来拍马屁，恭维地说：“教育大臣无疑知悉您的优良品格，您的功绩，他不能不重视您的正直的真诚的忠实的教授工作、您的言行一致。”监督官又用下面的话来劝诱他：“只要您愿意，这件事情可以完全作罢，因为大臣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如此重视。”
季米里亚捷夫为此也回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一、将申斥书通知我时采取的形式，即经过第三者口头通知，而不将申斥书送达被申斥人的那种形式，我不能不认为是侮辱的形式。
二、我可以不理会形式，但申斥书内容本身也是深刻侮辱的。一个人，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教育工作，至少表面上受人尊敬，现在竟有人申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负什么基本的正义责任。
三、本大学生活业已多事，我已将一生最好的时间为它服务，我不愿以我个人的事情增加它的麻烦——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可以勉强容忍这次不应有的侮辱。但从这次申斥，我看出一种比简单侮辱还更进一层的意义。
我看出，其中明白表示：我的上级长官有权利支配我的良心。
现行的1884年章程，虽然剥夺了教授以前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未曾侵犯最神圣的人权，那种似乎无论何时何处都不会被侵犯的人权，即缄默权。现在，人家申斥我，要我抛弃这个权利，说我必须去发挥影响，即必须高声说话，而且显然必须说着人们可以指示我的话。
但要能发挥影响，只有这种人，他们是全凭自己良心说话的。依照他人指示来发挥影响，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品格。青年人只要稍微怀疑说话的人不是自由说话，而是依照他人指示说话，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影响就是永远没有效力了。
我认为在他人能够指示我的影响形式和方向之下，我根本上是不能对学生发挥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不能接受这次申斥，因之也不能遵照这个申斥协调我的往后的行动。
虽然非常可惜，我仍坚持我9月11日致本学院的信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认为这是我不能不走的出路，也是在已成局势下唯一可能的出路。
临了，我大胆说几句话，关于您信内所称此事“传扬出去之尖锐形式”问题。
自然，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会认为9月13日没有我出席的会议上发生的那件事情，是我暗中挑拨起来的。但您在您的信中承认我有自尊心，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决不会躲在他的同事背后，不肯叫喊：“我受人欺侮了，你们来怜悯我吧！”您无疑知道我在大学的生活的某几件事情，当时我不仅不害怕站在微弱的少数人方面，反对压倒的多数人，而且不害怕以自己一个人反对其余的人。
事情的最终结果是，季米里亚捷夫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到大学。返校的那天，《俄罗斯言语报》记载着：
10月18日莫斯科大学欢迎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教授时的盛况是很少看见的。大课堂内挤拥着如此之多的学生，不仅一个位置坐着好几个人，不仅走路的地方都被人占据了，而且拍手时非双手高举头上不可。第三班和第五班的医科学生，第一班和第三班的自然科学生，都有代表宣读欢迎辞，欢迎受人敬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重来上课，向他真诚表示他们的敬爱，他们的喜悦，因为由此可以证明过去流传很广的，关于这位亲爱的教授即将退休的消息，是子虚乌有的。欢迎辞宣读了以后，被人抛掷鲜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含着眼泪走去拥抱那些宣读欢迎词的学生，而且用非常激动的声音说出了如下的话：“先生们，我是来此教植物生理学的，但我觉得现在非越出范围说几句较宽泛的话不可。我早已知道你们同情我，但我万想不到今天这般的情形会发生出来。我认为，我应当向你们表白我的信念。我表白三个信念，即：‘信仰’、‘希望’、‘爱’。“我爱科学，因为科学能达到真理；我信进步，我寄托希望于你们”。这几句话被掌声打断了。接着，他又说：“我的感情非常激动，今天不能上课了。”无数青年用响亮的掌声送了他们的敬爱的教授出来。
就这样，季米里亚捷夫以科学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直到1911年离开莫斯科大学。
§§§第5护额主要成就及晚年
季米里亚捷夫以他的关于光合作用的典型的研究，确定了他在唯物论中的地位。
光合作用乃是含叶绿素的绿色植物，依靠太阳光线送来的能量以吸收碳酸气的过程。对于这个“最重要的生理现象”，对于植物机体这个“秘密的秘密”之实验的研究，季米里亚捷夫做了五十年以上，他的专门论文有四分之三是关于这个研究的。这一切论文后来丛集为一本有名的书——《太阳、生命和叶绿素》。
光合作用的研究是季米里亚捷夫的“毕生事业”。他履行这个任务如此切实，贡献的新见解如此繁多，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未曾看见的。
他指出，生理学的任务就在于解释生命现象。但要解释这些复杂现象，必须加以分析，使之化为较简单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所以，生理学家，在一定限度下，必须兼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正是这样，即他首先使用物理学方法，制造必需的仪器而进行研究，并建立当代光合理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