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其人
我在一篇类似学术自传的文章中说道：使我的生涯涂上一点学术色彩的，有三个人：我的外祖父、王亚南老师、余开祥老师。外祖父是终生举人，因废科举而断了仕途，便成为 “教馆先生 ”，以教书、育人、著文为乐，我好生羡慕 ；王老师是著名学者，“以中国人的资格 ”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及其政治上层建筑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无一没有创建，更难得的是，经常发表论著，针砭时弊。自从中学时听了他的报告，再考取了以他为主任的经济系之后，我就上了他的经济学之舟，再也没有下来过 ；余开祥老师，由于他的提携和培育，我虽经周折和苦难，但终于能在高等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我是１９４９年９月或１０月认识余老师的。当时，我通过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的初试，正进入复试 （口试 ）。主考人是王寅生，副主考是余老师。王曾任。文汇报。“中国农村 ”的主编，我的几篇处女作，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的阶段性成果，就在那里发表 ；王对此有印象。他鼓励我考取后，要多努力，作出贡献。余老师大概听进去了。复试我是通过了，但由于在中学任教，工作实在忙，来了几天，校方不放，就无法再来 （如果是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只好申请保留学籍一年。１９５０年夏，我一面办理辞职手续，一面申请复学。经济研究所领导要我加考统计学。我是个偏学的人，什么高等数学、统计学、会计学等必修课，都没有好好地学过 （使我至今不忘的是：有一年，会计学和西洋经济史同时学，由同一教师任教，他知道我不愿读会计学，便说：你就做一个练习吧，我让你及格。他显然不主张大学生每门课都考５分；我也是这样 ），怎能应试 ？当我失望时，经济研究所毕业留校工作者 （可能是赵安东 ）来信，说拟用调动工作的办法，把我调到经济系任助教，但工资因此将减少很多，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这样，我就到经济系任系主任朱伯康教授的助教。来系半年，在两个助教中，我优先被派到北京进修一年。这两件事，我事后了解，都有余老师的功劳。
进修回来后，我确实 “努力作贡献 ”：三人合写的教材，几乎全国使用 ；为了对私有工商业改造的需要，作报告，写文章，连续三年，每年出书两本 …但是，晴天也有霹雳 ！在１９５８年的教改中，我被打成与南共修正主义纲领相呼应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被形容为其貌鲜艳其汁极毒的 “罂粟花 ”，被调到附中 “教书 ”———附中何罪，竟成为我和 “反革命分子 ”的劳改地 ！
在附中，我认为没有错，于是，“皮焦肉烂心不死 ”，正业之余，还念念不忘经济学：竟继续批判 “亚当 斯密教条 ”，偶有收获，便写成文章，用笔名 “其人 ”在。光明日报。发表。一天，余老师在电车站与我相遇，竟走到我身旁轻声问：“是你的文章 ？”真是别人连躲都来不及，余老师却 …我实在找不出用来形容我当时感受的词汇 ！
附中三年。一天傍晚，附中领导找我，说大学部有人要见我。原来是余老师 ！他说：要“一风吹 ”，过去的批判不谈了，你应回大学部工作。但是，回经济系，会有不愉快的回忆，还不如到政治系去。他就是代表该系系主任吴常铭来的，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在政治系及其后的国际政治系工作。但是，由于是 “一风吹 ”，我确实不知道在经济系工作时，教学和科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时，先后要我准备空想社会主义和政治学说史这两门课。我认为，既然备课，就要写，既然写，就要由别人评价，换言之，就应发表，以便让社会评价。也由于 “心不死 ”，我还是投稿 ；只是往远处投，为的是不让人知道。谁知余老师翻阅的报纸甚多，我那篇。费边派的 “滑进 ”社会主义论，他还是知道了。但是，他不像当时的 “白专道路 ”批判者那样，不仅不批判我 “又走旧路 ”，反而鼓励说：应该多写 ！由于有此鼓励，我不再怕“草绳 ”，就越写越多，书籍中就有 “斯密的。国富论。是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百科全书 ”的话。这招来 “文革 ”中的批判：“交代吹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阴谋和背景 ！”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我何尝不想 “吹捧 ”无产阶级经济学家，可是，１８世纪中叶，有像斯密这样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吗 ？马克思难道不是曾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为师吗 ？ ———这是一个使人笑不出来的笑话。不过，我后来在餐桌上说给同行们听，他们还是喷饭了 ！
１９６４年春，新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余老师被调去主持日常工作。趁许多新人调进之机，余老师用心良苦，也将我 “塞”进去。我天真地认为，从此可以 “重操旧业 ”了。但是，“形势比人强 ”，我很快就被撵了出来，回到国际政治系，以“加强建系工作 ”。后来得知：余老师因此背上 “用人不问政治 ”的罪名。
接着就是 “文化大革命 ”。我们同蹲牛棚，同被劳改，这不必说。要说的是，“用人不问政治 ”，只因这一点，余老师就有一专场挨斗会。我拖累了余老师 ！
“文革 ”结束，余老师大概还没有吃够苦，还不汲取教训，不怕 “七八年来一次 ”，还想调几个人到世界经济研究所去，据说，其中就有我。后因故未果。但是，他退居二线后，有一次，参加由我指导的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他发现该生很适合到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便说：假如你们不留，就给我们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是我经历过的事情。余老师呀，为了党的事业，你是全然不考虑自己的 ！这位学生，１０多年后仍然记得余老师 ！
１９９４年，我的。南北经济关系研究。申请出版资助，余老师为之推荐和写序。序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秀才人情纸半张 ”，这是我们师生关系的概括。这既是写照，又不是写照。说它不是写照，是在我四年卧床不起中：我“的老师余开祥教授动了大手术后，偕夫人到医院、来寒舍探望。”（摘自付排中的拙作：。世界经济发展研究。自序）他甚至教我在病中，应如何使用夜壶，才能保证睡眠。我尤其不能忘却的是：他手术后，还计划如何再活２０年，做他曾想做而还没有做的事情，其中就有将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文献摘出来 …这正是我所希望完成的。假如我能协助他完成这工作，该有多好呀 ！正是在这种鼓励下，我才能逐渐离开病床，起来学走路，重新学习写作…这就是我的恩师余开祥教授。他７０岁时，我说，他是我的恩师 ；他８０岁时，我也这么说 ；他９０岁时，我仍将这么说 ；１００岁时，还是这样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