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昭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了目的地。一下车，人流就把他淹没了。这是小昭第一回一个人出远门，而且是去大城市。他想，我不能慌，要镇定。他问一个摆摊的女人，您知道在某某路怎么走吗？那个女人说，某某路？好像很远，到郊区去了。小昭想，她一定是弄错了，我爸说某某路在市中心，怎么会在郊区呢？小昭又问了一位民警、一个中年男人、一个老头儿，还有三个比小昭大几岁的学生。这些人都告诉小昭，那条路在郊区。小昭奇怪了。爸爸为什么要骗自己呢？
人家还告诉小昭，去那里要转很多路公交车，不过要有钱也可以打的，那就方便多了。小昭知道打的很花钱，不过一想只要找到爸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真的打了个的。但那位司机问明小昭要去的地方就不走了。他说，那里太偏了，真要去得加钱。要不只能载您到岔路口。小昭算了算钱，说，那就到岔路口吧。在岔路口下车后，小昭看见了几座低矮的平房，房子旁边还有好些菜地，路上的人和车子都很少，知道真的到郊区来了。他又找人问，某某路怎么走？被问的人往西指了指。可是小昭走了半小时，还没到，他只好又去问人，人家还是往西指了指。小昭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那天小昭一直向西走了近两个小时，才见到某某路的牌子孤零零脏兮兮地立在一个垃圾堆旁。又走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一个门牌上写着一百零七，小昭沿着这个号码往下走，一直走到了路的尽头，七十三号终于出现在小昭眼前。
但是小昭没有看见鲜花盛开的花园，也没有看见带有米黄色窗帘的窗户。那里的房子，甚至没有阳台。
眼前的景象让小昭惊呆了！
那天小昭转身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回到了家。到家时，是夏令营的第三天，妈妈还以为小昭提前从夏令营回来了。关于这一次的秘密出行，小昭后来一句话也没有提起。
小昭还是像以前一样和爸爸通信。小昭说我的同学们也都知道七十三号了，都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爸爸则在半年后的一封信里告诉小昭，因为生意好转，他已经不那么忙了，所以在春节以前会回家。
爸爸回家的那天，小昭和妈妈去车站接他。爸爸比以前瘦多了。头上戴了顶帽子，但他一出站，还是被小昭一眼认出来了。小昭疯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爸爸。
十九年过去了，小昭依然记得爸爸信中的话：从街道进入七十三号，是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小路的两边用铁栅栏围着小小的花园……如果您问十九年前的那个夏天小昭看见了什么，现在他大概可以心平气和地告诉您了：那天小昭在七十三号看见的，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
十元补课费
文/方冠晴
这是一段让人永生难忘的经历，不管是经历它的人，还是读故事体会它的人，心里都有如沐春风般暖暖的幸福感。
我读初一的那并没有人教我们这门课。校长向我们解释说，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虽然学校已经派了一位数学老师去黄冈学习英语，但他得下个学期学成才能回来教我们。
初一下学期，那位老师回来了，但他只经过一个学期的短期培训，英语水平可想而知，结果我们也学得一塌糊涂。为此校长请了一位真正的英语老师在假期里为我们补课。补课为期半个月，但补课是要收钱的，每人十块钱。
我回家后，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亲听了很高兴，便说：“有人补课，真是好事。你去，好好学，一定要将这门课赶上去。”母亲则一言不发，轻锁眉头，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母亲一叹气，我立即便醒悟过来，只怕是家里拿不出那十块钱的补课费。于是我嗫嚅着说：“要是家里没钱，这课，我就不补了！”母亲没做声，父亲则一拍大腿，叫了起来：“咋不补？补！这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父亲所说的想办法，就是出去借。当天晚上，父亲吃完饭就出门借钱去了。前几个月，母亲生病住院，那住院费就是父亲走东家串西家借来的。但那些钱还没有还呀，父亲能再借到吗？我有些担心，睁大眼睛躺在床上等父亲的消息。
直到半夜的时候，父亲才回来，我侧耳倾听，就听到了他和母亲的说话：声，他说：“我走了9家，一分钱也没借到。”母亲就埋怨他：“我们借别人的钱都还没还呢，人家当然不借。我看，咱孩子就别进什么补课班了。”“这哪成？”父亲的嗓子大了起来，“怎么着也不能误了孩子读书呀。我们慢慢想办法吧，反正离7月11日还有一个月呢。”母亲没再说什么，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直叹到我的心里，我懂得那一声叹息里的无奈和愁苦。
第二天中午，生产队收工老半天了，还不见父亲回来，母亲便叫我去问隔壁的三叔。三叔告诉我，父亲收工后一个人去了村后的破庙。
我们村后有个小庙，倒塌已有好些年了，那里除了有几堵残壁之外，就是齐腰深的杂草。那里一年到头少有人迹，父亲去干什么呢？
我带着疑问往村后的破庙走，远远地就望见父亲猫着腰，在残垣断壁间翻动砖块，像在寻找宝物似的，一副专心致志的模样。我问父亲这是干吗，他抬起头来，举起手中的一个瓶子，一脸喜悦地说：“你瞧，我这瓶里是什么？”我一看，瓶子里装着两条大蜈蚣。父亲抬手抹了抹汗，脸上便有几道黑黑的印子，那是破砖上积年累月的尘埃。
父亲的一张花脸笑得极开心，他告诉我，他今天打听到，公社的卫生所要收购蜈蚣做中药，一条5寸长的蜈蚣可以卖4毛钱，3寸长的蜈蚣可以卖2毛钱。“我捉的这两条蜈蚣，一条有5寸多长呢，那条小点的也有3寸吧。这就是6毛钱呢。照这样计算，要不了一个月，你的补课费就有了。”
我听得兴奋起来，也要在那里捉蜈蚣。父亲却拽着我的衣领将我带回了家，一路上他对我说：“你以为捉蜈蚣是好玩的？弄不好被它蜇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父亲的话唬不住我。当天下午放学，我就去了村后的破庙，也在那些砖头之间翻找起来。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天擦黑的时候，生产队收工了，父亲赶来了。他一见我，先是一愣，接着就吼了起来：“我说的话你干嘛不听？你这臭小子，看我不打死你！”他作势要打我，但扬起的巴掌却没有落到我的脸上，“你得听话！蜈蚣毒得很呢，如果你被蜈蚣给蜇了，恐怕花10块钱还治不好你的伤。到时，你补课的事，就真的没指望了。”父亲的话人情入理，我只得乖乖地站在一旁，看父亲如何捉蜈蚣。
父亲一块一块地拆残壁上的砖头，边拆边告诉我，蜈蚣喜阴，会躲在砖块的缝隙里。这样拆了一会儿，当父亲搬起一块砖的时候，果然就有一条蜈蚣从砖缝里钻了出来，沿着残壁奔跑。我生怕蜈蚣逃掉了，忙拾起地上的一根树枝向蜈蚣打去，父亲却伸手挡住了树枝，他的手背硬生生地挨了我那树枝的一击。他的双手准确地按住了蜈蚣的头尾，将蜈蚣提了起来，放进瓶中。待盖好瓶盖，他才去揉被打痛的手背，同时庆幸地说：“好险！这四毛钱差点被你报废了，你要知道，卫生所收购的是完好无损的蜈蚣，破了点儿皮的，他们都要压价。你要是将这条蜈蚣打个稀巴烂，哪卖得出去？”
因为父亲不允许我去捉蜈蚣，所以，以后我就没去。倒是父亲，每天一收工，就准时去了村后的破庙。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天父亲几乎没吃过中午饭，因为他从破庙回来的时候，生产队里出工的钟声就敲响了，他只得空着肚子扛着工具去劳作。但那些日子，他的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因为每一天他都会收获一两条蜈蚣。他将捉回的蜈蚣小心地用细小的竹片儿弓起来，竹片的一头顶住蜈蚣的头，一头顶住蜈蚣的尾，蜈蚣就像一张弓上的弦，直挺挺的，被父亲放在窗台上晾于。
大约是第五天吧，傍晚的时候，父亲将一条被捉回的蜈蚣从瓶子里倒出来，正想拿竹片儿弓起来的时候，那条蜈蚣却跑了，父亲只得去抓。不知是太心急还是怎么的，父亲的手指刚刚挨着蜈蚣，我就听到父亲“呀”地叫了一声，他被蜈蚣蜇了。但父亲并没松手，仍将那条蜈蚣弓，了起来，当他将那条蜈蚣放在窗台上时，我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都扭曲了，嘴里痛苦地吸着气。我要看父亲韵伤口，他却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就像蚂蚁叮了一下，什么事都没有。”母亲也慌了神，要送他去卫生所，他却冲母亲吼了起来：“就爱大惊小怪！这样也要去卫生所呀？没事的，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结果，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右手的食指肿得像根胡萝卜，连筷子都拿不了。但他仍然去出工，仍然收工后去村后的破庙，母亲告诉我，父亲昨晚痛得一整夜没合眼，为了不惊动我们，不让自己呻吟出声，他将枕头都咬破了，但他死活不肯去卫生所。他说，好不容易捉了几条蜈蚣能换回一点儿钱。他不能因为这点儿伤而将钱糟蹋了。听到这话，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潸然泪下。
父亲的手指10天以后才渐渐消肿。这期间，他没看过伤没吃过药，仍一如既往地劳作，一如既往地捉蜈蚣。他整个人明显瘦了一圈，他经历了多么大的痛苦，我无法体会，但他对儿子的浓浓爱心我却能深深感受到。
就这样过了二十来天，我家的窗台上晾出了29条蜈蚣。我反复用尺子量过。5寸以上长的有17条。三四寸长的有12条。这么说来，可以卖9块2毛钱了。只要父亲再捉两三条蜈蚣，我那10块钱的补课费就有着落了。一家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高兴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午饭后，生产队出工的钟声都响过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就与我一起去村后的破庙找父亲。我们走到破庙才发现，父亲倒在乱砖堆中，已经昏迷了。我和母亲吓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地抬起父亲往公社卫生所跑。医生一检查，说父亲左臂已经骨折了，得住院。原来，父亲是在残壁上捉蜈蚣时一脚踩空，从墙上摔下来了。
当天下午，父亲一醒过来，就嚷嚷要回家，他仍是那句话：“我这点儿伤没事，我不能躺在医院里糟蹋钱。”但这一次，无论他怎么嚷嚷我和母亲都没放他走。
第二天，趁我和母亲没注意，父亲还是从卫生所悄悄溜了出来，跑回了家，无论我和母亲怎样劝说，他也不回卫生所。他说，反正手臂已经上了夹板，不碍事了，不用再花那冤枉钱。
父亲的手臀两个月后总算痊愈了，这是我备感庆幸的事情。但我最终没能进那个英语补课班，因为那29条娱蚣，都被我卖掉作为父亲的医药费了。
后来父亲一提起这件事，就自责说自己太没用，害得我进不了补课班。但我丝毫没有为进不了补课班而惋惜，相反，我备感温馨和幸福。虽然我失去了一次补课的机会，但我却感受到了人世问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父亲浓浓的爱。
所以，那一段生活虽然苦涩，但却最值得我珍藏。
哑父
文/佚名
人间处处充满爱的乐章，我们尽可以倾听、表达、感受，乃至震撼。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不给豆子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片儿，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方镜的背面看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巴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划一个圈儿，中间唾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巴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泪水像河水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
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至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顾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