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农村，是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年幼的时候，父亲带领着哥哥姐姐在生产队劳动，母亲操持家务，我虽然也干些割猪草之类的农活，但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闲人。我的玩伴们有些并没有我那么清闲，往往要挑起家里的生活担子，承担很多的家务。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有时也会自告奋勇地要求帮家里分担一些家务。那次起早上街买肉的经历至今难忘。
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大都养着猪，按理说，吃猪肉不是件特别难的事。然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民自己养的猪是整头出售给国家的。镇头上专门设有生猪收购站，农家的猪赶到那里，由收购员按照猪的个头、膘壮程度等因素确定猪的等级，确定收购单价，然后称上重量，记录在册，到时再通过生产队结算。这种奇怪的交易方式，曾让我十分纳闷。虽然知道卖了猪家里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自己养的猪却不能随意宰杀享用，多少有点令人费解。后来才知道这叫“农村支援城市”，又叫作“作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城里人吃的猪是放在农民家里养的。
因此，平时要吃上猪肉就不那么容易。只有到了春节，生产队的养猪场才会集中宰上几头猪，按每家的劳动力和人口数进行分配。要想上街买肉，既要有肉票，又要有现钱，在当时什么都紧缺的年代，大多数农村家庭都难得吃上几次肉。“红烧肉”就相当于现在吃的鲍鱼之类的奢侈食品。
因此，家里偶然买次肉，往往也是母亲亲自上街，精心挑选，把准分量，算清账目。如果把如此重要又复杂的任务交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母亲自然放心不下。
好在邻近几家的小孩已有过几次上街买肉的经历，有他们帮我一起游说，母亲也就默认了。
那是一个很冷的早晨，母亲陪我早早起来，又是教我如何挑选肉，又是叮嘱我不要丢钱……急得等在家门口的小伙伴们直跺脚，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在他们面前丢脸的味道。
前往街头的路上一片漆黑，但那时治安颇好，我们几个嘻嘻哈哈地一路说笑，并无怕感，倒觉得特别兴奋和刺激。
尽管我们到菜场已经够早的了，可是肉摊位前早已排上了队。因为天冷的缘故，排起的队伍中，不少是以物替人，多是竹篮，但也有些砖头。我的一个伙伴买肉次数最多，很有经验，他知道哪个肉摊的卖肉师傅动作麻利速度快。这个很重要，因为肉量有限，去早了不见得就能买到肉。为了确保自己不失手，所以，我便紧紧地跟着他，他站到哪个队，我就紧随着跟到哪个队。
排队等候的时间是很难熬的。我们把篮子排好后，便找一个避风的地方，蹲在那里说话，眼睛却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篮子，生怕一不小心篮子被人踢走。
天渐渐地发亮，上街的人也多了起来。关键的时候到了，大家纷纷排起队来，我们几个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稍不注意，小小的个头就会被挤出队伍之外。大家遥相呼应，彼此提醒，恐怕被挤出了买肉队伍。
卖肉的师傅终于出现了，胸前挂着沾满油渍的白大褂，手里提着肉斧，让人想起“小人书”中的李逵。肉摊周围的人顿时簇拥起来，犹如迎接明星、大腕出场。大家相互拥挤着谩骂着争吵着尖叫着，年龄更小的被挤疼了，便又哭又喊。年迈的只能让到一边，埋怨地念着：“罪过！罪过！”我是头一回领教这种阵势，一时手忙脚乱，尽管同伴们努力地照顾着我，可我依然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由于缺少经验，身体又瘦弱，在胳膊被挤得疼痛不堪，棉鞋被踩得一塌糊涂，竹篮被榨得形状怪异的情况下，我终于被排挤出了买肉的队伍。我呆呆地站在人潮之外，竟不敢再冒险挤回去。肉摊上的肉很快就卖完了，小伙伴们举着篮子出来，一个个兴高采烈，只有我的篮子是空的。
回到家里，我满怀委屈地向母亲陈述买肉的过程。母亲望着我，一副仿佛早已知道结果的样子。她平静地笑了笑说，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她对我的要求就是这么高。
现在，再也看不到如此买肉的场面了。想买肉，只要到农贸市场或者超市，甚至到那些紧靠城区的村头小菜场转一圈，花上几分钟就能随心所欲地买到中意的猪肉，就像走路那么简单、方便。不要肉票、不需要犹豫价格、更不需要花费你宝贵的体力，就可完成一次买肉的过程，真是今非昔比！
是的，弹指一挥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虽也有不如意处，但想想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我们怎么能不热爱当前的工作和生活呢？
多少年后，我都在想，像那样一个清晨，一个人只需经历一次，便永生难忘。
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