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浙江海宁，历史上人们提及这座小城，最多的话题是八月观海潮。平静的万里海面上忽然蛟龙汇集，犹如万马奔腾，呼啸着冲向海堤，顷刻间，浪涛崩裂，卷起千堆雪。那惊天动地的场景和着人山人海观潮者的观呼声，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海宁观潮画卷。今天人们提及这座小城，更多的话题是商贾云集、商品琳琅满目的那座宏大的皮革城。但是，海宁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印象，却是那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诗人徐志摩。在海宁城午餐后，有两个小时的休闲时间。于是，我去寻访徐志摩故居。
徐志摩1897年元月生于海宁县硖石镇一个富商之家。父亲徐申如在继承祖业，经营传统的酱园、绸庄的基础上，又创办了硖石电灯公司、电话公司、蚕丝厂、织布厂等现代实业。先后出任硖石商会副会长、会长。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具有超前发展眼光的开明绅士。当他得知拟建中的沪杭铁路没有经过硖石镇时，便鼓动海宁商绅，联名具呈，要求铁路改道途经硖石。为此，他得罪了那些害怕修铁路、破坏风水的愚昧的保守势力。当铁路在硖石开工后，这些人纠集起来，捣毁破坏了徐申如的宅居。徐申如不受干扰，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如愿以偿。今日的硖石镇，是海宁城府所在地，如若不是徐申如的提议和坚持，它只不过是浙东一个偏僻的乡镇。生长于这样家庭中的徐志摩，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有别于普通寻常人家。徐志摩4岁入家塾开蒙，10岁在硖石小学已有“神童”之誉，14岁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同学们惊异地发现，那个头大尾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不用功、那样爱看小说，而考起试来或作起文来都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中学毕业后，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4年后，他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从此浪迹天涯。从以上受教育的简历看，徐志摩居住在故乡的时间并不长，而他居住在我们要寻访的这幢故居中的时间则更短暂，前后仅仅住了一个月的时间。徐志摩自我剖析道：“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徐志摩一生感情的周折，他为情累、为情早逝的故事，正是浓缩在这幢故居中。
这幢故居位于硖石镇干河街40号。建于1926年，远望是座两层西式小洋楼，走进故居内，却是中式二进院落，正楼两层，前后楼之间是天井。居室中有电灯、浴室和冷热水管，这是那个时代西方人的享受。后楼二层正厅，悬挂康有为手书“清远楼”匾额。这是诗人当年邀请朋友们聚会的地方，诗人曾致函胡适、刘海粟等朋友，“径行来硖石，新庐尽可下榻。饭米稍粗，然后圃有蔬。汲井有水，听雨看山，便过一日。尘世喧烦，无有相通”。楼前回廊，是一排中国传统的美人靠，坐在美人靠上回望楼下，可见印花地砖，那是当年专门从德国进口的。二楼东厢，是徐志摩的书房，著名的“眉轩”。“眉”是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爱称，“轩”即宽敞明亮之意。眉轩内陈设的是西式的地毯、沙发、吊灯、桌椅。沙发边置有留声机，写字桌上摆有电话、打字机。诗人当年在这里，白天吟诗作画，晚上倚窗望月，记下了他和陆小曼的蜜月日记《眉轩琐语》，“眉，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抱着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愁冻，有你的爱他就有生命”。如今，当年记录下来的相思，当年回荡在这里的缠绵，早已灰飞烟灭、随风远逝。然而，寂寞冷清故居中的遗存，以及留存在这里的一段段优美诗文，依然在向我们娓娓道来，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那位风云人物和三位著名的知识女性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故事。
（二）
眉轩中的主人公——陆小曼，生于上海，长于北京。儿时在上海幼稚园启蒙，少时在北京法国圣心学堂读书。18岁时，她的法文书信、英语交流已能应付裕如，被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聘用，兼职担任外交翻译。陆小曼父亲，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与曹汝霖等民国名流同学，回国后在财政部任赋税司长多年。陆小曼聪明可爱，天生丽质，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又生长在名门，这就使她有条件活跃在北京的上流社会。当时北京的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陆小曼是舞会中的常客，如果哪天舞池中不见她的倩影，阖座几乎为之不欢。不仅中外男宾，就是中外女宾也为她的仪态和谈吐而神往倾倒。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陆小曼父母，在众多的求婚者中，独独相中了一位名叫王赓的青年。王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英俊多才，为人做事都很严谨。在陆小曼父母的眼中，王是一位优秀的女婿，在陆小曼的心中，王却不是一个如意的夫君。王赓受西方教育多年，思想行为、生活方式都已美国化了。周一到周六上午，是工作时间，他绝不参加娱乐活动，周六下午到周日是休闲时间，他也绝不去工作。这样刻板的生活方式，陆小曼简直无法忍受。王赓与徐志摩也是朋友。徐志摩的眼中，放假与工作时间的概念并无严格的界限，当他放假以外的时间去王赓家时，王赓往往让徐志摩陪陆小曼，或者陆小曼想玩乐时，王又常常推脱，请徐志摩代其陪同，徐也乐此不疲。王的如此刻板守礼与徐的温柔多情形成鲜明对比，使正当妙龄且又难耐寂寞的陆小曼的情感天平发生了倾斜。此时的徐志摩正处于离婚后又遭失恋的感情真空，留学欧美多年，他早已摈弃朋友之妻不可欺的中国传统伦理。他通过刘海粟，胡适等朋友的斡旋，做通了双方父母和王赓的工作，终于如愿以偿于1926年10月在北京和陆小曼举行了结婚典礼。在众多的名流和来宾中，梁启超应邀做证婚人。梁启超的证婚堪称是中国婚礼上的另类，他对两位新人发表了一通严厉的训词：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之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之人。徐志摩，你天资极高，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这几年来只因生活的不安，亲友师长对于你也有相当的谅解。这次结婚后，要尽力做你应当做的事。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尽妇道之职，从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这是一种极大的责任，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有一种责任。也许是婚礼前有约定，也许是这对新人对未来充满了甜蜜的憧憬。所以梁启超的严厉训词，在场的来宾替他们难受，他们自己反而没有什么不快。
婚后的徐志摩夫妇回到了故乡硖石，住进了徐家父母在干河街上为他们新婚专门新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内。这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北京文人圈和朋友的喧嚣，更主要的是为了讨父母的欢心。但是，在这栋小洋楼内，徐的父母实在是欢喜不起来。饭桌上，陆小曼常是只吃半碗，剩下的要徐志摩帮她吃，饭后又可怜兮兮地要徐志摩抱她上楼休息。陆小曼也许是在撒娇，但她的公婆则容忍不了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于是愤而去北京与徐志摩前妻住到一起，这使陆小曼在干河街上很没面子。同时，乡下的洋楼内，也寂寞难耐、令人乏味。恰逢北阀军逼近硖石，为避战乱，徐志摩和陆小曼乘机离开乡下，仓促来到上海。
上海是陆小曼从小生活的地方。此次携夫君徐志摩重返，更是如鱼得水。她不需要作任何准备和适应，便迅速融入到上流社会中。她是票友演出中的主角，并从中结识了一些爱好文艺又广有钱财的世家子弟。她生活迅速奢华起来。在豪宅区内租住一幢楼房，室内红木家具陈设精致，她有私家轿车，另有司机、厨师、男仆、贴身丫头10余人，每月家庭支出至少要银洋五百元。这500银洋当时在上海可买到六两黄金。陆小曼昼伏夜起，每天晚上，楼上楼下灯火通明，高朋满座。为了维持这庞大的家庭支出，徐志摩上海、南京、北京、苏州等地四处奔波，兼职教书、讲学写作、出版发行。为陆小曼所累他倒也乐意，但是最让他伤感的是他写的诗，陆小曼基本上不看了，他读书写作时，也没有红袖添香了。陆小曼身体每况愈下，甚至抽上了大烟。他用心规劝陆小曼，这使她同样苦恼。陆小曼对她的朋友抱怨道，徐志摩干预她的生活，叫她不要打牌、抽鸦片。她说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憧憬的爱，最好是在可望不可及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人结婚，热情没有了，幻想泯灭了，爱情步入了坟墓。陆小曼有怨气，她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倒是看准了徐志摩的问题，她也要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寻找她自由的天地。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徐志摩在朋友的劝说和帮助下，决定出国远游一次。他希望通过这次别离，唤醒陆小曼的爱情，他也希望通过留学故地的重游，重新燃烧起当年的激情。历时四个多月的远游，他除了拜访当年的师长、朋友之外，为生计考虑，也随身带出一批玉器古董出售。他还利用英国朋友，编制了一份所谓实施中国乡村建设计划试点方案，期望从中获取不菲的费用。这一方案，他后来并没有实施，也不归还费用，因此也没有勇气和颜面再向这位朋友回复后事了。诗人为此也坠入他人生道德的深渊。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穷字可以开脱的。回上海，人依旧，陆小曼烟榻横陈，声色犬马，他辛辛苦苦，月收入千元大洋以上，还是满足不了陆小曼的开销。他终于认识到这种挣扎，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于是决定去北京。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亦无好处，于你，更无光辉，因此，我忍痛离开……望你能明白，能帮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作”。徐志摩在北大和女大两校任教，和陆小曼之间两地书不断，信中虽然有深情思念的倾诉，但更多的是猜疑、辩解和讽刺挖苦。徐志摩刚到北京几天之内，就相见过三次老情人，这令陆小曼无法释怀，徐志摩能言善辩，却越辩越糊涂。同样，陆小曼的奢侈生活方式也令徐志摩无法释怀。他在给她的信中挖苦道：“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想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除了思想苦闷之外，徐志摩面临更沉重的生活困境，他给她的信中写道：“至于我回去的问题，我哪天都可以走，也极想回去看你，但问题在这笔旅费怎样报销，谁替我汇钞，我是穷得寸步难移了”。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他总是寻找机会搭乘免费飞机往返南方和北京，他甚至为了获取小小的佣金，做起了房屋买卖的中介人。他苦苦规劝陆小曼，“寄给家里的钱，千万不可到手就宽，我们的穷运还没到底，自己再不小心，更不堪设想。”1931年10月底，陆小曼一连十几封电报，催促正在北京的徐志摩立即南下上海。回到家中的徐志摩，仅仅是因为几句善意的规劝，竟惹得陆小曼小姐脾气大发，她甚至将手中的烟枪掷向徐志摩的脸上，可怜的徐志摩，金丝眼镜滑落地上，镜片碎了，他的心也彻底碎了。他终于拂袖而去。次晨赴南京。为省钱，他在南京等待搭乘免费的飞机，悲剧正是发生在这免费的邮机上，因大雾飞机撞山，徐志摩不幸身亡，时年仅36岁。
徐志摩的猝亡，使陆小曼身心遭受重创。“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还，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这是陆小曼送给徐志摩的挽联。后来，她洗净铅华，努力戒绝各种不良嗜好，潜心书画，整理编辑《志摩全集》。解放后，她成为上海画院中国画专业画师，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晚年，她的山水画渐入苍茫之境，在一次画展中受到陈毅市长的好评。在陈毅市长的关怀下，她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后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陆小曼1965年病逝于上海，终年63岁，临终之际，她一再表示，愿立一碑于徐志摩墓侧，然而终未如愿。尽管如此，比起徐志摩的早逝，她应该是善终了。
陆小曼母亲曾说过：“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两人是互为因果的”。此话应该是言之有理。
（三）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他的《猛虎集·序》中坦言道：“在24岁前……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担任美国联邦党领袖，独立战争后任美国财政部长。诚如徐志摩自述的那样，他在美国是一个倾向于政治的狂热分子，攻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整十年前”，因为“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同时“一份深刻的忧郁”使他思想“倾向于分行的抒写……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他说的这整十年前，正是1921年前后，他在那一年与林徽因相识于英国伦敦后，他的新诗创作从这一年开始起步。
徐志摩故居中有一幅林徽因、徐志摩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合影照。长者仙袂飘飘，林、徐两位侧立两旁。这是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林、徐两人共同担任翻译期间的合影，当时在北京各大报纸醒目版面上登出，一时成为京城美谈。有人评论照片：“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一幅岁寒三友图”。泰戈尔离开中国时，老诗人应徐志摩请求，代其又一次向林徽因求爱，但仍未能如愿。泰戈尔也只好爱莫能助地留下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轻轻一声长叹：唉！”微风一声叹息，谁解其中三味。
1920年10月，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来英国伦敦读书时，与徐志摩相识。大家闺秀、纯情丽质的少女立刻在多情的徐志摩心中荡起春潮，寄托着他的梦想，化作他笔下源源不断的诗情。后来，林的父亲小居瑞士数月，林徽因独自留在伦敦。异国它乡，孤寂中的少女与一位喜爱自己的诗人，自然是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交流情感，排遣寂寞。在康桥的柔波里，在夕阳的金柳下，他们漫步吟诗，互诉衷情，林徽因经历了她人生的初恋：“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照着寥寥的星；那一晚两岸里闪映着灯光，你眼里含着泪，我心里着了慌；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黑夜锁起重愁”。林徽因坠入了爱河，而身为人夫、人父的徐志摩，此时，抛下正怀有身孕的妻子，积极寻求离婚。也许是徐志摩的此种举动，也许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使林徽因对诗人的爱情，开始有了一种不可信任的感觉。她虽然喜欢诗人的浪漫和飘逸，但她最终认识到徐志摩的情感可能正如他诗中所云，“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但谁又能保证他，会不会偶尔又投影到其他什么地方呢？
1922年，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也因此突然决定中断学业，放弃将要拿到的博士学位匆匆回国。离开英国前，他在康桥畔赋诗祈祷：“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竞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
回国之后的徐志摩，虽然知道林徽因已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正式订婚了，但她坚持对林的追求。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梁以师者的身份批评他和妻子离婚，“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言外之意也规劝他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徐志摩虽然对老师一贯敬爱有加，但在林徽因的问题上，他毫不退让，他给梁启超先生回信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1924年春，为庆祝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64岁诞辰，北京上演泰戈尔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他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演出得非常投入，此时，徐志摩以为机会又来了，他乘势请泰戈尔求情，最终以泰翁诗作中微风的一声长叹，为他对林徽因的追求画上了句点。
徐志摩与林徽因再次相见，已是四年之后了。其间，林徽因名花有主，与梁思成在国外成了家，徐志摩使君有妇也与陆小曼结了婚。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感情在后来的交往中不仅没有中止，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在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在一起合作排演戏剧，他帮助她发表一些诗作，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尤其是1931年徐志摩重返北京教书后，一次次去看望正在西山养病的林徽因。林回到城里后，他更是屡屡登门造访，一起赴宴、看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上海家中陆小曼的状况使他更加感受到和林徽因在一起的快乐，最终他为赶赴北京听一场林徽因的演讲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林徽因在西山养病时，徐志摩和她约定将参加她为驻华使节举行的一场讲座，主题为《中国建筑艺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南京机场发电报给林徽因夫妇，告之将在那天准时赴北京。梁思成也随即安排车在机场迎接。那天，演讲中的林徽因曾数次将期盼的目光投向门外，可是他熟悉的身影终未出现，传来的却是徐志摩所乘飞机撞山遇难的噩耗，顿时林徽因昏倒在椅子上，醒来后，久久说不出话来。悲痛欲绝的她，委托丈夫梁思成去济南事发地，帮助处理徐志摩后事。她长歌当哭，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悼志摩》，介绍她和诗人的认识过程，诗人的情趣、魅力和失去他的哀痛。她评价徐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三年后，徐志摩忌日的那天，他和丈夫乘火车途径徐的故乡浙江硖石镇，触景伤情，她在昏沉的夜色里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她将满腔思绪倾泻在一首《别丢掉》的诗歌中“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满天的星，只是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们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徐志摩逝世四周年，她在《大公报》上撰文，赞扬徐的品格是对朋友的真诚，对诗歌的真诚，爱、自由和美是诗人的灵魂。她对九天之上的徐志摩说，“你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心旋转”。她毫不隐讳他永远活在自己心中，她将徐志摩遇难的那架飞机上的一块残片，挂在她卧室的墙上，直到1955年她逝世。她在给友人胡适的信中，坦言很思念徐志摩，自己并没有觉得可惭愧，反而给了她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的磨炼修养和帮助。可是她在信中又说：“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走进家庭婚姻围城中的男人和女人，感情上难免有时会出轨。林徽因将徐志摩的感情放到了家庭婚姻之外的精神境界中，她在婚姻和感情之间作出了理性明智的选择。多年以后，林徽因告诉她的儿子：“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正是因为她理性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永远成为徐志摩梦幻之中、理想诗化的女人，因此她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住与诗人感情距离的分寸，从而使她永远地生活在诗人的梦想中。她没有像同时代那些美丽、热情、有才华的知识女性那样，从追求自由的爱情开始，到最终为爱情所困惑、伤害。然而，林徽因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多情才女。走进婚姻围城中的她，虽然也脚踏实地步入了建筑学家的殿堂，但是面对自己文学诗歌的引路人，面对一个终生追求、眷恋、关心自己的浪漫诗人，她的情感不可能麻木不仁。徐志摩生前，她将这种感情深藏在心底，徐志摩死后，她将这种眷恋坦诚于天下。各自走进婚姻围城中的她和他，将彼此之间的眷恋持续到各自生命的最后，辉映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温润风华，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爱情童话。
（四）
徐志摩故居的二楼，东侧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新房和诗人的书房“眉轩”，西侧与眉轩对应的一间住着徐的原配张幼仪。新人新婚燕尔，弃妇孤影相伴，相距仅几步之隔。这种情感煎熬，非常人所能消受。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事充满戏剧性。1913年，16岁的徐志摩在杭州府中读书，13岁的张幼仪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两人并不相识。这年夏天，张幼仪四哥、时任浙江省都督秘书的张嘉璈到杭州府中视察。在学校，有一个学生的作文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他那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不仅将梁启超的文笔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书法也展露出非凡的才气。经了解，这位年轻的学子就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生儿子徐志摩。于是，张嘉璈提笔给徐申如写了封信，提议将妹妹张幼仪嫁与徐志摩。信寄出没不久即接到徐申如回信：“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两年后，张幼仪与徐志摩在硖石镇举行婚礼，新式婚礼虽然文明但也很奢华，张家陪嫁全套的红木雕花家具，有些嫁妆，是专门派人去欧洲采购，然后由张幼仪的六哥用舶船专程从上海送来。徐志摩对这桩婚姻并不满意，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张不漂亮。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时，嫌弃之情脱口而出：“乡下土包子”。只是当时他羽翼未丰满，碍于父母之命和张家的声势，才同意结婚。婚后，张幼仪辍学回硖石在徐家侍奉公婆，不久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徐家父母非常欢喜。徐志摩则继续到北京大学读书，后赴国外留学。
1920年冬天，张幼仪去英国伦敦与徐志摩团聚。这是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励考虑到妹妹妹夫长期分居，有可能会出现感情上的问题，向徐申如提出来的。孰料，她们团聚后，徐志摩已移情林徽因。更令张幼仪惶恐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徐志摩要她将孩子打掉。无助的张幼仪只好写信给远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励求救。二哥接信后立即回信，信中首先表达了他对离婚消息的哀痛：“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同时信中指点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张幼仪就这样来到了巴黎。那时张君励还没有结婚，他不知道如何照顾妊娠反应的妹妹，直到七弟从国内来，张幼仪又和七弟来到德国柏林。她在柏林为徐志摩生下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中国名德生，外国名彼得，不久，这个不幸的孩子夭折了。张幼仪在巴黎和柏林期间，徐志摩没见一面，张幼仪分娩出院回到七弟家中时，却收到徐志摩的来信，信中提出离婚要求。张当即电话约定徐志摩见面。在朋友家，手握已起草好的离婚文书的徐志摩，有点紧张。虽然他口中一大通要摆脱中国旧习气、追求自由、改良社会的道理，但张幼仪知道他是因为有了女朋友在先，然后才有这样的革命性举动。她虽然愤怒却冷静而镇定，“如果你认为离婚这件事做得对，我就签字。”徐志摩如释重负，张幼仪在文书上签完字后，平静地对徐志摩说：“好了，你去给自己找更好的太太吧”。他们俩在柏林签完离婚协议书后，又在国内《新浙江报·朋友》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和新诗《笑解烦恼结》，一时被传为“民国第一离婚案”。
张幼仪与徐志摩协议离婚后，徐申如认她为干女儿，仍留在德国攻读幼儿教育学。1926年，她奉徐申如之命回国，原因是徐志摩要和陆小曼结婚，徐申如要当面听听张幼仪的意见，如张幼仪同意离婚，他方可同意儿子与陆小曼的婚姻。张幼仪欣然回国，当着徐申如父子的面，成全了徐志摩的婚事。
张幼仪回国后，起先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后又经营云裳服装公司，接办女子储蓄银行，事业上颇有成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仍一如往常服侍徐志摩的双亲，徐氏夫妇也将张幼仪视为自己的女儿。徐志摩母亲去世后，张幼仪以干女儿的身份参加后事料理并出席葬礼，而陆小曼则被徐申如挽拒，没有办法回硖石给婆婆送葬，这等于徐家向外宣布，不承认陆小曼这个儿媳妇。徐申如病逝上海后，张幼仪携子阿欢扶灵柩回硖石，将他安葬在徐志摩的墓旁，让爱恨交加的一对父子，终于以这样的方式相随相伴着。站在墓地上，张幼仪悲感交集。13年前，徐志摩安葬时她写一副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撼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招魂，为夭折的儿子，为先夫，为公婆。多少年过去了，逝者渐渐远逝了，她与徐志摩的儿子阿欢也长大了，而她却仍旧孓然一身。阿欢像他的父亲一样，天赋很高，聪明潇洒，找老婆，“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张幼仪为儿子找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为了让儿媳不要重蹈自己婚姻上的不幸，她让儿媳除了中文之外，同时攻读英、法、德三国的文学课程，以便让她既能满足儿子的审美眼光，又能满足他的知识品位。儿子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他的父亲也是在这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她知道，儿子一家终将移居美国。而她自己仍将是孤影相伴，这一腔忧怨，墓中的徐志摩，你如何能够一死了之。张幼仪为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做了这么多事，那么，她对徐志摩究竟是爱还是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她自己也感到很迷惑，她说：“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过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她宽恕了徐志摩，但始终不原谅林徵因，她认为林引诱徐志摩离婚却没有嫁给他，从而使他的丈夫受了那么多苦。她将丈夫的错误归究于她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徐志摩的爱。
张幼仪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她虽不是出身名门，但是家庭教养应该非常好。她的二哥张君励，宪法学家，曾起草《中华民国宪法》，他也曾以梁启超弟子的身份说服老师收他的妹夫徐志摩为入门弟子；四哥张嘉璈，金融学家，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也是徐张两人婚姻的牵线人；八弟张禹九，是徐志摩的好朋友，曾不顾姐姐的情感，着盛装参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晚年，张禹九得知孙女正按姐姐张幼仪的口述，执笔《小脚与西服》一书，为张幼仪作传记，他特别叮嘱孙女，对徐志摩要笔下留情；他的遗嘱之一，是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张家兄弟的功名成就，以及他们对徐志摩的厚爱和宽恕，反映了他们良好的家庭教养。
解放前夕，张幼仪儿子一家早已移居美国，她的兄弟也大都离开大陆。1953年，移居香港的张幼仪准备和一位医生结婚，她给国外的兄长和儿子写信征求意见，兄长多有犹豫，不置可否；惟有儿子即刻回信，态度鲜明：“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张幼仪得信非常欣慰，这不仅仅是感受到儿子的体谅和情感，还因为儿子信中的文采。她说，在美国，儿子从事的是土木工程行业，可是他写那封信给我以后，每个读信的人都说，“从那封信看得出他是徐志摩的儿子”。张幼仪再婚后，携夫一起去康桥、柏林，故地重游，她决定让她的儿孙知道她的前夫徐志摩，她请徐志摩当年的朋友梁实秋帮助，在台湾出版了现在最早的一套《徐志摩全集》。1988年，张幼仪在美国纽约辞世，享年88岁，《纽约时报》曾作专题报道，其中介绍了她和徐志摩的关系以及婚变情况。
徐志摩曾浪漫地将这栋故居称之为他和陆小曼的爱巢。徘徊在故居二楼的东西厢之间，我感受到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爱巢，东厢是情，西厢是爱，东厢情短，西厢爱长。东厢是欧式摆设，西厢是中式风格。东厢新妇妩媚，西厢弃妇端庄。新妇弃妇因为对徐志摩的情爱，共居在一个爱巢中，向来者无言地表述当年那一段恋情。许多人是因为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巢，才走进故居的，然而走出爱巢后，更多的人记住了张幼仪。一个离婚女人的精神升华，使她当之无愧地应该成为这座爱巢的主人。
（五）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开篇，“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人一个轻盈、缠绵的挥手，将读者引入康桥美妙的意境。从一幅幅流动的画面中，去感受作者对康桥的留恋、惜别之情。结尾，“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诗人又一个浪漫、舒缓的挥手，让读者追随着他的思想，驰骋在康桥美丽的景色中。《再别康桥》是我至今都非常喜爱的一首写景抒情诗。但是，当我走出徐志摩故居后，对诗歌潮起潮落的意境，诗人纵情放歌的精神投影，又有了一种新的感知。
《再别康桥》，徐志摩写于1928年11月6日。这一天，他不在伦敦，更不在康桥。这一天，他正航行在大海上，是他第三次出国的归国途中。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曾三次出国。1918年8月，徐志摩第一次赴美国留学，他在太平洋的航船上写下了大气磅礴的《赴美致亲友书》，“垂髫之年，辄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接着他又以意大利等国外青年为国家民族繁荣兴盛四处奔走奋斗的事迹，表示要刻苦学习自立，践今日海上之誓言。他在国外，不仅学有成就，而且结识了美人林徽因，抛弃了原配张幼仪。四年后，他回到国内，驰骋文坛，交结众多名流，成为新月派的灵魂、著名的大学教授。第一次出国使他春风得意。1925年3月，徐志摩第二次出国，他戏称这次出国是“自愿的充军”，缘由是他和有夫之妇陆小曼的热恋已在北京社交界传得沸沸扬扬，爱的危机需要他出国回避，以便让朋友们帮助从中斡旋。四个月后，他如愿以偿回到北京，终于和陆小曼走到了一起。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后，回到故乡硖石镇，在新居“香巢”中，续写着他的“爱眉小札”，然而好景不长，当他俩到上海后，又出现了新的爱情危机，他对陆小曼由失望开始发展到厌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的日子只当得一堆灰，烧透的灰，字迹都不见一个”。“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身体也就到了顶点”。朋友们看在眼里，劝他出国吸点新空气，得点新材料，也许换个新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志摩于1928年6月第三次出国。他在出国途中的太平洋上反思自己，规劝陆小曼，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在船上是个极好反省的机会，我愈想愈觉得我俩有赶快wake up（觉醒）的必要。此次出国，历时四个多月，他游历日本、美国、英国、印度，见到了当年的师长、同学、朋友，一次次唤起他当年留学时的豪情，然而国内传来，陆小曼依然故我。归国途中，他又一次航行在太平洋上。面对蔚蓝的天空，起伏的波浪，想来诗人的心情不会像蓝天一样晴朗，但一定像波涛一样起伏。此次归来离第一次出国赴美，正好是十年间隔。十年前的青春少年，在太平洋的波涛上洋洋洒洒写下的致亲友书，志向是何其远大，憧憬是何其美好。如今挣扎在爱情和生活的泥潭中，境况又是何其凄惨。遥想那康桥河畔摇曳的柳丝，康桥水底油油招摇的水草，应该使他不由地产生一种青春负债的惆怅。他在那里抛弃了怀着身孕的原配夫人，知书识礼的张幼仪对他不仅没有任何纠缠，而且宽厚地代他孝顺父母、养育唯一的儿子。他也应该会想到《康桥再会吧》那首诗歌。六年前，他离开这里时，发誓“来春时节，当复西航”，如今景依旧、人不再。那河畔的金柳，早已成了他人的新娘，只留下波光中的艳影，依然在他的心头荡漾。陆小曼或许是西天飘来的一朵云彩。可是，转眼间，彩云又变成了乌云，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康桥的柔波里，流淌着的是他一腔辛酸的泪水。他幻想能够象当年那样，撑一枝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戴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寻梦、放歌。但如今，美梦难圆，豪情不再，身心承受如此的压力，他又如何能在康桥畔纵情放歌？选择悄悄地别离应该是很自然的结果。夕阳的余晖里，诗人终将要告别了，他挥一挥手，不再是潇洒，而应该是无奈。他没有勇气带走康桥上空的那一片云彩，因为他作别的西天云彩，正是他当年的豪情与梦想。
诗人颠簸在辽阔的大海上，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回味往日美好的时光，他又回避了将要回到国内的那种家庭生活：“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通道”。他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知风从何处来。他想飞，他又不知飞往何处，他只能以他的天赋文才、感情煎熬，作一次纵情放歌，于是《再别康桥》在大海上诞生了。不了解徐志摩三次出国的经历，尤其是第三次出国前的感情煎熬，读《再别康桥》只能被一种假象迷惑，从美丽的诗情画意中看到的是作别康桥的那位诗人的飘曳和浪漫，而感受不到航行大海上那位诗人心中的忧伤与苦涩，因此也不能真正理解徐志摩留下的这首最著名的诗歌。
徐志摩的故居中陈列着主人生前的一段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他的最好朋友胡适先生是这样评说诗人的：“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徐志摩有寻求爱和美的自由，但是，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单纯信仰，使他走向了选择初衷的反面。从某种意思上说坚持这种“单纯信仰”的徐志摩英年早逝，应该是一种幸运的解脱。生前，三位才女为他付出了真情，从而成为他文思飘逸、在文坛上尽显风流的动力和源泉。而他的才华、灵性和飘逸也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身后，这三位知识女性又各自都以最真诚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哀悼之情，她们珍藏着与他之间的爱情、感情，珍藏着与他交会时互放的光芒，直到她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徐志摩不死，他和陆小曼是过不下去了，那么以他的“单纯信仰”，以他的旷世才情和风流一定会有更多的林小曼、张小曼将投入他的怀抱。最终，江郎才尽，身败名裂，徐志摩留给世上的，将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形象。现在对他虽有争议，然而他是那个时代天空中飘过的一朵彩云，一朵给人以许多遐想的彩云，应该是毫无争议的。
徐志摩少小离家，云游天涯。他喜欢天空中的云彩，他说自己就是天空中的一片云，他留给后人以不同解读的是他作别西天云彩的那个浪漫飘逸的挥手。他最终在高高的云天中，飞向一座巍然耸立的大山，在滂沱的雨中，在迷茫的雾中，在剧烈碰撞爆炸升腾的火与光中，回归了大地，回到了故乡。站在徐志摩故居后楼的露台上，远眺西山，那里有徐志摩的墓地，他和对他爱恨交加的父亲，以及早年夭折、从未享受过父爱的小儿子最终长眠在一起。俯看后花园，虽然不见诗人笔下的景色：“雨过的苍茫与满庭的绿荫，小蛙独在残兰的胸前”，但依然可见，芳草萎萎的草木里，那口似乎已废弃的水井。当年它曾寄托着徐志摩的一腔痴情：“眉，这一潭清洌的泉山，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你不来照影谁来！”从水井中，“浓得化不开”的痴情，到诗人在太平洋上《再别康桥》的放歌，我终于明白了，诗人为什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