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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论道德的本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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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感受现在在欧洲是同样精细的、迟缓的、多方面的、敏感的、精致的,从属于此的“道德的科学”还是年轻的、刚起步的、笨拙的、手指般粗糙的——一个吸引人的对立,这对立有时在道德家本身的人物身上成为可见的和具体的。确实,“道德的科学”这个名称,就用这个名称所表示的东西而论,是太傲慢自大了,并且违背了良好的趣味——后者通常对于较谦虚的名称总是一个预先的趣味。人们应该以一切的严格性来承认。在这里什么东西在长时间内还是亟需的,什么东西惟一地是适合当前的,即收集材料,概念的把握,并对那些生活着、生长着、繁殖着和在毁灭的软弱的价值感和价值区分之巨大的领域作出整理,而且,也许还要做这样一些尝试,即,把这生活着的结晶的重复的和较经常的形态生动地显示出来——作为道德的类型学说的准备。确实,人们迄今不是如此谦虚。哲学家们以一种生硬的引人发笑的严肃性,要求一旦他们从事于作为科学的道德时从自己那里得到某种更高得多的东西、更苛求的东西、更庄严的东西。他们想建立道德,而且每位哲学家迄今都相信已经建立了道德,但是,道德本身曾被看作“被给予的”。那个不显眼地微不足道的并且在灰尘和腐烂物中保持着的描述性的任务与他们的愚蠢的自豪相去何其远也,虽然对它来说几乎没有最精细的手和感官可以是足够精细的!恰恰是由于道德哲学家们对道德的事实只有不完全的了解,在一个任意的梗概中或者作为偶然的缩写。例如,作为他们的周围的人的道德,他们的等级的道德,他们的教会的道德,他们的时代精神的道德,他们的气候和地带的道德——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民族、时代、往昔方面的了解甚差,甚至很少有求知欲,他们完全没有看到真正的道德问题——这些真正的道德问题只在比较许多道德时才出现。在一切迄今的“道德的科学”中——尽管让人觉得如此奇特——还缺乏道德本身的问题,缺乏这样的猜疑:在这里有某种成问题的东西。哲学家们称之为“道德的建立”并且从自己那里所要求的东西,恰当地看,只是对流行的道德的好的信仰的一个学术的形式,它的表达的一个新的手段。因此,在一种一定的道德的范围内的事实情况本身,甚至归根到底是一种否认,即否认这道德作为问题可以被把握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恰恰这个信仰的检验、分析、怀疑、活体解剖的对立物。例如,让人们以几乎值得尊敬的无辜还听一下叔本华所提出的他自己的任务,并且对一种“科学”的科学性作出人们自己的结论——这种“科学”的最后的大师还像孩子和年老的小女人在说话——他说。“原则,原理,对其内容一切伦理学家实际上是意见一致的;neminem laede,immo omnes,quantum potes,juva(你不要伤害人,相反尽可能地帮助所有的人)——这实际上是一切伦理的教师要努力加以论证的命题……伦理学的真正的基础,人们自几千年来把这基础当作智者们的石头一样在寻找。”(《道德的基本问题》,第136页)对所引用的命题加以论证的那种困难确实是很大的,众所周知,连叔本华派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成功;而且,谁一度根本上同样感受到,在一个其实质是权力意志的世界中,这个命题是多么荒唐错误和易动情感的,谁就会让自己回忆起叔本华,虽然是悲观主义者,实际上——在吹笛……每天在饭后,人们在这方面读一下他的传记。而且顺带地要问: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对上帝和世界加以否认的人,在道德面前停住了——他对道德表示肯定,并且对laede-neminem(你不要伤害人)道德在吹笛,怎么回事?这实际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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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这样一些主张如“在我们中有一个绝对的(kategorisch)命令”的价值,人们总还会问:这样一个主张对主张这一点的人说出了什么?有一些道德,它们应该在别人面前为它们的创立者作辩护;其他的一些道德应该对他加以安抚,并且使他对自己有满意的情绪;以其他的道德,他想走向十字架,并且忍辱负重;以其他的道德,他想进行报复,用其他的道德他想躲藏自身,他用其他的道德想使自己焕发光彩,并想置身于高而远的东西;这道德帮助它的创立者忘掉那道德,忘掉自己或自己的某种东西;有些道德家想在人类那里实施权力和创造性的情绪;有些其他人,也许恰恰还有康德。以他的道德使人去理解:“在我这里是可尊敬的那种东西就是我能够服从——而且你们那里的情况不应该不同于我这里的情况!”——一言以蔽之,许多道德也只是感情的符号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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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放任相反,任何道德是对“本性”,也对“理性”的一种专制。但是,这还不是对它的抗议,人们毕竟本身又要从某一道德出发来宣布,一切种类的专制和非理性是不容许的。在任何道德中基本的东西和不可评估的东西是:道德是一种长久的强制。为了理解斯多葛主义、波尔特·洛雅尔或清教主义,人们还会记得一种强制,在此强制下,迄今任何的语言达到了强大和自由——格律的强制的强大和自由,韵和节律的专制的强大和自由。在任何民族中诗人们和雄辩家们给自己造成了多少困境!今天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朵中寓居着不讲情面的良心——“为了愚笨的缘故”,像功利主义的笨蛋所说的,他们因而自以为聪明——“出自屈从于专断的法则”,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他们因而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自由精神的。但是,奇特的事实情况是:在自由、精雅、勇敢、跳舞、熟练的安全等方面在人世间现有的或曾有的一切东西,无论其观点在思想本身中,或在统治中,或在演说中和劝说中,在艺术中,也像在伦理行为中,都是仅借助于“这些专断的法则的专制”才得到发展的;而且,从一切严肃性来说,下述的可能性是并不微小的,即,恰恰这是“本性”和“本性的”——而且并非那个自由放任!任何的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本性的”状况与听任其便(sich gehenlassen)的感情是有多远的距离,在“灵感”的时刻中的自由的整理、设置、支配、形成——他恰恰在这里多么严格和细致地服从千百种的法则,这些法则恰恰基于它们的严厉和规定性而不顾通过概念所作的一切阐述。(连最坚固的概念,与之相比,也有某种漂浮的东西、多重的东西、含糊的东西。)

看来,“在天上和人世间”的基本的东西——再说一遍——就是:长期地并且在一个方向上被服从;在同时,在现在和过去持续地总有某种东西产生出来,为此就值得在人世间生活,例如德行、艺术、音乐、跳舞、理性、精神类的东西——某一种使人焕发光辉的东西、精致巧妙的东西、奇妙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精神的长期的不自由,在思想的交流中带有猜疑的强制,思想家使自己担负的培育工作,都意味着在教会的和宫廷的准则内或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下思考;长期的精神的意志对一切发生的东西按照基督教的一个模式加以解释,并且还在任何偶然事件中重新发现和辩护基督教的上帝——所有这些粗暴的东西、专断的东西、严酷的东西、令人战栗的东西、反理性的东西,把自身作为手段使出来,通过这手段,就为欧洲的精神培植出它的强大、它的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和细微的运动过程;还要承认的是,在这同时,也无可弥补地在力量和精神方面必定多有扼杀、窒息和败坏(因为在这里像在各处一样,那个本来的“本性”显示在它的完全的挥霍的和冷漠的伟大中,此伟大是愤怒的,但又是高贵的)。至于几千年之久欧洲的思想家们只为了证明某种东西而思考——而今天则相反,“想证明某种东西”的任何思想家对我们来说是可疑的——至于在他们看来,那种作为他们的最严格的思考的结果应该产生出来的东西,例如像从前在亚洲的占星学或像今天还在基督教的无害的道德上解释个人的最接近的事件“为了尊敬上帝”和“为了拯救灵魂”,总是已经确定了:这种专制,这种专断,这种严格的和伟大的愚蠢,已教育出精神;看来,在较粗的和较细的理解中,奴隶状况是精神的培育和培养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人们可以对任何道德如此地去看:其中的“本性”教导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制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的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观点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条件。“你应该长久地服从某一个人,否则你就灭亡,并且丧失对你本人的最后的尊敬。”——这在我看来是道德本性的命令,此命令肯定既非“绝对的”(kategorisch),像年老的康德向它所要求的(因此“否则”),也非向着个别的人,(个别的人对本性有何重要性!)但向着民族、种族、时代、等级。但首先向着全部动物“人”,向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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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的种族把忍受懒惰看作巨大的痛苦,英国的本能的杰作在于星期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神圣化的活动和感到厌倦(langweiligen),以至于英国人又不知不觉地渴望他的工作日——作为一种聪明地发明的、聪明地插入的斋戒,像类似地也在古代世界中充分地可以觉察到的那样(虽然在南方民族中是适度的,并非恰恰就工作而论)。必定有多种的斋戒:而且凡强大的欲望和习惯风行之处,立法者必须关心于插进闰日,在闰日中这种欲望受到束缚,并且又一次学习节食。从一个更高的位置出发来看,全部的世代和时代在附带着某一种道德的狂热性而出现时表现为这样的插进去的强制和斋戒的时期,在此时期内,一个欲望学习屈服并且跪倒,但也学习自身得到纯洁和增强。一些个别的哲学派别(例如斯多葛派在古希腊文化和它的用阿芙罗狄蒂的芳香过分充实起来的和淫荡地生成的气氛之中)允许如此的解释。——这样,也对说明那个怪论作出了暗示:为什么恰恰在欧洲的基督教的盛极时期并且一般地仅在基督教的价值判断的压迫下性的欲望升华达到爱(anlour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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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它并不真正属于柏拉图,而只出现在他的哲学中,人们大概可以说,尽管有柏拉图,即苏格拉底主义,对后者来说,他实际是太高贵了。“没有人愿意给自己造成损害,因此一切坏的东西是非自愿地发生的。因为坏的人给自己带来损害,如果他知道坏的东西是坏的,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因而,坏的人仅出于一个错误是坏的;如果人们把他从错误中解脱出来,那么,人们必然把他变成——好的。”——用这种方式得出结论,有乱民的味道,乱民在坏的行动中只看到讨厌的后果,并且在实际上判断说“采取坏的行动,这是愚蠢的”。他把“好的”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直接地看作同一的。人们可以在道德的任何功利主义那里从一开始就猜到这个相同的起源,并且追踪鼻子;人们将很少走迷途。——柏拉图已经做了一切,为了把某种精细的东西和高贵的东西在解释时加入到他的教师的命题中,首先把他自身也加入进去——他,一切解释者中的最大胆的解释者,把整个苏格拉底只当作一个通俗的题目和一首民歌从胡同中搬出来,以便把他改变成无限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即改变成他自己的一切假面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开玩笑地说,并且用荷马的语言来说,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在两个柏拉图之间有一只母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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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仰”和“知识”的——或者更清楚地说,有关本能和理性的旧的神学问题——因此,这样的问题:就事物的价值评价而论,本能是否比理性应得到更多的权威(这里所提到的理性想知道按照理由、按照一个“为什么”、按照适当和有用性进行评价和行动)?——这总还是那个旧的道德问题,就像它首先在苏格拉底的人物中出现,并且在基督教之前长期地已经分裂了精神。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以他的才能的趣味——一位优秀的辩证法家的趣味——首先置身于理性的方面,而在实际上,除了嘲笑他的高贵的雅典人的笨拙的无能(这些雅典人是本能的人,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并且决不能对他们的行动的理由给予满意的答复),苏格拉底在他的长期生活中做了什么?但在最后,他偷偷地和秘密地也嘲笑自己:他在自身那里,在他的更精细的良心和自我质问面前,找到了相同的困难和无能。但是,他为何劝说自己从本能中摆脱出来!人们必须正当地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人们必须遵循本能,但是必须劝说理性用好的理由去促进本能。这是那位伟大的神秘的讽刺家的实际上的谬误,他把他的良心带到这样的地步,即他满足于一种自我蒙骗:他在根本上看透了在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在这类事物中更无辜的并且没有市民的机灵狡猾,花费了一切力量——花费了迄今一位哲学家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力量——想对自己证明,理性和本能自动地走向一个目标,走向善,走向“神”;并且自柏拉图以来,一切神学家和哲学家在相同的道路上——这就是说,在道德的事物中,本能,或像基督教徒所称呼的,“信仰”,或像我所称呼的,“群居”,迄今获得了胜利。人们本该把笛卡尔排除在外,这位理性主义之父(因此革命之祖父),他承认单单理性才有权威,但理性只是一个工具,笛卡尔是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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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探究一门个别的科学的历史,谁就在它的发展中找到理解一切“知识和认识”的最古老的和最相同的过程的一条线索;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过于匆忙地假设、假想,追求“信仰”的那个良好而愚蠢的意志,在猜疑和耐心方面的缺乏,首先得到发展——我们的感官很晚才学会,而且决不完全地学会充当认识的精细的、忠实的、谨慎的器官。在我们的眼睛看来,根据一个给出的诱因把一个已经常常生产出来的景象重新生产出来,比在自身坚持一个偏离的和新的印象更舒适一些,后一种做法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道德”。听某种新东西,这对耳朵来说是痛苦的和困难的,我们听陌生的音乐时很糟糕。在听另一种语言时,我们不自觉地试图把所听到的声音形成到词中去,它在我们听起来是更熟悉的和更亲切的——因而,例如德国人从前从所听到的词arcubalista中变更成armbrust(弩)。新的东西也认为我们的感官是敌对的和憎恶的;而且一般而言,在感性的“最简单的”过程那里,已经盛行着情绪,如畏惧、爱情、仇恨,包括消极的懒惰情绪。——一个读者今天很少全部读出一页上的个别的词(或甚至音节),他宁可从20个词中偶然地大约取出5个,并且猜到可能从属于这5个词的意义——我们同样也很少确切地和完全地看一棵树,就树叶、树枝、颜色、形态而论,想象出树的大致情况。这对我们来说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奇异的经历中,我们还是这么做:我们假想经历的最大的部分,并且几乎不被逼迫到这样的地步:不作为“发明者”去注视某一个过程。这一切想说:我们从根本上从来——习惯于说谎。或者,为了更有德行地和更伪善地,一言以蔽之,更令人愉快地表达——人们比人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艺术家。——在一次生动的谈话中,我常常看到我与之交谈的人的脸,按照他所表达的思想,或按照我相信在他那里所唤起的思想,我对他的脸看得如此清楚和精细地被规定在我的面前,以至于这种清楚的程度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视力的力量。肌肉活动和眼睛表情的精细状况必定由我补充想象。这个人很可能作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脸,或完全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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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dquid luce fuit,tenebris agit(白天发生的种种东西在黑夜中出现),但也颠倒过来。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东西,预先设定了我们常常经历它,最终如此程度地属于我们的灵魂的全部的家内事务,就像某个“现实地”所经历的东西一样。借助于后者。我们是更富有或更贫穷,更多或更少地有一个需要,并且最后在明亮的大白天,甚至在我们的清醒的精神的最快活的时刻有一点受我们的梦的习惯的监督。假定一个人在他的梦中常常飞起来,并最终一旦他做梦,意识到飞行——作为他的特权。也作为他的最本能的值得羡慕的幸运——的力量和艺术;一个这样的人,他相信借助于最轻微的推动能够实现任何种的曲线和角度,他知道神的某一种草率之感觉,一个“向上”而无须努力和强迫,一个“向下”而无须下降和贬低——没有困难!——具有这样的梦的经验和梦的习惯的人最终在他的清醒的白天如何会不认为“幸运”这个词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和被作不同的规定!他如何会不用其他的方式渴望幸运?“扶摇直上”,像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与他自己的“飞行”相比较,对他来说,必定已经是太现世的、肌肉的、暴力的,已经是太“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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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差别不仅显示在他们的财产表的差别中,因而不仅显示在他们把不同的财产看作值得努力追求的,而且还对价值的多与少、对共同承认的财产的等级秩序彼此有不一致的意见——那个差别还更多地显示在他们视为现实的拥有和占有一个财物的那种东西中。例如,就一个女人而论,一个较有节制的人已经把对她的肉体的支配和性的享受看作拥有和占有之充分的和满足的标志;另一个以他的对占有的较猜疑的和较苛求的渴望,看到了“疑问”,看到了这一种拥有之仅表面的东西,并想更细致地检验,首先为了知道,是否这个女人不仅委身于他,而且也为了他而放弃她拥有的东西或喜欢拥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把她看作“已被占有的”。但是,第三个人在这里也还没有达到他的猜疑和拥有欲的界限,他问自己,当这女人为他放弃了一切,她是否也许为了他的错觉而不这样做;他首先想彻底地,甚至深深地很好地被了解,以便完全地能够被爱,他敢于让自己可以被猜中。只有在此后,即当被爱者不再对他欺骗自己,当她为了他的恶劣行为和隐蔽的贪得无厌的缘故恰恰如此程度地爱他,像为了他的善、耐心、精神性的缘故一样,他感觉到被爱者完全在他的占有中。一个人想占有一个民族,而且一切较高级的卡格里奥斯特罗(Cagliostro)和卡蒂里那(Catilina)的艺术对他来说适合于这个目的。另一个人带着一种更细微的占有欲望而对自己说“在人们想占有之处,人们不可以欺骗”。他在如下的观念那里是激怒的和失去忍耐的,即,他的一个假面具控制了民族的心:“因此,我必须使自己被认识,并且首先认识我自己!”在乐于助人的和行善的人们中间,人们几乎有规律地发现那种笨拙的诡计,它首先恰当地使自己成为应该被帮助的人。例如,似乎他“值得”帮助,恰恰渴望他们的帮助,并将忠诚地屈从地证明深深地感谢他们的一切帮助。以这些想象,他们像支配财产一样地支配了贫困的人,当他们出于对财产的渴望一般而言是行善的和乐于助人的人的时候,当人们在帮助中遇到他们,或抢先他们一步时,人们发现他们是嫉妒的。父母不自觉地从孩子中造出某种与父母相类似的东西——他们称为“教育”——没有一个母亲在她的内心的深处怀疑在孩子那里为自己生下了一个财产,没有一个父亲否定自己有权利可以使孩子服从他的观念和价值评价。确实,在从前,随意支配新生孩子的生和死(例如在古代的德国人中),这在父亲们看来是正当的。像父亲一样,教师、有地位的人、牧师、诸侯,现在也还在任何新的人中看到了新的占有的一个无须考虑的机会。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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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一个“为奴隶制而生的”民族,像塔希陀(Tacitus)和整个古代世界所说的,“在一些民族中选出的民族”,像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相信的——犹太人曾实现了价值颠倒的奇迹,由于这奇迹,在大地上的生活在几千年内得到了一种新的和危险的魅力:他们的先知们把“富有的”“无神的”“恶的”“暴力的”“感性的”熔化成一个东西,并第一次把“世界”这个词改铸成卑鄙之言。在价值的这种颠倒中(这个颠倒还包括把“臂”这个词作为与“神圣的”和“朋友”同义的加以使用)有犹太民族的含义:在道德中的奴隶起义随犹太民族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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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旁边有无数暗的物体有待于推断——这类东西我们绝不会看。在我们中来说,这是一个比喻;而一位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的星体论著只当作一种比喻和符号的语言加以阅读,以这种语言,许多东西可以被隐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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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彻底地误解猛兽和掠夺性的人(例如凯萨莱·波尔吉Cesare Borgia),人们误解“本性”,只要人们还寻找在根本上这些最健康的一切热带的巨大怪兽和植物的“病态”,或甚至寻找它们天生的“地狱”,像迄今几乎一切道德家曾做的那样。看来,在道德家们那里有一种对原始森林和热带的仇恨?而且看来“热带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必定被破坏威信,不管是作为人的疾病和堕落,还是作为自己的地狱和自我折磨?究竟为什么?有利于“温带”?有利于温和的人?有利于“道德的东西”?有利于平庸者?——这为了《道德作为畏惧》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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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诉诸个别的人的道德,并为了他们的“幸运”——正像所说的。除了与个别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危险性的程度相比是举止行为的建议外,这些道德还会是别的什么东西:针对个别人的热情,针对他们的好的和糟糕的嗜好的药方,这些药方如此遥远地有权力意志,并如此遥远地想扮演主宰:大大小小的聪明之举和矫揉造作,附带着陈旧的家庭常备药品和老太婆的智慧的发霉的气味;它们都处在奇异怪诞和非合理的形式中——因为它们诉诸“一切人”,因为它们在不可普遍化的地方去进行普遍化——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话,无条件地对待自己,它们都不仅仅用一粒盐调味,而是仅可忍受的,而且有时甚至诱惑人的,当它们被过分调味并且学会了危险地发出了气味,特别是“有另一个世界”的味道。从智力上来衡量,这一切极少有价值,并且还远非“科学”,更不用说“智慧”了,而是再次地说,三次地说,聪明,聪明,聪明,夹杂着愚蠢,愚蠢,愚蠢——不管现在是对斯多葛派分子所劝告和扶植的情绪的激烈的愚蠢行为的那种冷漠和柱形雕像般的冷淡,或者是斯宾诺莎的那个不再笑和不再哭,他通过分析和活体解剖情绪而如此天真幼稚地主张毁灭情绪,或者是使情绪沮丧达到无害的中等程度,在这中等程度,情绪可以得到满足,道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甚至道德作为情绪的享受在由艺术的象征意义所引起的故意的冲淡和超凡脱俗中,或许作为音乐,或作为对上帝的爱,和为了上帝的缘故对人的爱——因为在宗教中激情又有了公民权,预先设定了……最后,甚至那种殷勤地和故意地听任情绪,像豪非斯和歌德所教导的那样,那种大胆地放下缰绳,在年老的明智的怪人和醉汉的例外情况中的那种精神的肉体的licentia morum(作风自由)(在怪人和醉汉那里“不再有很多危险”)。这也为了《道德作为畏惧》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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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要有人的一切时代中,也就有人群(两性关系,团体,支族,民族,国家,教会),并且与少量的命令者相比,总有很多的服从者,因此,考虑到服从迄今最好地和最长久地在人们中被实施和培育,人们可以正当地作出前提:平均地看,有关的需要现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天生的,作为一种形式的良心,对良心命令说:“你应该无条件地做某个东西,无条件地放弃某个东西。”一句话,“你应该”。这一需要试图满足自己,并且用一个内容去充实它的形式;按照它的强大、无耐心和紧张关系,它作为一个粗糙的胃口,它伸手时很少讲究,并且接受了仅由一切种类的命令者——父母,教师,法律,等级的偏见,公众舆论——呼唤到它的耳朵中去的东西。人的发展的奇异的限制性,踌躇犹豫的东西,长期慢性的东西,常常回奔的东西和其自身施转的东西,立足于这样的事实:群体的服从本能最好地并花费了命令的艺术被遗传下来。如果人们想象这个本能一旦走到其最后的放荡的地步,那么,最终简直缺乏下命令者和独立者;或者他们内心受苦于坏的良心,并需要首先把一个欺骗加于自身,以便能够下命令,即似乎连他们也仅在服从。这种状况今天实际上存在于欧洲,我称之为命令者的道德上的虚伪。他们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在他们的坏的良心面前保护自己,除了他们表现为较古老的或较高级的命令(祖宗、宪法、权利、法律或甚至上帝)的执行者,或者甚至从群体思维方式着手给自己借到群体准则,例如作为“其民族的第一服务员”或作为“公共福利的工具”。在另一方面,群居的人今天在欧洲装出一副模样,似乎他是惟一被允许的一种人,并颂扬他的各种特性,如团结友爱的精神,友好,关心照顾,努力,适度,虚心,宽容,同情。由于这些特性,他是温顺的、和睦的和对群体有用的,作为真正的人的德行。但是,对于有些情况,如人们相信领袖和带头羊不能缺少时,人们在今天尝试又尝试:把聪明的群体人共同加起来以取代下命令者。例如,一切代议制的宪法有这个起源。尽管这一切,善行,从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这些是为这些群居动物欧洲人而出现了一个无条件地下命令者,对这事实,拿破仑的出现所造成的影响给予了最后的伟大的证明——拿破仑的影响的历史几乎是较高的幸运的历史,整个本世纪在它的最有价值的人和时刻中曾达到这较高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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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瓦解的时代把诸种族乱糟糟地抛出来,这个时代的人,他本身在身体内继承了多种多样的来源,这就是说,对立的和常常不仅对立的欲望和价值尺度,这些东西彼此相斗,很少得到安宁。具有较晚的文化和破裂的光线的这样一个人将一般地是一个较弱的人,他的最根本的渴望在于:在他之中的战争该结束了,对他来说出现了幸运,在与镇静的(例如伊壁鸠鲁派的或基督教的)药品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中,首先作为休息、不受干扰、饱餐、最终统一性等方面的幸运,作为“安息日的安息日”,以便用神圣的修辞学家奥古斯丁的措辞,他本人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在这样一种本性中的对立和战争像一种附加的生活的魅力和生活的向往那样发挥作用,而且如果另一方面在实施与他们自身的战争中的实际的技能和精明,因而自我克制和自我蒙骗也附加地继承和培植到他们的强大的和不可调和的本能中。那么,就产生了那种惊人的不可把握的东西和无法说明的东西,产生了为了胜利和为了引诱而事先被规定的谜一样的人,后者的最美好的表现是亚尔西巴德和恺撒(——按照我的趣味,我喜欢把那个第一位欧洲人霍亨斯陶芬,第二位欧洲人弗利德里希与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在艺术家中,也放进列奥那多·达·芬奇(Lionardo da Vinci)。他们恰恰出现在同一个时代,那时那个较弱的类型以它的对安宁的渴望处在显要的位置上。两个类型彼此从属,并且起源于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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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流行的有用性只是群体的有用性,只要目光只转向维持团体,并且非道德的东西恰恰与惟一地在看来对团体的持久存在构成危险的东西中被寻找。那么,还不可能有“对最接近的人的爱的道德”。假定在这里也已经有持久地小量地实施照顾、同情、合理、温和、相互帮助,假定在这种社会状况中已经有一些那样的欲望在活动着,它们以后用尊称被表明为“德行”,并且最后几乎与概念“道德”合一,在那个时代中,它们还完全不归于道德的价值评价的领域——它们还是在道德之外的。例如,一个同情的行为在最好的罗马时代既不叫做善的,也不叫做恶的,既不叫做道德的,也不叫做非道德的,如果这同情的行为本身被称赞,那么,一旦它与某一个服务于促进整体、服务于国家(respublica)的行为相比较,至多一种不乐意的轻视与这称赞相符。“对最接近的人的爱”最终总是某种次要的东西,与畏惧最接近的人相比,部分地是习惯的东西和任意的表面的东西。社会的内部结构在总体上表现为被确立,并在外部危险面前得到安全后,对最接近的人的这种畏惧重新创造出道德的价值评价的新的角度。某些强大的和危险的欲望,诸如事业心、蛮勇、复仇欲、狡猾、掠夺欲、统治欲,它们迄今在一种公益的意义上不仅仅受尊敬——当然,在与上面所选择的不同的名称下——而且必须被大大地教育和培养(因为人们在面对整体之敌人的整体的危险中持久地需要它们),它们现在在它们的危险性中被感觉到双倍地强大——现在,对它们的排除的渠道是缺乏的——逐步地作为非道德的东西而受到谴责和诽谤。现在,对立的欲望和嗜好达到了道德上的尊敬,群体的本能逐步地得出其结论。如何多或如何少地对团体的危险的东西,对平等的危险的东西,在一种意见中,在一种状况和情绪中,在一种意志中,在一种才能中,这现在是道德的视角:在这里,畏惧也又是道德之母亲。在最高的和最强的欲望那里,它们激烈爆发地使个人远远超出和高于群体的良心。一般水平和道德败坏,团体的自我感就毁灭了,团体对自身的信仰,它的脊椎仿佛破碎了。因此,人们恰恰会竭力谴责和诽谤这些欲望。高级的独立的精神性,追求孤独的那个意志,伟大的理性,已经被感觉为危险:一切把个人抬高到超出群体并使最接近的人畏惧的东西,从现在起叫做恶的、忍受的、谦虚的、自身适应的、等同性的思想,中等的欲望得到了道德的名称和尊敬。最后,在很和睦相处的状况中,越来越多地缺乏如下的机会和强迫性:把其感情教育成严格和严厉;而且现在任何的严格,甚至在公正中,开始扰乱良心,一种高级的和严厉的高贵性和自身责任心几乎在伤害,并引起猜疑,“羊羔”,还有更多的“绵羊”增加了尊敬。在社会的历史中有病态的柔和和柔弱的一个处所,在这里社会本身袒护它的损害者,袒护罪犯,而且很严肃地和诚实地这样做。处罚,这在社会看来似乎总有点不合理——确实,“处罚”和“应该处罚”的观念使社会痛苦,使社会畏惧。“使罪犯成为无害的,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处罚?处罚本身是使人害怕的!”——从这个问题,群体的道德,畏惧之道德,得出了其最后的结论。如果人们完全能够废除危险,废除害怕的理由。那么,人们也就同时废除了这种道德,它不再是必要的,它不再把自身看作必要的!谁对今天的欧洲人的良心加以检验,谁将总是从一个个道德的折叠和隐匿中可以引出相同的命令,群体的畏惧之命令:“我们希望在某个时候不再有任何害怕的东西!”在某个时候——朝这方向的意志和道德今天在欧洲到处叫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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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立刻再一次说我们已经一百次地说过的东西,因为耳朵对于这样的真理——对于我们的真理——今天并非很乐意听。我们已经足够地知道,当一个人竟然如实地和不带比喻地把人们当作动物时,这听起来像侮辱人似的。但是,我们恰恰在涉及“现代观念”的人们时持久地使用“群体”、“群体本能”和诸如此类的表达,这将几乎作为罪责被归于我们。这有什么帮助!我们不能做别的,因为恰恰在这里有我们的新的洞察。我们发现,在一切道德的主要判断中,欧洲已成为一致的,还包括欧洲的影响在流行的一些国家。人们在欧洲明显地知道,苏格拉底不认为知道什么,那条古老的著名的蛇从前许诺教导什么——人们今天“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当我们总是重新坚持那种相信在这里知道的东西,那种在这里以其称赞和谴责而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东西,那种自称为善的东西,都是群体动物人的本能时,这必定听起来是严厉的,并且很刺耳。按照日益发展的生理学对这种本能的接近和相似——本能是这接近和相似的征象。群体动物人的这种本能曾达到并且越来越多地来到前沿,达到优势,达到对其他的本能的统治地位。道德今天在欧洲是群体动物的道德。因此,像我们对事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人的道德的一种,在它旁边,在它前面,在它后面,许多其他的道德,首先较高的一些道德是可能的,或应该是可能的。但是,这一道德用一切的力量抵抗这一“可能性”,抵抗这一个“应该”,它顽固地和无情地说:“我是道德本身,此外没有什么东西是道德!”——确实,借助于一种对最崇高的群体动物的欲望进行迎合和奉承的宗教,情况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甚至在政治的和社会的机构中寻找这种道德的一个日益可见的表达:民主的运动留下了基督教的运动的遗产。但是,至于其速度对较无耐心的人,对有病的人,对嗜好群体本能的人来说,还太缓慢和迟钝,对此予以说明的是日益发狂的嚎叫,日益不加掩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狗的露齿发怒,后者现在漫步穿过欧洲文化的胡同,表面上与安宁的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的思想家相对立,还更多地与笨拙的半瓶醋哲学家和兄弟情谊之狂热者相对立。这些兄弟情谊之狂热者自称社会主义者,向往“自由的社会”,但在实际上与他们所有的人在彻底地和本能地敌视与自主的群体的社会形式不同的任何的社会形式方面是同流合污的:〔甚至直到否定“主人”和“奴仆”的概念。——既不是神也不是主人(ni dieu ni maêtre),叫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式——〕在顽强地反抗任何特殊的要求、任何特殊的权利和特权方面是同流合污的;(这叫做归根结底反抗任何的权利,因为当一切人是平等的之后,没有人再需要“权利”)在对处罚性的司法的猜疑方面同流合污;(似乎这种司法是施暴力于较弱的人,对一切从前的社会的必然的结果的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在同情之宗教方面,在怜悯被感受到的、在生活中受苦的人的方面也同流合污;(向下达到动物,向上达到“上帝”——“对上帝的同情”的放荡属于一个民主的时代)在同情之叫喊和不耐烦方面,在恨死全部的受苦方面,在几乎女人般地不能留住听众、去掉受苦方面,他们都同流合污;在非自愿的阴沉情绪和温柔多情方面同流合污:(在温柔多情的魅力下,欧洲似乎受一种新的佛教的威胁)在对共同的同情之道德的信仰方面同流合污,似乎这种道德是自在的道德,作为高度,人的所达到的高度,未来的惟一的希望,当代人的安慰剂,对从前的一切过错的重大的摆脱;在对作为救主的团体的信仰方面,在对群体的信仰方面,在对“自己”的信仰方面,他们都同流合污。

18

我们,我们有另一种信仰——在我们看来,民主的运动不仅是政治机构的一种衰败形式,而且是人的衰败的,即被贬低的形式,是他的平庸化和价值的贬低。我们凭我们的希望必须向何处伸手?——在新的哲学家们看来,总是没有选择;在精神看来,要足够的强大和本源,以便推动对立的价值评价,并且对“永恒的价值”加以重新评价和颠倒;按照预先派遣的东西,在未来的人看来,他们在目前应该把强制和绳结联接起来,后者强迫几千年的意志走上新的道路。向人教导作为人的意志的人的未来,作为依赖于一种人的意志,并且准备重大的冒险,准备在培育和培养方面作全部的尝试,以便借以使荒谬和偶然之令人战栗的统治(这种统治迄今叫做“历史”)得以结束——“最大数量”的荒谬只是它的最后的形式——为此目的,一种新的哲学家和下命令者在某一个时候将是必要的,在他们的形象那里,一切在人世间在隐蔽的、可怕的、友好的精神那里曾在此存在的东西都想显得苍白无力和侏儒化。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在我们的眼前飘浮:我是否可以大声地说出它,你们自由的精神?有些情况,人们为了它们的产生部分地必须创造、部分地必须利用的那些情况;假定的道路和检验,借以使一个灵魂生长到这样一个高度和强度,以便感觉到强制趋向于这些任务;对价值的一种重新评价,在它的新的压力和锤子下,一个良心被锻造,一颗心被变成铜铁合金,使它承受这样一种责任心的分量;另一方面,这些领袖人物的必要性,令人惊恐的危险——他们缺席或可能变坏和蜕化堕落——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忧虑和沉重的心情,你们知道吗,你们自由的精神?这是任重道远的思想和雷雨,后者经历我们的生活的上空。很少有像必须看到的、猜到过的或共同感觉到的这样的剧痛:一个特殊的人如何迷路并且蜕化堕落;但是,谁对全部的危险有罕见的眼睛(这危险就是“人”本身在堕落),谁像我们一样认识到难以置信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迄今在人的未来方面起着它的作用,——没有一只手,更没有“上帝的”一根“手指”参与起的那种作用!),谁猜到厄运(这厄运在白痴的天真烂漫和“现代观念”的轻信中,还更多地在全部基督教——欧洲的道德中隐藏着),那么,谁就受苦于一种无法比拟的害怕——他甚至用一种目光把握住一切还靠有益地聚集和提高力量和任务从人中可以被培养的东西,他凭他的良心的所有知识知道。人如何对于最大的可能性来说还未被充分利用,而且人这类型已经多么经常地站在神秘的决断和新的道德之旁;他还更好地知道,根据他的最痛苦的回忆,具有最高档次的很有前途的人迄今通常为一些可鄙的事物而粉身碎骨,沉陷沦落,成为可鄙的。人的全部的蜕化堕落,沦落直至成为今天在社会主义的笨人和浅薄者看来作为他们的“未来的人”的东西,作为他们的理想!——人的这种蜕化堕落和贬低为完全的群体动物(或者像他们所说的,成为“自由社会”的人),人动物化为具有相同的权利和要求的侏儒般的动物,这种动物化是可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谁一旦对这一可能性彻底地加以思考,谁就比其余的人更多地认识一种憎恶,而且也许还认识一个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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