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少年的父母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忽然会有一天，孩子把房门锁起来，不让父母随便进入，甚至有的孩子在门上贴了纸条，要父母事先敲门，得到允许才能入内。有的家长为此干脆把孩子房间的门锁卸掉，让孩子无法锁门。亲子之间不为此起冲突的，恐怕不多见。
现在，社会舆论在评论这些事情时，往往只是从教育角度入手，希望父母给孩子更多的独立空间。但我们还应该换一个角度：房子是父母花钱买下来的。以前，父母可以自由地进入每一个房间，忽然间，其中几分之一的空间不能随意进入了，父母的感受可想而知。
青春期是亲子矛盾的高发期，其中有许多矛盾和心理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直接的利益冲突，但当事人都不方便直接表达出来。才把它们披上道德问题、心理问题外衣。
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不仅是身材长大了许多，活动能力也会一下子大上许多。成年人可能都有这种回忆：现在看看当年自己就读的小学，会发现校园其实非常狭小，而孩提时代却觉得它很广阔。住家附近一段几百米的路，幼年时候觉得它非常遥远，父母要是带自己走这段路，自己经常会哭着喊着说累，打着坠儿不想走，成年以后再走起来却不当回事。
这就是行动能力随着身体长大而长大的例子。青春期就是行为能力增加的高峰期。行为能力飞速增加，客观上就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且，一个孩子进入青春期，意味着异性家长要有所回避，这都加剧了家庭生活空间分配的紧张。
青少年的消费也比儿童的消费复杂得多。如果到了大学，一个孩子的消费能力往往不次于父母，这样，原来“两个大人加一个孩子”的家庭，几年内就变成了三个“大人”组成的家庭。
如果家庭收入在这几年中也同时倍增，父母能够买下更大的房子，给孩子更多的零花钱，这个矛盾当然好解决。但有多少家庭能够保证收入和孩子成长这么同步呢？家里平添一个“成年人”，生活空间和日用品的分配一下子紧张起来，许多亲子矛盾由此而产生。
动物都有“领地意识”，人类也有“巢穴心理”。人们能分清哪里是公共空间，哪里是自己的空间。在公共空间，比如单位、街道、商店这些地方，人们必须遵守公共规则，精神上不能彻底放松。而家庭则不然，它是父母的私人空间。人回到家里肯定要松弛下来，表现出平时不能表现的一些习惯，如喝酒、睡懒觉、骂人、不讲卫生等。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半大孩子，这些行为对他来说就构成了精神骚扰。
这些都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现实的利益冲突。但父母往往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比如，家里只有一台电视，孩子在看电视，父母想看另外的节目。他们不好意思直接和孩子抢，就只好命令孩子“去复习功课！”
还有一些冲突更具体。比如有一个中学生就说，他父亲老霸占着家里的音响设备，放“跟不上时代的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曲。家长花自己的钱买了音响，自然希望多听听自己喜欢的歌。这里面就包括着典型的利益冲突。
由于父母不方便和孩子争夺生活空间、生活资料，许多这些利益冲突都被掩饰了。但掩饰并不能让它们被解决，反而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提到利益冲突，教育市场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外界因素。在计划体制时代，国家承担教育经费。其弊病是无法有效组织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教育。但在那个时候，家长因为不用给孩子掏钱，负担少，对孩子的精神压力自然要少许多。那时候的家长往往对孩子这么说：能读大学最好，不能读就算了，去爸爸厂里找个工作也行。
20世纪90年代以前，高考升学率比现在低得多，但那个时候学生从家长这一方面承受的压力却并不比现在的孩子更多。虽然当时已经有“智力投资”这样的概念，但当时家长所谓的“智力投资”，只不过是多买几本课外书，或者送孩子去少年宫参加一个课外兴趣班而已。
然而，教育市场化实施以后，学费大幅度提高，使得亲子之间的关系早早就笼罩在金钱之下。当一位家长给孩子掏初中的学费时，他肯定要求这笔钱在孩子升高中时见成效。如果孩子没有考上好高中，意味着他比那些分数高的孩子的家长多掏一笔钱。到了大学，这种经济压力会更大。
现在的学费，对于大部分中国城市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沉重压力，如果算上学费的话，一个孩子的消费额差不多相当于父母，甚至超过父母。这意味着父母必须同时要压缩自己的消费，而这不可能不构成矛盾。虽然家长为了孩子成才，在理性上选择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但不等于在感情上不会产生矛盾。
在我咨询的案例中，不少家长和孩子“明算账”：你一年学费多少，为你请家教花费多少，吃穿又是多少。我们家收入不多，花在你身上的钱占了多少比例。家长用这种明算账的方式给孩子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认真学习。这样做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这些孩子们谈到自己的压力时，总把父母花的钱排在首位，说明孩子是“进味儿”了。但它也把亲子关系变得过分功利化了。恐怕长远来看是毒害了亲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