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我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去访问郎绍安同志，我的心情是兴奋的。
这几年来，我常常从报刊和画报上看到关于“面人郎”的报道，和他以及他的作品的照片。今年春天，我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见到了他的老师赵阔明同志，我们谈话中提到这位名驰国外的“面人郎”，我总想能有机会见见才好，今天果然如愿以偿了。
我进到了他的阳光明朗的工作室，屋里暖烘烘的，已经生了炉子了。郎绍安同志迎上来亲切地和我握手——两道浓眉，一双深沉的眼睛，一脸的胡子楂儿，笑起来显得直爽，诚恳。
他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我们在他桌边坐了下来。桌上有几件他的作品，是《西游记》中的一段吧，有个手搭凉棚，腋下夹着金箍棒，拳着一条腿站在棉花做的云端里的孙悟空，还有其他的戏出。但是我们的谈话一开了头，他就一见如故地对我谈起他的童年，他谈得那样生动，那样亲切，把我的全部精神吸引住了，把我想问他的一切，都忘却了！
“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1909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的人，入关已有300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腐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6岁起读书，到了11岁那年就停了学，到天津去学石印的手艺去了……”
他点了一支烟，微微地笑了一笑，笑里含着阴郁：“您知道那时候当学徒，可不比现在，受的打骂可多了，我的第一个师傅还好，第二个师傅就厉害极啦！我们那时候学套色石印，印新疆图，一共有七色，套印错了，师傅一嘴巴就打过来。我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商量好了，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窝去，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怎么办呢，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凑了点钱买车票回北京。我们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晓得火车到了东便门，车底下钻上来一个人，也许是铁路上的人吧，可是旧社会的铁路上的坏人也不少呵！他看了我们的车票，说：‘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我们拍起桌子，做好做歹地叫我们每人再拿出十吊钱来——现在也就合四角钱吧，可怜我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窝都让他们扣下了，结果我们还是从东便门就被撵下车了！”
“我从东便门走到宫门口——就是鲁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我们家里生活仍是很困难，我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庙会上，看见有捏面人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傅赵阔明同志了，我站在旁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我总挨在他身边，替他做这做那，替他买水喝，买东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问我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都说了。他说：‘我也住在宫门口，怎么不认得你呢？’我回家去天已经晚了，父亲正要责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了，我还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父亲答应了，同赵阔明老师一说，就成功了。”
“我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自己就能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儿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鸟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说好，可是小孩说像说好就行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是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我生活的了。”
“就这样一边卖一边学，一年多的工夫，我就会捏戏文，什么‘二进宫’啦，‘三娘教子’啦……那时候师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买些香烟里有戏文的洋画，照着来捏。可是洋画上一出戏只有一场，不够生动，我想捏戏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我就开始去听戏，又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在后边远远地看吧，看完回来，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从此我就过起游艺的生涯了，我和我的爱人，背着箱子，拉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一家人走遍了天涯海角。我们到过天津、青岛、烟台、威海卫……也到了上海，在静安寺路交通银行的石头窗台上摆过小摊。那时我捏的小面人，就有人来收买，转卖给外国人，什么佛爷啦、寿星啦、胖娃娃啦，凑成一打，送到外国去，虽然常有一二百打的订货，可是经过中间的剥削，到了我手里，也就所余无几了！”
他又燃了一支烟：“您可别怪我，我一提到从前的事情，就激动，就难过！旧社会真是个陷人坑，像我们这样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到哪里也没有活路！我们拖儿带女，到处漂流，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连店也住不到……”
愤怒和痛苦涌上了他的眉头，他的声音也就颤动急促了，“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都待不长，不流浪是不行的，我们又走了京汉线，东北、西北，到处都受着欺凌。不说别种坏人吧，就是旧军人，国民党的士兵……那年在张家口的康庄，我在一个兵营门口，正捏着一个胖娃娃吹号，一个号兵过来看见了，就瞪眼问：‘你捏的这是什么？你不是在形容我？’我也气了，我说：‘我捏的是胖娃娃，我想捏你还捏不好呢！’他狠狠地飞起一脚，把我的箱子踢翻，玻璃都粉碎了！”
“有时候呢，一个大兵把我的面人拿走了，我跟到营门口，另一个大兵出来就给我一嘴巴……还有日本人时代，更不用提了，日本人当然可恨，狗腿子的翻译就更可恶……咳，从前的苦日子，说它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他完全激动了，头也低了下去。我觉得很惶恐，也很窘，我是来欣赏他的作品，和他谈谈他目前的工作的，怎么会引起他谈到他伤心的旧事呢？正在我局促不安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勉强地笑了一笑，说：“对不起，您可别介意……”
我赶紧笑说：“可不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譬如做了一场恶梦，您还是谈谈现在的工作吧。”
他的脸上开朗了，微笑从嘴角展到眼边：“解放后一切都变好了，人民政府十分地重视民间艺人，当人民政府发现了我的手艺，就把我从穷苦中救拔了出来，让我专心地研究我的艺术。如今我们再不流浪了，我每月有固定的工资，生活平稳安定了，我也能精心地做些细活，不怕加工，不怕费料，只要我做得好——现在的条件真是好极了！”
我问说：“您去年还去过英国，我从报纸上看见了……”
他很谦虚地微笑了：“我们经过乌兰巴托……巴黎……一路都很好。我一辈子坐过多少次海船，在无风三尺浪的海上都过去了，因此我坐飞机也不觉得怎样。”
他一句也不提他在伦敦表演捏面人的技术的时候，那种受人欢迎的光景。多么谦逊的艺术家呵！
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激动之余，似乎有点疲倦，我也就不再多问了。在我站起的时候，看见桌上一个带格的木盘，里面放着些骨片、锥子、小木梳之类的东西，就问这是否工具，他说是的，而且工具也很简单。他掀起木盘上一块遮着的白布，底下有一小条一小条像颜色粉笔似的熟面，这便是他的材料了。他说这熟面是四分之三的面粉和四分之一的江米面，和起，烫熟，再上锅蒸，然后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做成的面人就可一二十年不裂不坏的。
当我赞叹说这手艺不容易学的时候，他又微笑了，说：“也容易也不容易，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分之九十靠自己研究揣摩！”
我问：“您现在带徒么？”
他指着桌边站着的一个小姑娘说：“她是我的学徒，也是我的女儿。”
已经到了他下班的时候，我不敢再耽误他的工夫，就向他道谢告辞，他亲切地和我握过手，又让他女儿郎志丽带我到资科室去参观他的作品。
架子上摆的真是琳琅满目，他的比较新的作品，如“鸡毛信”、“采茶扑蝶”等逼真细腻，不必说了，而我所最爱的，还是一小组一小组的旧北京街头小景，什么卖糖葫芦的——一个戴灰呢帽子穿黑色长袍的人，左臂挎着一个小篮子，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剃头的——一个披着白布的人低头坐在红板凳上，旁边放着架子和铜盆，卖茶汤的，卖砂锅的，吹糖人的，无不惟妙惟肖！其中最使我动心的，是一件“打糖锣的”，是我童年最喜爱最熟悉的东西，我想也是“面人郎”自己最深刻的童年回忆吧，因为这一件做得特别精巧细致：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钟；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凡是小孩子所想望的玩的吃的，真是应有尽有了！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这都是“面人郎”小时候最熟悉的北京街头巷尾的一切，也是我自己童年所熟悉的一切，当我重新看见这些形象的时候，心头涌起的却是甜柔与辛酸杂糅的味道，童年的回忆是甜柔的，而那时的人民生活却是多么辛酸呵！尤其是像“面人郎”所说的“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什么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打糖锣的……都是我们极其熟识的朋友——他们除了从我们手里接过“一大子儿”或“一小子儿”的时候，偶然会微微地一笑，而眉宇之间却是何等地悲凉忧抑呵！
走出大门，头上照耀着正午灿烂的太阳。转几个弯，就走上光滑平坦的柏油路，这柏油路还是在一条胡同里。这条胡同的小学校正放午学，三三两两带着红领巾的小孩子们，边说边笑地迎面走来，一辆簇新的载满了乘客的公共汽车平稳而飞速地从我身旁驶过……我从微茫的回忆中猛然惊醒！这是北京街头巷尾的景象，也正是“面人郎”所说的“解放后，一切都变好了！”我心头辛酸的感觉焕然消失了，余剩的一丝甜柔，渐渐扩大成为满怀的欢乐。我向着明朗的高天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举起轻快的脚步，向前走去。
1957年11月26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