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皇后四年（公元前184年）
少帝浸长，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太后闻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见。太后语群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乱，不能继嗣治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遂废帝，幽杀之。
五月，丙辰，立恒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轵侯朝为恒山王。
是岁，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
有司清禁南越关市、铁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吕思勉在他的《白话本国史》中讲，秦帝国一开始就把专制君主制的毛病暴露很多：“宰相谋逆”、“阉宦弄权”、“杀长立幼”、“诛锄骨肉”、“蒙蔽”、“弑逆”等，体制缺陷带来的危机全部演示了一遍。但是秦帝国也有做得不错的地方，比如没有军阀割据，没有后宫干政，当然也没有外戚专权。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后来的统治者，以前的毛病不会改，每朝每代都有创新弊病的高强能力，这么说吧，专制的恶瘤就像一副扑克牌，每个朝代摸十几张牌，各搞一些新鲜的组合，几千年下来，中国老百姓是尝遍了各种恶果，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专业化程度极高。
吕后称制是顺理成章的事。历史就这么一步一步演到这里了，没有什么规律好讲。但是外戚专权在汉代十分厉害，还是有原因的。秦汉之初，文官制度刚刚建立，士大夫官僚体系还未形成政治力量中的一极，新皇登基，他的干部队伍怎么建立，最自然不过的就是在姥姥家和老丈母娘家那里找资源，因为相对于外戚来说，重用宗室的危险性更大，都是先皇子孙，天皇贵胄，都有做皇帝的资格。到了后代，士大夫官僚体系建立并成熟了，虽然也会出现后宫干政，甚至还出现了女皇帝，但外戚势力整体上不那么嚣张了，因为科举体制为新皇帝实现一朝天子一朝臣准备了足够的人才。
女主当政，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宗室的力量。女主如果把官僚体系搞定了，宗室一般也很难兴风作浪，比如像武则天、慈禧，都有效地控制了宗室力量。吕后面对的官僚体系是功勋集团，这与武则天、慈禧遇到的不大一样。对付宗室的力量，武则天玩硬的，儿子都可以迫害、放逐，何况李姓的其他人；慈禧来软的，把自己的妹妹、侄女全部嫁给亲王。窃以为，慈禧的办法要好一些，老道一些，因为女人的权力来自于丈夫，要归还给儿子。武则天到老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道选择题不会做：把权力交给姓李的儿子，还是交给姓武的侄儿？交给儿子，自己创立的大周朝肯定不保；交给侄儿，难道侄儿比亲生儿子还亲？
吕后在这方面表现得左右摇摆不定。她既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干脆老娘当皇帝，把姓刘的能杀的杀，能贬的贬；也没有像慈禧那样，对宗室采取世代友好政策，让娘家人使劲生闺女，他有多少亲王、贝子咱就让娘家贡献多少福晋。
吕后对刘氏宗室子弟有迫害，也有拉拢，也把吕家的姑娘往刘家嫁，但效果不好。因为你害了赵王如意，又害了赵王刘友，所作所为太过明显，刘氏宗族肯定会同仇敌忾，拉拢个别人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暴露了自己内心的怯懦。
上回我就提到，吕后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嫁给舅舅孝惠帝，属于超级恶搞，即便这位新皇后生了儿子，那也是张家的外孙，不是吕家的外孙。她应该让吕氏最亲近的女孩子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吕家的富贵或可延绵。
外戚专权会招致宗室的极力反对，不要说帝王家，就是平常百姓家，媳妇对娘家好点，兄弟子侄都会愤愤不平。外戚和宗室是死对头，科举官僚和太监也会死掐，心理上利益上对立都很严重。他们可以讲都是互为天敌。不是冤家不聚头，皇帝哥哥要摆平这些事，确实很辛苦。
吕后称制，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必然的，要不怎么说是天敌呢？但是，吕后时代，内部的斗争应该说没有波及中下层官僚和普通老百姓，在治理国家的大是大非上，吕后掌握得还不错，上层的斗争没有给老百姓造成灾难。老百姓天生就是要奉献的，你们高层怎么争夺，只要不是无休止地向我们加码，我们都管不着，也不想管，喂了狗和喂了狼都一样。所以吕氏称制也好，称王也好，我们也不必骂，因为刘氏和吕氏的斗争，对老百姓没有产生祸害。起码从史书上看不出来。
吕后颁诏“除三族罪、妖言令”，不管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仁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