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艺术没有国界。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艺术作品，只要是好东西，大家都会喜欢；就算是不同的文化，大家也会试着去学习，去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大家的文化都被同化了，无论什么时候，区域和民族之间还是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口味也分“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同一个国家，口味都不一样，更何况全世界呢。
世界万物都有“根”
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对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些理念对某些国家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别的地方看来，却是一种禁忌。
《杜普教授的解剖课》是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的成名作。画面上，学生们围着杜普教授和人体标本，正在津津有味地听着老师讲授着人体解剖的知识。这幅画不管是人体标本，人物的表情，还是现场的光线，都刻画得非常逼真，是一幅相当出色的作品。但是当我在艺术欣赏课中把这幅画推荐给学生们的时候，大家顿时沸腾起来了。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画面上赤裸裸地画一具尸体？虽然那是人体标本，但看了以后总让人觉得不舒服，这也算是出色的世界名画吗？学生们的反应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在我们国家，人体、解剖这样的词语，到今天为止，还不是能从老百姓嘴里毫不忌讳地说出来的。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艺术。这种用毛笔蘸水、墨、颜彩作画于绢或宣纸上的画种，被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这种绘画艺术通常只用寥寥数笔就能把画家的心境表现出来，并不像西方绘画那样追求逼真准确的效果。直到近代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提出改良中国画的教育方针，我们的国画才有了人体解剖的概念，才有了西方艺术的写实画面。
那么，为什么中国画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中，画家文人们都不去研究人体的结构呢？
要知道，解剖尸体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意识中是一个极大的禁忌，他们认为对死去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是极大的不敬，还会冒犯神灵，死后是会下地狱的。
而西方的科学家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在西方，最先发展人体结构研究的是医学。医生们通过解剖去了解人体的结构，一旦人生了病，才知道病因在哪里，才能针对生病的地方进行治疗。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医术也很有意思，因为缺少人体解剖知识作为基础，它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五行的相生相克，讲究血气的运行，经络的通畅这些抽象的东西，这又恰恰和我们传统国画中的写意、气韵一脉相承。
因此，西方科学家对人体结构的研究成果给了西方艺术家们绘画的根据，造就了西方绘画的写实基础，而缺少科学支撑的中国绘画艺术，则走向了以意抒情的另一条道路。
我们眼中的世界都一样吗？
图穷匕见，是我国战国末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战国末期，秦国实力强盛，攻灭了韩、赵两国后，又向燕国进军。为此，燕太子丹决定派人去行刺秦王，以扭转局势。太子丹物色到一位勇士，名叫荆轲。他擅长剑术，是行刺秦王的最好人选。为了使荆轲能接近秦王，太子丹特地为他准备了两样秦王急于想获得的东西：一是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将领樊於期的头颅；二是燕国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州市东)的地图，表示燕国愿将这块地方献给秦国。
荆轲把行刺秦王的匕首放在地图卷轴的最里面，做好行刺的准备。荆轲见到秦王后，按秦王的要求，当场给秦王查看地图。秦王慢慢地展开卷轴，细细观看，快展到尽头时，那把原先就藏好的匕首露了出来。荆轲马上拿起匕首，抓住秦王的衣袖，向秦王刺去。虽然最后荆轲刺秦王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个图穷匕首见的典故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荆轲为什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匕首藏在地图的最里面呢？这是因为我们从古时起就有卷轴这种东西。它在当时是最普通不过的了，写出来的书画就这样卷起来存放。这种保存方法很久以前就有了，像竹简就是其中的一种。把竹子切割打磨成均匀的长条，接着在竹片的中间打出小孔，用麻绳把它们穿起来。保存的时候就把它卷起来，写字或阅读时就从右到左一点点展开。
画的画卷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画卷通常都有一定的长度，一般都是慢慢地从右到左或从上到下地展开供人欣赏，所以从开头到结束会有一定的时间差，荆轲就是利用了这种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习惯暗藏了武器。
说起卷轴，从古代直至今天，我们看到这种长卷式的中国画作品可谓是数不胜数。古代最有名气的莫过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试想如果把这幅作品挂在展览馆里展出，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去欣赏它呢？一定是从这幅画的一端一边看一边慢慢移动脚步走到另一端吧？就好像自己就走在那个繁华的大街上，从街头逛到街尾一样。
这种观看方式，想必在西方绘画里是没有的。在西洋画中，如果遇到非常大幅的作品，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下意识地往后退，退到一个适当的距离把整个画面一下子看个完整，而不会像看长卷中国画一样，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去欣赏，除非你是想研究它的某个细节。同样的绘画，但观赏的方法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其实这是中西方在描绘对象时所采用的透视规律有所不同。透视，是绘画和造型艺术的专用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把真实的景物或对象利用一定的远近规律正确地画在画纸上。
西洋画一般是采用“焦点透视”，它就像我们平时拿相机照相一样，照相的人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自己喜欢的景物等拍摄下来。就因为这样，拍摄的照片会受到镜头、视野的限制，视域以外的东西就不能被拍摄进来了。
中国画的透视法就不同了，画家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立足点进行观察，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这种透视方法，叫作“散点透视”，也叫“移动视点”。
中国山水画能够表现“咫尺千里”的辽阔境界，正是运用这种独特的透视法的结果。因此，只有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原理，艺术家才可以创作出数十米、百米以上的长卷，我们前面提到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样。而如采用西画中焦点透视法，这种效果就无法达到了。
中西方这种透视规律的习惯也是跟地域文化分不开的。中国画家多喜欢表现空间跨度大的山川江河，甚至想把整条长江都画到一幅画中，他们不满足于用一个焦点来束缚自己的视野，因此，中国画家多采用移动式的散点透视法来表现无限丰富的景象。这种手法给画家带来了空间处理上的极大自由度。而西方文化更推崇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他们更习惯于将客观的对象准确理性地表现出来。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和历史一样，都是发展着的，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因此，我们中国画也在不断吸取西洋绘画的精髓，西洋绘画也有着与我们中国绘画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毕加索在立体主义上的探索就是如此。毕加索在一个画面中，画了一张人脸，但这侧面的脸竟然能看到正面的眼睛，这听起来有些像天方夜谭，但这不恰恰是散点透视的发展和创新吗？不同的是，我们古人是朝着同一方向平移过去，而毕加索是围绕着对象进行360度旋转罢了。
北方的豪放，南方的细腻
中国有句老话“十里不同音”，各个地方的民歌都有着自己强烈的地方特色。我们以南北方为例，比较一下两地的民歌。北方民歌比较典型的是陕北民歌。从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节目中一举成名的歌手阿宝，他的成名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就是以陕甘地区民歌为基础创作的。陕北民歌又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像《兰花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就属于信天游。大家都说陕北民歌土得掉渣，然而正是这股黄土高原的土味形成了陕北民歌强烈的风格。陕甘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连绵不断的大山和数不清的山沟沟就是农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黄土高原虽然雄伟磅礴，但生活条件却是艰苦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难免会产生单调和苦闷之感，于是当地的人们为了排遣心头的愁苦，以景寄情，用歌声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有些地方还把信天游叫作“爬山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个农民牵着牲口，走在山路上，一抬头看到山坡那边迎面走来了老乡，热情豪爽的陕北人距离还很远就开始扯起嗓子大声地打招呼和交谈。慢慢地，这种自由高亢的韵律对当地歌曲的节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悠扬曲调。
如果说陕北民歌体现了北方的豪爽，那么南方的民歌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南方，在我国指的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自古江浙一带就被称为江南水乡，由于水资源丰富，种植业、商业贸易都相当发达，是文化繁荣富饶之地。既然说到江南水乡，那么不得不提江苏民歌。由于傍水而居，江苏人多数体现一种含蓄内敛、细腻柔和的性格，又因为生活安定富足，所以江苏民歌里多体现出轻快活泼的气氛。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极有知名度的《茉莉花》就是江苏民歌的代表，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太湖美》《紫竹调》等。除了曲调的差异，歌词的表现也是大相径庭。陕北民歌《兰花花》描写的是一位敢于反抗封建礼教，不惜性命也要追求幸福的女性。你看，“你要死来你早早的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手提上那个羊肉怀里揣上糕，拼上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字里行间，都表现了北方女孩那种敢爱敢恨、坚韧的个性，非常的直爽、干脆。而《茉莉花》的歌词却是另一番情景，“……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女孩想采花又不敢采的那种羞涩纠结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看电影，也是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