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两只南瓜交给我，自己爬到另一片坡上，又摸出两只瓜。他把瓜放在坡下小道边，我紧随他走进一道小山沟，他又在那里的半坡上摸到五六只。也有他看准了却找不到瓜的地方，他说，是给野物吃了。就这样，我和他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摘到三十几只大南瓜。捆成两大挑，兴高采烈地往回走。
我们边走边唱，他唱一句“挖战壕，送子弹，”我就接一句“抬伤兵，送茶饭，”我们再一同合唱：“我们有得是血和汗哟嗨！赶不走那鬼子心不甘哟嗨！……”那种舒畅心情是我在城市里当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曾体验到的。
我问他收完没有，他说：“还有呢，今天挑不动了，过些天再来。”
原来每年一开春，他都要来这里埋上几百颗南瓜种。他会找坡上那些山泥厚、能积水的小洼地，一种准活，也不需要照管，只要每年换个地方就行。他说这是当年他们打游击时储备口粮的一个重要办法。
我问他：“别人知道这个办法吗？”
他说：“俺们村人人知道。鬼子在的那些年，都上山来安瓜的。”
他还说：“‘要发家，多安瓜！’嘛。不能向政府伸手要吃的呀。”
“安瓜”就是种南瓜的意思。
大自然对于人类是慷慨的，二吉子和荞麦峪的老乡们没有辜负大自然的赐予。然而，为什么二吉子他们到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口粮，还得要用这种当年日本鬼子侵略时代的办法来吃饱肚皮？这我就说不清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清晰地记得那天和二吉子进山摘南瓜的情景。
大闹展览会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大办人民公社。荞麦峪也在响应上级号召，大搞农业技术革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村党支部书记刘子堂想出个鬼点子：把麦草烧成灰，再拌些山芋粉，装在一只墨水瓶里，拿去给公社领导看，说是造出了化肥。领导非常高兴，叫再多做些，还要“把数目字往大里闹闹”。刘子堂就叫人再造出一大瓶子送上去。还写了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成分和肥效说明书。数目字嘛，则按照领导要求，说“已经造出三万斤”。
这还不够，他又叫人把秋后拔下来的老南瓜藤蔓泡在石灰水里沤烂，把余下的筋丝漂洗干净，用红绸带扎成一大束，送上去，说是荞麦峪发明了新型的“人造纤维”。
这两样发明创造被堂而皇之地摆在了县里“农业技术革命成就展览会”的展台上，还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登在省报上，让刘子堂大大地出了风头。
是我多嘴，我去县城看展览会时，听别的下放干部窃窃私语地说到这“化肥”和“人造纤维”的奥秘，当天晚上在二吉子家跟他闲聊，就对他说了。谁料到，第二天一早，二吉子便跑到县城里，他要去当众揭穿这两件虚假的“成就”。
他风风火火地冲进展览会场，一把揪断围住荞麦峪展台的绳子，先把那捆用红绸子扎住的“人造纤维”捏在手里使劲一阵搓，马上就把它搓成一堆长长短短的碎渣子，让大家看见，这根本不是什么“纤维”；然后，他又从那个刘子堂装“化肥”的玻璃瓶里抓一把出来，叫所有围观的人一个个都来看过，闻过，用嘴尝过，叫他们都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化肥”，而是麦草灰拌山芋粉。大家一阵哄笑，整个展览会场被他搅得乱哄哄的。几个管理人员跑来把他赶走，才恢复了秩序。
这件事让县领导非常恼火，但是很难说二吉子有多大的错。倒是刘子堂为此吃了一顿狠狠的批评，差点丢掉了他的官位。
二吉子还做过两件像这样的“不识时务”的事。
大炼钢铁需要原料，刘子堂要全村每家都把铁锅砸烂交出来，他说，“在家烧火做饭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化，复辟小农经济，破坏大炼钢铁运动！”家家都砸烂和交出了铁锅，就是二吉子一个人不肯砸也不肯交。他说，他不相信用那种土炉子能把破铁锅炼成钢。刘子堂自己动手去他家端走他的锅，他又一把抢回来。
公社领导要求各村的土地一律深翻至少三尺，种子地和示范田要翻一丈二。这明明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把地表熟土都翻到地下，不仅不能增产反倒会减产。当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奉命翻土时，二吉子却站在地头做反宣传，他告诉大家，这样胡来，明年会没有粮食吃。他大声痛骂刘子堂，说他只想拍马屁，不顾全村人的死活。
刘子堂则反骂二吉子是破坏“三面红旗”。但是他拿二吉子没有办法，因为村民们虽是不开口，其实心里都同意二吉子的话。
有人对他怀恨
刘子堂平时就讨厌二吉子，嫌他意见多，好管闲事。这几件事让他对二吉子更是怀恨在心。他找机会给二吉子苦头吃。
正好办食堂没有燃料（一家一户烧饭，可以利用各种柴草和废物烧火，而大锅大厨就得用整批的燃料，这是当年全国农村大办食堂时普遍遇到的问题），刘子堂便派二吉子赶上队里唯一的一头骡子，翻过太行山，去山西省运煤。来回四天，只能住一夜的客店，口粮不增加，工分也不多记，这是谁也不肯干的苦差事。但是二吉子并不因刘子堂的恶意而拒绝不干。他毫无怨言地把这件关系全队每日三餐的苦差事承担下来，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中间没休息过一天，把他一个四十来岁的精壮小伙子累得黄皮寡瘦，但他仍是一句抱怨也没有。
倒是那头骡子不争气，连续跑了几十天山路就不行了。由于过度劳累，一天，他们回程时，已经走到村后的山坡上，那骡子一脚踩空，跌下山沟摔死了。刘子堂硬说骡子是二吉子害死的，说二吉子自己不想干，就故意把骡子弄到沟里。他要给二吉子扣上破坏人民公社的罪名，只是由于党支部大多数党员的反对，才没有得逞。
批斗和吊打
已是深秋，荞麦峪因为成天搞各种各样的“运动”，耽误了收获，还有许多山芋地没有开挖，眼看要烂在地里。不知是谁向刘子堂献出一条“快速高效收山芋”的妙计，不用锄头挖，而用犁头犁。说是收一亩地可以省几天时间和几十个工，刘子堂认为这又是一个让他向上邀功的机会，他给全村做动员报告，大声地胡言乱语地说：“俺们村发明的这个‘快速高效收获法’，是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的成果！俺们这样做，正是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超英赶美，争分夺秒，真正做到‘一天等于二十年’！俺们荞麦峪就是要走在全县、全省、全国农村的最前面！……”
但是刚开始干了一天，大量成熟的山芋就被丢弃在地里，真正收回来的，连被犁头铲破的，不到三分之一。村里的人敢怒而不敢言。
又是二吉子一个人出来反对刘子堂。他一气之下，连夜去白天犁过的一块山芋地里再挖一遍，挖出几担山芋来，堆在食堂门前，让全队人人都看见。
二吉子是想以此迫使刘子堂停止那个已经向上级汇报请功的“革新”，但是却大大地激怒了这位领导，也让他终于找到一个整治二吉子的借口。
这位领导和他的几个亲信召集一个大会，他当众宣布说，二吉子摆出的山芋是从别处弄来的，根本不是他们没有挖净留在地里的；说二吉子弄虚作假，目的是打击领导威信，是他自己想夺权；说他一贯反对三面红旗，破坏荞麦峪的“大好形势”；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他们派两个人去，要把二吉子带到食堂前的场子里“批斗”，但是二吉子身体壮实，力气大，他们拿他没办法，便又叫了五六个人去，把二吉子五花大绑起来。二吉子大声地抗议和挣扎，他们捂住他的嘴，后来干脆把他吊在一棵大树上。一个刘子堂的狗腿子还用很粗的木棍子狠狠地打他……
奉命围观的人都很驯服，没有一个敢出头为二吉子说话。和我一同在荞麦峪下放的几个不是右派的好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他们不便介入村里的事情，也不愿得罪刘子堂。我当然是没有资格说话。这几个人知道我和二吉子的友谊，他们特意告诫我，不许我再去找他。
第二天，我接到把我调离荞麦峪村的通知。要我当天下午就离开。
离别
我非常想要和二吉子见上一面，宽慰他几句，并向他告别，但是人家不准我去。我知道二吉子正躺在他的炕上养伤，我背上我的行李离开荞麦峪时，故意绕道从他那间破屋边走过。我大声地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当我正走到他的窗前时，我听见，他在屋里呼应着我：“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这时，他的房门呀地打开一条缝，我从门缝里看见孙寡妇矮小的身躯，她把头伸出来，睁着她一双大大的眼睛，对我微微地点一点头，又缩身回去，把门关上。我知道，一定是二吉子让她这样做，为的是让我晓得，有人照顾他，让我放心。
我面对他的窗子立住不走。立刻，我又听见他在屋里高声地唱起：“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最后那“灭——亡！”两个字，他唱得特别高亢，就像在呼喊。
我知道，二吉子还是二吉子，他没有向刘子堂一帮人屈服。他以后还会像从前一样顽强地活下去，继续和一切他认准的敌人斗争到底。
我背着我的行李走出了荞麦峪。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朋友二吉子。我到另一个村子以后不到两个月，又被调到另一个县，易地改造。我从此离开了太行山区。
我竟然没能和二吉子再见上一面。这成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一个巨大的遗憾。也许就是终生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