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他没有睡觉，呆呆地坐在炕下的土坯上抽烟。狗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它的末日，仍然亲切地把头撂在邢老汉的腿上。邢老汉一面摸抚着它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脊背，一面回忆他半个多世纪风里来雨里去的经历。他也曾经听说过，城里的干部、工人、教书的、唱戏的，这些年来在运动里没少挨整，又亲眼见过魏天贵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挨过批，但没想到最后闹得他这个扛了十几年长工的普通农民也不得安身：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狗，就像拍他的孩子一样。我们中国农民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总是平静和忍耐的，他又一次发挥了这一特性。他既然发现了他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留着一条狗又有什么用？而且，这条狗的生命居然和全队人今后的生活有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先走吧，随后我就来。”
他抬起头来环视这间小屋，想寻找一些那个要饭女人留下的痕迹。就是这间土房，从屋顶到地面，几乎每一平方寸都经过她清扫，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经过她擦洗。可是，她走了，这些东西也都如死一般地沉默和灰暗了，只有一道深深的痕迹刻在他自己血淋淋的心上。然而，他并不埋怨她悄悄地舍他而去。他认为一个好的、有良心的妇道人就是应该回去的；而且，她的不辞而别还曾给他留下了一线希望，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还有劲头活下去，所以他对她只有感激。
第二天早晨，他把狗喂得饱饱的放了出去。还没到晌午，他在场上听见马圈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凄的枪声。他知道这准是对着他的狗放的，心里猛然泛起一阵内疚和懊悔。当他跑到马圈去时，行刑的人已经扬长而去了，只有一群娃娃围着他的狗。狗展展地侧躺在地上，脖子下面流出一缕细细的殷红的鲜血，一只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和那个要饭的女人的眼睛一样，露着惊惧不安的神色斜视着碧蓝碧蓝的天空。
邢老汉垂着头站在狗的尸体旁边，全身颤抖地号啕大哭。
六
不久，在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回以后，农村副业和农民的家庭副业果然又偷偷地搞了起来，而且，附近庄子上又依稀地听到狗的吠声了。但是，邢老汉的狗是不会复活的，邢老汉本人也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几个月以后，他甚至丧失了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全靠邻居给他端点吃的。
就在这年冬季最冷的一天，当邻居奇怪他到晌午还没开门而把他那间孤零零的土房撬开以后，才发现他早已直挺挺地死在炕上了。
有人说他得的是心脏病，有人说他是老死的，还有人说是“癌症”，只有魏老汉伤心地发牢骚说：
“政治上不去，批孔哩！生产上不去，打狗哩！整了人不够，还要整畜生！要是邢老汉的狗还在，它叫几声，也让咱们早点知道……”
尾声
三年半以后，这个公社的乡邮员小杨接到一封从陕北写来的给“第五生产队邢老汉收”的信。小杨没有多加考虑就贴了一张“人已死亡退回原处”的条子打了回去。后来，在公社开三干会休息的时候，一堆人围在一起聊天，小杨把这事当新闻说了出来，现在已经当了大队书记的魏天贵听了，狠命地在小杨脊背上擂了一拳，骂道：“你这家伙！咋不把信拆开来看看。这一准是那个要饭的女人寄来的。也不知现时她过得怎么样了；邢老汉还留下两口箱子着哩，现时还放在五队的库房里。”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南梁农场
延伸阅读：
张贤亮的人生富于传奇色彩，他因为写了下面的《大风歌》而被错划为右派。这首诗歌在今天读起来，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豪情，可见当时那个年代产生了如何的影响。
啊！大风呀！
即使我为你牺牲又怎样？！
你已化成了我，我已化成了你
如果我不去创造，不去受苦
如果我不勇敢，不坚毅
如果我不在那庸俗的、世故的、官僚的圈子里做个叛徒
啊！我又能有哪点像你
——《大风歌》
编后小语：
一个女人，一条狗。
除此之外，作者没有再为邢老汉添加任何东西。然而，就这两样，却让老汉过上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两段日子。尽管生活总有不时风雨，让人身陷悲剧的机缘也是千奇百怪，但能让人真正幸福起来的，却总是那两样——温饱的身子、甜蜜的心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实在的呢？
自身坎坷的经历，使得作者像邢老汉一样，始终牵挂着他那个时代最美丽的和最痛苦的东西，这几乎就是人类的本能。作者从他那个时代出发，构建了这样一个故事。对于几十年后的中学生来说，当时的背景，可能多少有些艰涩，但这并不能归咎于作者。毕竟，每个人都只能活在自己的时代。这一点，我们与作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确有一种美，也不约而同地成为了各门艺术竞相创作的对象。然而，对于都市高中生来说，几乎没有走进他们的可能，但你不必为此担忧。毕竟，他们不是美的全部。
走进作者，走出作者，发现自己。
李顺大造屋
高晓声
题解：
作家以一系列的农民形象深刻地概括出新中国农民的命运，展现了新时期改革进程中农民艰难前进的身影及心理变化的全过程，力求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
作者信息：
高晓声（1928—1999年），江苏武进人。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代表作有《李顺大造屋》、《新娘没有来》、《青天在上》、《收田财》、《走上新路》、《解约》、《不幸》、《陈奂生上城》等。
一
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了。试想，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如果本来就吃不起饭，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
李顺大家从前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
造三间屋，究竟要吃几个“三年粥”呢？他不晓得，反正和新中国成立前是不同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确有得积余，因此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那时候，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一家四口（自己、妻子、妹妹、儿子）倒有三个劳动力，分到六亩八分好田。他觉得浑身的劲倒比天还大，一铁耙把地球锄一个对穿洞也容易，何愁造不成三间屋！他那镇定而并不机灵的眼睛，刺虎鱼般压在厚嘴唇上的端正阔大的鼻子，都显示出坚强的决心；这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了。
别说牛，就是火车也拉不动。李顺大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他们本来是船户，在江南的河浜里打鱼，到处漂泊，自己也不知道祖籍在哪里。到李顺大爹手里，这只木船已经很破旧了；钉头锈出漏洞，芦棚开了天窗，经不起风浪，打不得鱼虾了。一家人改了行，有的拾荒，有的用糖换破烂，有的扒螺蛳，挣一口粥吃。1942年，李顺大十九岁，寒冬腊月，破船停在陈家村边河浜里。那一天，云黑风紧，李顺大带了十四岁的妹妹顺珍上岸，一个换破烂，一个拾荒。走出去十多里路。傍晚回来时，风停云灰，漫天大雪，顷刻迷路。幸亏碰着一座破庙，兄妹俩躲过一夜。天亮后赶回陈家村，破船已被大雪压沉在河浜里，爹娘和小弟冻死在一家农户大门口。原来大雪把船压沉前，他们就上岸叩门呼救，先后敲过十几家大门。怎奈兵荒马乱，盗贼如毛，他们在外面喊救命，人们还以为是强盗上了村，谁也不敢开门，结果他们活活冻死在雪地里。天没有眼睛，地没有良心，穷人受的灾，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尽……没有房子，唉！
李顺大兄妹俩哭昏在爹娘身边，陈家村上的穷苦人无不伤心。他们把那条沉船拖上岸来，拆了一半做棺材埋葬了死人；剩下的半条，翻身底朝天，在坟边搭成一个小窝棚，让李顺大安家落户。
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民党抽壮丁，谁也不肯去。保长收了壮丁捐，看中李顺大是无亲无靠的异乡人，出三石米强迫他卖了自己去当兵。他看看窝棚，窝棚上没有门，怕自己走了，妹妹被人糟蹋，就用卖身钱造了四步草屋，才揩干眼泪去扛那“七斤半”。
他怎么肯替国民党卖命！隔了三个月，一上前线就开小差溜了回来。到了明年，保长又把他买了去。前前后后，他一共把自己卖了三次。第一次的卖身钱，付了草屋的地皮钱；第三次的卖身钱，付了爹娘的坟地钱。咳，如果再把自己卖三次，钱也都会给别人搞去的。
然而还亏得有了四步草屋，总算找着了老婆。他出去当兵时，妹妹找来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讨饭姑娘同住做伴，后来就成了他的妻。一年后生了个胖小子，哪一点都不比别人的孩子差。
土改分到了田，却没有分到屋。陈家村上只有一户地主，房子造在城里，没法搬到乡下来分。李顺大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他粗粗一码算，兄妹两人两个房（妹妹以后出嫁了就让儿子住），起坐、灶头各半间，养猪、养羊、堆柴也要一间，看来一家人家，至少要三间屋。
这就是李顺大翻身以后立下的奋斗目标。
二
一个翻身的穷苦人，把造三间屋当作奋斗目标，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但李顺大却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这个雄心壮志，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所以，他是真心诚意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一直到现在，他的行动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不过，他以为，一间楼房不及二间平房合用，他宁可不要楼上要楼下。他自己也只想造平房，但又不知道造平房算不算社会主义。至于电灯，他是赞成要的。电话就用不着，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电话做什么？给小孩子弄坏了，修起来要花钱，岂不是败家当东西吗？这些想法他都公开说出来，倒也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是。
陈家村上的种田汉，不但没有轻视他的奋斗目标，反而认为他的目标过高了。有人用了当地一句老话开头，说：“‘十亩三间，天下难拣’，在我们这里要造三间屋，谈何容易！”有的说：“真要造得成，你也得吃半辈子苦。”有的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要容易些，怕也少不了十年积聚。”
这些话是很实在的。当时沪宁线两侧，以奔牛为界，民房的格局，截然不同：奔牛以西，八成是土墙草屋；奔牛以东，十有八九是青砖瓦房。陈家村在奔牛以东百多里，全村除了李顺大，没有一家是草屋。李顺大穷虽穷，在这种环境里，倒也看惯了好房子。唉，这个老实人，还真有点好高骛远，竟想造三间砖房，谈何容易啊！
在众多的议论面前，李顺大总是笑笑说：“总不比愚公移山难。”他说话的时候，厚嘴唇牵动着笨重的大鼻子，显得很吃力。因此，那说出的简单的话，给人的印象，倒是很有分量的。
从此，李顺大一家，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拼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是非常微小的，但他们完全懂得任何庞大都是无数微小的积累，表现出惊人的乐天而持续的勤俭精神。有时候，李顺大全家一天的劳动甚至不敷当天正常生活的开支，他们就决心再饿一点，每人每餐少吃半碗粥，把省下来的六碗看成了盈余。甚至还有这样的时候，例如连天大雨或大雪，无法劳动，完全“失业”了，他们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把节约下来的一顿纳入当天的收入。烧菜粥放进几颗黄豆，就不再放油了，因为油本来是从黄豆里榨出来的；烧螺蛳放一勺饭汤，就不用酒了，因为酒也无非是米做的……长年养鸡不吃蛋；清明买一斤肉上坟祭了父母，要留到端阳脚下开秧元才吃。
只要一有空闲，李顺大就操起祖业，挑起糖担在街坊、村头游转，把破布、报纸、旧棉絮、破鞋子等废品换回来，分门别类清理后卖给收购站，有时能得到很好的利润。废品中还往往有可以补了穿的衣裤、雨鞋等物，就拣出来补了穿一阵，到无法再补的时候仍纳入废品中，这样也省了不少生活费用。那换废品的糖，是买了饴糖回来自己加工的，成本很便宜。可是李顺大的独生儿子小康，长到七岁还不知道那就是糖，不知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八岁的时候，被村上小伙伴怂恿着回去尝了一块，就被娘当贼提出来，打他的屁股，让他痛得杀猪似的叫，被娘逼着发誓从此洗心革面。娘还口口声声说他长大了要做败家精，说他会把父母想造的三间屋吃光的，说将来讨不着老婆休要怪爹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