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我写过一篇短文—《过街桥上的迷惘》。写的是：由于我在武汉上过一个小乞丐的当，此后便硬起心肠，对遇上的行乞之人一律不再施舍，包括在我上班必经的过街桥上行乞的老人们。在文末我写道：“我忽然想，如果他真的无儿无女，贫苦无告，而我们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那不是罪过吗？如果有一个人，由于粗心，由于被窃，由于遭劫，或由于某种不幸流落他乡了，身上一文不名，也许他只需要一张车票，一张船票，乃至一顿饱饭，甚或一杯清水，就可以踏上通途，就转危为安，而我们却怀着自以为是的机警和聪明，对他漠然置之，那不是罪过吗？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永无陷入暂时困境，需要一只陌生的手搀扶一下的时候呢？”
无疑，这个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我的恻隐之心。
一次，我骑车由西向东经过北太平庄的十字路口，恰遇红灯，便一只脚踩在马路牙子上停下了。
路边响起节奏不甚清晰的手风琴声。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在距我十来米的地方自弹自唱。唱的是《走四方》。手风琴给通俗歌曲伴奏，已经有些不伦不类，戴在他那张板滞的脸上的那副大墨镜，显然仅仅是个装饰，镜片后面，没有目光的流盼，这使他显得更加怪异。我明白了，这是个盲人乞丐。我不说他是街头艺人，那是因为他的歌声，他的琴声，都远远不够水准。
这时，我的心仍是平静的。这几年，乞丐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不同之处，他是个盲人罢了。
再一看，我心惊肉跳了。
在他的脚下，还坐着一个年仅四十的女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他们像石像似的呆滞着，也都戴着黑黑的墨镜。显然，这是一家子——三副墨镜，三个盲人。
我的心，一下子沉入了万丈深渊。
他们怎么过活？就靠着街头行乞这一点点收入吗？特别是那个女孩子，更令我动心。小小的年纪，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她的同龄人的快乐，她几乎完全享受不到。而且，这暗无天日，是永无尽期的。
我口袋里只有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我团了一下，隔着铁栅栏扔了过去。可能因为我没有团紧，那张纸币距中年盲妇一米多便轻飘落下了，她当然不知道。
一个听唱的男孩子喊了一声：“有人给钱了！在那儿！”
那个石像似的盲妇缓缓低下头，然后猛地塌下腰，迅速伸出手，一下便把那五元钱抓在手里。
我顿时心里黯然。又上当了——没有手在地上摸索的过程。谁见过真正的盲人能把一米之外的核桃大小的纸团手到擒来？
不再说了。
去年，单位里开春节联欢会。中午，食堂免费赠送大家两个快餐盒，为的是让大家参加下午的各项游艺活动。因为前一天约定的几个牌友中有两人突然退出，牌局不成，我便端着两个饭盒打道回府。
走上过街天桥时，我看见一位老妇正匍匐在水泥桥面上，两鬓的萧萧白发在寒风中拂动，面前摆着一个污秽的白搪瓷缸子。大过年的，让人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在她面前停下，说，老嫂子，这两个盒饭是我们单位刚发的，没有动过，你当顿饭吧。
她抬起头，她的脸，不比她的搪瓷缸子干净，可那双眼睛却亮的很有精神。她对我手上的饭盒看也不看，坦然地注视着我，说，给点钱儿吧，行行好！
我浑身的血液都冲向头顶了，心中不由自主地怒骂一声，转身便走。
妻一个人在家，本要吃些剩饭凑活一顿的，听了我的叙述，她也愤愤不平，说，现在的乞丐，是要把要饭当做职业的，你当他们真的没饭吃吗？她不稀罕，咱们吃。
说这两件小事加深了我对京城乞丐的厌恶，过分了些，说令我啼笑皆非，又不能表达我的愤慨之情；总之，我再次下定决心，再遇到他们，我一分也不掏。
然而，我的迷惘仍然有时掠过我的心头，倘若真的有人处于困境呢？一种隐隐的道德谴责，不时地烦扰着我。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不久前，读到《燕京都市报》的一篇文章—《万里乞讨背你回家》，令我感叹不已。
河北做玻璃生意的农民张峻岭在格里木火车站广场上遇上了双足溃烂无法行动的温州裁缝肖正满。他们虽然素昧平生，张峻岭却见义勇为，要把肖正满送回老家。在从大西北奔往温州的漫漫旅途上，种种迫不得已的花费使他们已身无分文。张峻岭只能向列车上的旅客们伸出求助的手。事情就这样残酷的发生了—（破折号）旅客们把他们当做好吃懒做的混混儿，投给他的只是鄙夷的目光。能责备那些不知情的旅客吗？他们也许和我一样，曾经上当受骗，同情心却早已冷却了。他们哪里知道，张峻岭和肖正满正处在他们一生中最需要援助的时刻！结局是圆满的，他们终于到达了温州。张峻岭的侠肝义胆深深感动了温州人，温州各界都以空前的热情表示了对他的敬佩和赞美。
看来，国人的同情心并没有泯灭，如果说，同情心在许多人心中冷却了，那只是暂时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事实上，同情心作为人类代代遗传的高尚情感，在人们心里始终不曾泯灭过。它是一种道德力量，时时刻刻都在协调我们的社会生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排难解忧，辅助弱小，泯灭恩仇。它永远不会消失，而且会随同人们素质的不断提高，表现得更为完美。除非，在人们堕落成野兽的地方—同情心的光芒，再也不会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