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总长13.65米。墓室顶部已被破坏，平面呈弧边方形。东西弧边中部长约3.9米，南北中部长约3.8米，墓壁厚0.34米，残高最高约1.73米，比墓室中部摆放的石堂顶部还低25厘米。墓壁略带弧形，砌法是三顺一丁，共四组。
葬具是一个汉白玉石堂，位于墓室中部偏北之处。石堂外观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墙板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总长约295厘米、宽约220厘米、高约200厘米，四周内外皆为雕绘。石堂下四周各垫两个兽头，兽头冲外，背上负着底座。尤为重要的是，在石堂正面、里面正壁和两侧壁及底座四周均有浮雕彩绘图案，表现出浓厚的中亚波斯文化色彩。
如此精美宏丽的汉白玉石堂，在当时中国考古界尚属首见，直到今天，它依然以其唯一性占据着独尊地位，它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令人惊叹，难以用言词形容。
石堂内外有两副散乱腐朽的人骨，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人骨鉴定专家韩康信专程来到太原，作了人骨鉴定。经鉴定，两副人骨属一男一女，证明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墓。
由于男性人骨保存下来的只有2/3到3/4之间的骨骼，鉴定难度较大。鉴定结果出来后，确定死者去世时身高约1.67米，年龄约在55岁左右。墓志记载墓主人虞弘下葬时59岁，与鉴定结果基本符合。同时，根据头骨残片，判断他眉弓不突出，眶型不高，应该不是蒙古人种。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是高眶型，具有倾斜的眶上缘。墓中残损过重的骨骼保留的信息太少，难以对虞弘的种属作出精确的判断。
为了弥补依靠骨骼鉴定虞弘种族来源资料不足的缺憾，韩康信又仔细对雕绘中60个人物的面貌特征做了观察，并且拍照绘图，详细记录。
雕像中的头发衣服等颜色都很清晰，人物均是黑发。男性发型则有三类，一种为平梳的短发，一种为波形长发，还有少数几个为长披发。图像人物的鼻子特征最为鲜明，全部是狭长而高耸的形状，嘴唇较薄，前额丰满突出，面颊偏长。
对比各人种面部特征的结论是，虞弘墓图像人物种群特征接近于印度——地中海种群。印度——地中海种群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及印度、非洲北部等广大地区，其中以地中海地区最具代表性④。
骨骼鉴定全部结束后，考古队又两次选送人骨到吉林大学，请朱鸿教授组织人员进行基因分析。
分析结果是：虞弘本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具有欧洲序列特征，而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特征。⑤
出土随葬品除石堂外，还有墓志、瓷碗残片、石人物俑、八棱彩绘雕刻柱、莲花底座、陶俑残片，铜钱、门楣等，共计100余件。
墓志所载墓主人虞弘的故国鱼国，在二十四史中并不见记载，它到底位于地球什么位置？笔者请教过许多中外专家，甚至包括俄罗斯中亚考古权威，都没有具体肯定的答复。显然，这是一个现代人以前并不知道的神秘王国。它的问世，为古代史的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却也提出了一连串疑问。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石堂图像反映的文化背景看，与此一系列图像特征相符合的国度，应当是在中亚至西亚之间，也就是说，在丝绸之路的某个地方。
出土随葬人物俑分汉白玉和砂石两种石质，共16件，可分侍从俑、伎乐俑和柱剑俑三种类型⑥。
脚踏莲花座的伎乐俑和柱剑文吏俑以前未曾出土。莲花是佛教中最圣洁的花，伎乐者和莲花联系在一起，透露出佛教文化对这种葬俗的影响。
这些俑和墓志固然很有价值，然而令参观者和研究者心灵震撼的，并不是俑，也不是那雄宏的仿汉族宫殿的汉白玉石堂，而是那些雕绘在石堂内外、色彩缤纷、完全是域外风情的画面，是画面中所展示的浓厚的波斯、中亚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对研究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表明，古晋阳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城市⑦。
在那段日子里，省考古所负责工地发掘，晋源区文物局的局长张兴民、副局长李爱国除参加工地发掘外，还负责工地后勤工作以及与村民协调等事，忙里又忙外，白天在工地上，晚上还要安排值班保护。遇到人手紧张调不过来，两人干脆直接顶班上岗。发掘现场的考古队员每天下班，都是夜幕完全降临。
面对石堂图案，所有的考古工作者和来视察的专家领导，都在惊喜之余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把历史编成小说、剧本，或电影、电视，但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这次虞弘墓的发掘再一次证明，我们已知道的历史大大少于我们所未知的历史，古代社会之丰富多彩，远远超出我们贫乏狭隘的想象，以至面对这批绚丽的图像，无人能够予以准确清晰的解读。
画面所反映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内容罕见，扑朔迷离，至今还难以准确解读，因为我们不能清晰地说明每幅画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甚至还不能判断出画面中的人物哪些是神，哪些是人？人与神的区别是什么？图中那些舞蹈与宗教、生活、丰收有无关系？那一幅幅画面之间有无联系，想表明什么？与墓主人有多大关系？
目前，根据前人积累的研究成果，从图中人物形象与文化因素看，它应当与（粟特）鱼国、波斯、突厥（或柔然）和印度有关；而从图案反映的文化地域方位分析，图案中所见文化界域，应在中亚至西亚之间。2001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特地邀请俄国著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夫妇前来太原，专门考察虞弘墓石堂，马尔沙克仔细观察后，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认为，画面所表现的东西至少与5个国家或地区有关，包括波斯、印度、阿拉伯、突厥和（粟特）鱼国⑧。
通过长期、反复的观察，我们对图案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即图案中的飘带、系带鸟、系带马、长帔等多次出现，其使用程度与波斯图像中所见接近，而超过古代中亚两河流域图像中所见使用程度。尤其是人物脑后的飘带，英雄式的人物纪念图像风格，多见于波斯萨珊王朝诸王图像，其他地区不见或少见，这反映出墓中图案与西域许多国家的文化有关联，尤其与萨珊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之所以如此，似乎与虞弘在波斯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有关。虞弘墓的图案似乎也透露了鱼国和波斯地缘文化关系的某些信息。
从图案反映的民族特色考察，图像内容体现的是西域文化风情，应当与墓主及其本民族的生活有关。有的则显然与宗教信仰有关，如在石堂底座正壁图案中有拜火教的圣火坛和祭司，即与其民族的信仰有关。
拜火教原先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起源于伊朗古代文明的一种宗教，根本经典是《阿维斯托》，崇拜火，供奉火，把火分成许多种类，除最重要的胜利之火外，还崇奉三大圣火，即祭祀之火、战士之火和农业之火。该教徒又自称为“马兹达教”，最高神是阿胡拉马兹达。在西亚和中亚流行了一千多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商贸的兴盛，拜火教也由商人传到中国，这幅画就是明证。
有学者考证，该教大约在三国时代传入中国⑨，还有学者认为，拜火教及萨宝（萨保）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至晚在公元4世纪初叶，即西晋后期⑩。北朝以来，国史称之为天神、火神、胡天神等{11}，如《魏书》卷101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12}。该教在中国被称为祆教的说法，是唐代才出现的，“祆”字首见于唐代杜佑的《通典》，其文引杜环《经行记》的所载：“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除此之外，唐代还有一些有关记载。
虞弘墓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时，山西省文物局便及时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并指出其与波斯文化有密切相关。国家文物局领导和许多专家随即前来检查指导。
面对出土器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发出由衷赞叹，并对下一步的保护和科研做了重要指示。新华社也在该墓出土不久，便在大内参上作了报道，上报国家领导层。从虞弘墓发现至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法国、韩国等国的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慕名而来。该墓出土文物也多次远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展出，相关文章也被伊朗、英国、美国等国翻译或发表。
学界震动
北朝中亚人墓葬惊现太原市晋源区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首先是北京的专家学者闻讯而来，中国前考古学会理事长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接到山西省的报告后，立即率人亲临现场考察，并对下一步工作和保护做了及时指导。
紧接着，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等学者接踵赶来，然后国外的学者也一批批来到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