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6日起，新四军活动频繁，同敌人天天发生小规模战斗，不断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南京和芜湖一带遭到了难以描述的破坏，日军无恶不作，致使生灵涂炭；土匪横行乡里，像恶狼一般，抢劫百姓。老乡们只求过安稳日子。他们认为，穿军服的人，不管来自何方，只会使他们遭殃。新四军花了很多时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确与众不同，它真的是来为他们而战的，并教会他们起来自卫。它不是用美丽的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使他们信服的。当它的部队到村里时，不是吵吵嚷嚷，挥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劳役。它避免了军民之间经常发生的摩擦：中国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尽，进村时饥肠辘辘，而老百姓则对他们关上大门，因为群众的粮食也没多少了，不是士兵挨饿，就是他们自己饿死。新四军进村，却不一样。它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代表商谈，说明它要的东西是会付钱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当群众给指挥官送来猪、鸡等慰劳品时，竟被谢绝，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军队吃的东西，是出钱买的。而且部队首长还请农民吃饭，请他们给队部的行为提意见。现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军是对他们负责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新四军起初是零星地同日军交火，后来转而有计划地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和摧毁敌人的装备。从5月到10月，它给自己确定的特殊任务是：阻挠敌人对徐州的大举进攻。我当年在写报道时，面前摆着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一幅游击队员的黑白画。这是新四军司令部发表的关于那几个月行动的正式报告。在第一页有一张统计表，介绍了新四军从1938年5月16日至9月27日的军事活动情况。这些数字是根据各个部队的报告统计出来的。这个统计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新四军不断地、无情地骚扰了敌人。叶挺对我说，新四军实际上每天都在打仗。统计数字证实了他的话。在统计的130天中，同敌人交火108次。
第二点，是由于战斗局限在运输线一带的小冲突，所以双方伤亡不大。新四军采取了伏击和突袭的战术，它的伤亡比日军更少。据统计，四个月中，日军死892人，伤583人。游击队的伤亡仅为日军伤亡的1/10略多。鉴于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华北游击战的伤亡比例就是如此，那就没有理由怀疑采取同样战术的新四军取得相同的战果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敌人物质损失的数字。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表明，对一支现代化、机械化的军事力量采用游击战术，不仅可以造成它的人员伤亡，尤其可以摧毁它的贵重装备，使它无法利用其优越的机械化力量，使这支打正规战屡屡获胜的军队无法在其占领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统治。从1938年5月至9月，新四军破坏了敌人的两列军用火车、120辆卡车和运兵车以及六艘汽艇。它炸坏了64座桥梁，扒掉了五英里多长的铁轨，破坏了50英里的公路。它缴获了1281枝步枪、47000发子弹、大批钞票、许多卡车的军用物资，俘虏了590名日军和伪军。贝尔登报道说，新四军司令部军官称，到12月，单单是在长江以北就破坏了150辆卡车，而我在1939年1月采访叶挺时，他说缴获了3000枝步枪。
各个部队的战果是辉煌的。例如，“团结师”7月11至16日在南京附近破坏了九座公路桥梁。7月30日他们在高资击溃了一队日军雇用的警察，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炸毁了京沪铁路的一段，以致镇江和丹阳之间的交通中断了三天。8月12日，该师直接袭击日军的堡垒时，曾经进入句容这个离南京不远的镇子。8月24日，他们到了南京以南三英里的金陵门。直到敌人派了20辆坦克来迎战，他们才撤退。次日，他们炸坏了一段公路，当日军派少数工程兵来修路时，他们又发动袭击，予以消灭。这个师后来不间断地打这里攻那里。新四军在5月到10月打了108次小战役，“团结师”占了48次。
8月，“前进师”使敌人的一列军车出轨，炸沉了一些汽艇，迫使2000名日军讨伐队退回基地，未能完成其惩罚任务。在它活动的地区，日军在铁路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砍倒了所有庄稼，烧毁了所有房屋，以消除游击队袭击铁路线的一切可能性。他们枪杀了数以千计的农民，强奸了他们的妻子。“前进师”帮助这些被激怒了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以便反击敌人。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关枪来。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好好收拾他们一顿。现在他们来的次数少多了。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安全转移，运走所有的食品和个人的财物。”
“抵抗师”的一部分在长江北岸活动。9月15日，它在安庆－合肥公路上炸毁了许多日本坦克。第二天，它又截住了一大队运输补给品的卡车，毁坏了其中的40辆。由于新四军破坏了安庆－合肥、合肥－黄梅的公路运输线，进攻汉口的日军不得不把其右翼的攻势推迟好几个星期。
新四军后勤部门的一位高级军官后来访问香港时，对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九个月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总结：
“首先，有了一支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队，随时准备打击日军防务薄弱的环节，从而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部署大量兵力，否则，这些兵力本来会沿浙赣铁路西进的。其次，随着我军活动的扩大，当地村镇居民被加以训练，组成自卫队，采取调查户口等措施，使敌特、汉奸无法来这些地区进行侦察。此外，当地人民全力支持抗日斗争。
如果乡绅和财主投靠日本人，就会失去对当地的领导权。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地区被日军占领，但在政治上，它并不巩固。第三，新四军还担负起领导群众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任务。各师的政治部保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学校、扫除文盲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大大超过往年。新四军医疗系统不仅为伤病员建立医院，还促进群众保健事业的发展。”
“如果群众愚昧无知，消极被动，在这样的地区，游击队是无法有效地开展活动的。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就是加强战斗力。这样，最后胜利才有依靠。最后，我们的战士勇敢无畏地坚持斗争，不顾长期生活贫困和艰难险阻，不断打击侵略者，取得胜利，这深深赢得了附近地区友军的钦佩。我们缔造了一支模范的军队，使其他军队也可以得到鼓舞，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这种‘竞赛’和对比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新四军确实是一支统一战线的军队。它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队伍主要是由以前红军游击队员组成的。它的辅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效率，使之能够改造它所活动的整个地区。在这些辅助事业中，有四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一是军队建立的小工业群，这是上海工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他们不辞辛苦，跋涉到内地，而不愿待在上海向民族的敌人出卖自己的技术。第二是军队的培训学校，培养了许多指挥员、政委、军工人员和其他军事工作者。在这些学校执教的不仅有新四军自己的将领，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教育工作者。第三是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队，它们向群众传播了文化。它们是由男女青年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第四是医疗服务。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创建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军事医疗服务系统。
关于新四军创建工业基础的故事，其本身就是生气勃勃的中国的一部史诗。它几乎完全是白手起家。在许多情况下，机器和原料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要生产棉布，可是只有短纤维粗棉，这种棉花通常是不用于纺织业的。金属要靠收集废铜烂铁，或者从敌人手中缴获。但是，新四军的合作工厂照样进行生产，它们归劳动者所共有。这些工厂除了生产许多种商品外，还向军队供应弹药，如手榴弹、地雷，向医院供应医用棉花、毯子、绷带和一些手术器械。这些小工厂能够生产这些东西，实在值得新四军自豪，而且它们每天还可以制造一枝漂亮的步枪。营养不良的士兵和难民普遍患有疥癣，治疗这种病使用的硫磺膏急需凡士林，医生们便建立了一个“化学工厂”，从扁豆籽中提炼出代用品。合作印刷厂印制宣传品、教科书、部队的《抗敌报》和《火线报》、群众团体的《救国报》。创建这些工厂的工人真是了不起的劳动英雄。他们到工厂上班，就像上前线打仗一样，深知必须增加生产，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便打击有优势武器的敌人。这些工厂是部队弹药和医药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人们是部队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他们是新四军前方战士的真正战友。
叶挺对我说，新四军司令部所属的战地军政学院约有1000名学员。他们将被培养成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学员中既有在战斗中表现出色，需要提高理论水平的老战士，也有从长江以南各省招募来的新战士。其中半数以上是来自上海的产业工人。将来担负军事领导工作的学员，70%的时间学习战术和进行运动战的实际演习，其余时间用来学习政治。将来从事政治工作的学员，时间分配比例恰好相反。他们用较大精力来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国际政治形势。但他们也用30%的时间进行强化军事训练。学院是按照军事原则组织起来的。它分成九个连；五个连培养军事干部，二个连培养政工干部，一个连培养军事工程干部，还有一个连由妇女和少年（被人叫作“小鬼“）组成，培养护士、卫生员和宣传员。
像八路军一样，新四军的教育工作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学校正规进行的。在新四军，人人都在学习。文盲学习认字写字。那些已经掌握基本文化知识的人则继续深造。不管识字不识字，都得听政治课和学习游击战术。人人都要学几句日语，以便对敌人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不仅在根据地学习，在前方也学习。在战斗的空隙时间宣读最新消息。他们不间断地在露天学习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