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6日和27日，八路军在山东东部青岛南面打击伪军，经连续两次战斗，摧毁了九个伪军碉堡和据点，打死伪军数百人，俘虏官兵120人，缴获步枪505枝、机关枪2挺、手榴弹220枚和其他各类战利品，包括手枪、自行车、望远镜和几吨小麦。
两次进攻的结果，使原先被日军以公路和许多碉堡并且整个用深20米的“封锁沟”和高墙隔断的两个八路军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所谓根据地就是一个有长期驻军的地方，并有民选的人民政府公开活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特别是沿海地区，已经成了八路军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根据延安参谋部的数字，那里有数万正规军和50万武装民兵。
军队政治部主任朱瑞从那个根据地来到延安后说，山东全省108个县，已有82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全省4.4万个村庄，人口2700万，人民民主政府已经掌握了20772个村庄，人口1550万。
山东省人民政府从1940年被选出以后一直在行使职权。全省共产党员在战前仅有数百人，七年后已经达到15万人，多数八路军战士和团以下指挥员，都是当地人，都是战争开始以后才入伍的。
根据地的经济形势也很好，当地货币币值高于伪币，每一单位合中国全国性法币10元（八路军各个根据地的货币币值不同，例如延安币值是850元换法币1元，晋察冀边区是1元换3元法币，等等）。
那里有自己的兵工厂，纺织品完全自给自足。有几所医院和一家药厂，生产30种药品，还有四家报纸和四个新华社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电台和延安总社联系。
朱瑞说，八路军控制了从海州（江苏北部陇海铁路的终点）近郊30英里往北连带四个小海港及附近地区；还有半岛东部沿着南部海岸的100英里连带六个港口、靠近河北省的北部海岸100多英里的几小块地区。游击队除了在青岛附近活动外，还一再进入烟台和英国从前的海军基地威海卫，还从威海卫的海关套取了几挺让他们颇感自豪的维克式机关枪。
日军在这一地区派驻了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建起了2000个碉堡和据点，挖了长达2000英里的“封锁沟”，以便把游击队隔离在交通线的主要城镇之外，把他们的基地切成小块。
为了恢复八路军进攻以前的状态，敌人只能派遣大量的日军—因为伪军不顶事—再次来“清洗”这个地区，再建造更多的纵横交错的据点，在原来的壕沟被填平的地方再重挖，还要重建铁丝网和木柱以构成外围防御工事。但是，即使敌人能做到这些，他们也恢复不了从前的地位，因为八路军到过的地方，老百姓都组织起来自卫；共产党的情报、破坏和便衣人员继续利用守军偶尔离开而防守薄弱的机会，为八路军卷土重来铺平道路。
敌军力图用每年发动几次“扫荡战”来控制住八路军，每次都派出多达21支袭击纵队，每队约由1000人组成，突入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像巨人的手指头来回搜索，企图摧毁根据地。这些“扫荡”使八路军受到许多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有一个外国人来访问，他是反法西斯的德国人汉斯·希伯，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物的著名撰稿人，笔名“亚细亚蒂卡斯”。他受了重伤，在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了。但是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总是可以避开敌人铁掌钢指般的搜索，而且还打击这只铁掌的神经中心—在反“扫荡”战中，防守的驻军调走了—打得这些钢指只好缩回。
这时八路军的根据地只有一个外国人—罗生特大夫，他是另一个从上海逃出来的反法西斯分子。我曾代表医药救济委员会和他通信，他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说他看报时知道我在访问延安，感到高兴。这封电报走了两天才到我手中。
除了八路军，国民党也在山东日军后方的几个小小的孤立地区保持了大约34000人的部队。然而，重庆任命的正规省政府，其总部却不在山东，而是在安徽。
一个美国飞行员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获救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来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23岁的约瑟夫·巴格里奥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但在华北占领区他没有被俘获。当他们的父母得知，正在八路军前线采访的外国记者团见到了他们的儿子，他既安全，又健康，面孔呈棕色，正高高兴兴地从相反方向奔赴延安而去，这时，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
巴格里奥的飞机在沿途扫射日军时被击落，是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被中国农民发现并获救的。老乡们通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然后他被送到了正规的八路军连队，最后又送他来延安。
为到达此地，巴格里奥走了两个半月。沿着一条蜿蜒的铁路，他先到了被击落之地的最东边，然后又到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身穿八路军制服，跟八路军一个小分队同行，越过日军的铁路线以及更多的、他记都记不清的日军公路封锁线，使他可能成为日军华北后方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他穿了中国军队的制服，但任何看见他那双大军靴的人，都会认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因此，他换了一双中国布鞋。但是，他的私人物品中包括晋察冀司令部送他的礼物—日本上校的军刀和手枪，却一直挂在身边。一个月以前，他还有一匹日本军官骑过的高头大马，在经过下过雪的大山时，大马滑倒了，掉到山下死掉了。
当我们遇见巴格里奥时，第一件事就是他向我们要美国香烟，他高兴地吸了一支又一支，然后告诉我们有关八路军的事。他说：好家伙，那些人完全把日本人给控制住了。开始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支游击队，可是他们真有一支大部队，有一个有基地的政府，有司令部、工厂、兵工厂、医院、大学等；而从地图上看，除了敌人占领区外，什么也没有。
谈到其他的情况，他讲，人们告诉他每一件事，也知道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说：一次，我正坐在村子里和一个八路军军官喝茶吃饭，一个人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在九里之外了。我算了一下，九里相当于四公里半，我马上抄起了背包准备离开。可是那个官儿连筷子都没放下。他不愿意和客人正在吃饭时让那样一件小事给搅了。通讯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屋子里，最后进来的一个人说，日本人离这儿只三里了。于是那个官儿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说“看来还是走好”，然后我们一口气翻过了三座山。
中国的第二战线是在敌后，消息非常灵通。巴格里奥在河北就听说外国记者已经到了延安，他也知道我们的名字。在途中他还得知美国军事观察组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当他飞回重庆时，他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惟一的接受八路军赠送军刀的人。史迪威将军也有一把，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指挥部送的。史迪威将军给朱德和彭德怀将军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在几个不同的“占领区”营救了巴格里奥和其他10个飞行员。
军民如何抗敌
1944年9月，我们在山西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