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3)
李鸿章笑着说道：“罗公使容禀，我家曾中堂已向贵公使承诺，重修教堂，将肇事之人犯问罪正法，以消解贵国民怨。何况，天津一应官员正法，有悖常情，亦不合我大清律例，本部堂不能答应。”
“若非地方官暗中怂恿，丰大业、西蒙等人又焉能殉职？不将地方官员正法，我国断难答应！”罗淑亚大叫道，“李大人，如果天津地方官府处置妥当，我所建教堂焉能被毁！”
李鸿章答道：“罗公使不要如此性急。不错，津案发生，天津地方官府确有不周详之处。但是，如果贵领事丰大业先生不开枪射人，西蒙不挥枪恫喝，岂能激起如此事变？贵我两国既然通好，就该心平气和地坐下商议后事，不可一味纠缠，徒生妄念。”
英国公使威妥玛这时道：“李大人，津门事件，我国也有二人丧生。贵国曾中堂与崇大人虽已允诺厚葬，但恤银一项尚未答复。我国公民属无辜受害，贵国若处置不当，我国实难答应。我国外务部已三次查问此事。”
李鸿章答道：“我家曾中堂已将贵公使的请求奏明圣上，至今尚未有旨。若有旨下来，本部堂岂能不知会足下？贵我两国通好最久，设若本部堂有意拖延，我家朝廷也不肯答应。请公使好生回复贵国朝廷，我国一定遵照所请，尽快办理就是了。”
当日会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但罗淑亚的口气算是有所缓和，不再执意把天津一应地方官员正法。
很快，丁日昌率身边的几位谙洋事的随员赶到天津，加入谈判的行列，最终达成如下结果：将肇事凶犯正法，向死伤洋人遗属赔偿抚恤费，向法、英、俄、美等国支付赔偿费，共五十万两白银。所有捣毁之教堂、领事署所等，由清国负责修建如初。津案因对法国及法国民众伤害过重，大清国必须派大臣赴该国度道歉，以示修好。因天津道、府、县等一应官员已经革职问罪，这里就不再提及。
不久，圣旨颁下，命崇厚为钦差大臣代表朝廷赴法国道歉。于是崇厚调选一应随员，又到同文馆选了刚刚期满的生员张德彝等几人担任翻译，雇轮渡出洋。
经李鸿章奏请，崇厚所遗之三口通商大臣缺分暂由丁日昌署理。
天津教案了结以后，李鸿章这才赶到保定视事，并派差官赴武昌去接一家大小到保定居住。
代表朝廷赴法国道歉的钦差大臣崇厚是何许人也？
崇厚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道光举人，选知州，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署盐政，大捞了些黄白之物，把他抖得不行。经过一番打点，年底实授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不久，因捞得太甚，遭御史弹劾，免直隶总督，赴天津专任三口通商大臣。转年初授大理寺卿，年底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仍驻天津专干通商一事。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同时，崇厚在天津奏请创设北洋机器局。不久，崇厚在天津组织洋枪队，由英国人薄朗任领队，在烟台和减地河北岸与捻军对抗。
崇厚任三口通商大臣十余年，深得总理衙门信赖和两宫太后赏识，恩宠可想而知，也很是发了几笔大财。若不是天津教案爆发，这三口通商大臣的肥缺，真不知要让他干到何年才休。
崇厚一行人众由上海出发，历经五十几天的航行，终于到达马赛。但这时的法国正与普鲁士打得难解难分，政府无法接待他们。崇厚虽然一连叫了三声“真正不巧”，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歇在马赛的一家客栈里耐心等待召见。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月十五日，崇厚让翻译张德彝奔赴巴黎打探消息，希望早日见到国君。张德彝马上搭火轮赶往巴黎，一下火轮，巴黎恰巧发生巴黎公社起义，两支军队打得异常激烈。
隔日，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并组织军队向政府军发起攻击，结果失败。法国当局这才腾出手来，安排远来道歉的中国使节。
张德彝成了目睹法国巴黎公社从起义到失败唯一的中国人。崇厚带上随员正式起程赶往巴黎的时候，远在保定的李鸿章，却正在总督签押房里，与丁日昌、许钤身等人，计议成立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事情。
此时，差官已将李鸿章的家属由武昌接到了保定。
李瀚章已抵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拜印视事，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等人，按着李鸿章的安排，统统留在原籍合肥，读书的读书，料理家务的料理家务，各有事干，倒也不寂寞。
直隶原本事少，加之道、府、县均肯任事，更促使李鸿章抱定宗旨，决定放开手脚在洋务上大干一番。
他为了使事情办得顺利，又奏调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到自己身边任职，让这些人也能一展身手，有一番作为。
使李鸿章信心倍增，决意在洋务上大干一番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崇厚出国月余的时候，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便上奏朝廷，援两江总督兼署南洋通商大臣之例，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着归直隶总督经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
此奏递上不久，朝廷便颁下圣旨：“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署并颁钦差大臣关防；改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为直隶总督行馆。该督于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丁日昌自不必再署三口通商一缺，仍回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却不想这么快叫丁日昌回任，他背着丁日昌上折奏请，留丁日昌会办津案未了之事。朝廷自然无不照准。
丁日昌于是就留了下来，帮着李鸿章筹办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事。
这天午饭后，李鸿章同丁日昌一边在签押房喝茶，一边就议起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后的总办人选一事。丁日昌掰着手指头，点出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几位比较能干的官员。
李鸿章听后一一否决，他说：“雨生，你久历洋务，应该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天津机器制造局成败与否，关键在于用人一项。试想，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若无你与容闳二人，岂能有现在这种局面？”
丁日昌笑着问道：“爵相，您老同下官绕来绕去，这天津机器制造局，您老究竟想委谁总理其事呢？”
李鸿章放下茶杯道：“雨生，本部堂说了你可不许不同意。本部堂想把江南制造总局的会办沈保靖调派过来，出任天津机器制造局的总办。你看如何？”
“沈保靖？”丁日昌闻言一愣，马上回道，“您老调谁都行，怎么非调他呢？您可能还不知道，沈保靖已经辞缺多时了！他走时发了大誓，今后不再涉足任何洋务。”
这回轮到李鸿章愣住了：“这是为什么？”
丁日昌答道：“下官也是听人传说，并非沈保靖亲口所言。沈保靖一次告假回籍省亲，乡里人都骂他是假洋鬼子，听说他的母亲也跟着骂。他去祠堂祭祖，却被族长给轰了出来，闹了个没脸见人。沈保靖一气之下便赶了回来，随后便向下官和容闳告了长假。爵相您想想，沈保靖的一家大小，全靠他的俸禄过活，不仅起了大屋，还置办了几十亩的田产，如今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他怎能不伤心呢？”
李鸿章长叹了一口气道：“国门虽开，偏偏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又如何能自强呢？我大清若能多几个容纯甫、薛叔耘这样的人，离富强也就不远了！雨生，你还没有讲，沈保靖现在在哪里呢？”
丁日昌道：“他倒是没有离开上海，但住进一家寺庙里，每日看书写字，抵死不肯回任。看样子，沈保靖是让‘洋务’二字给闹怕了。”
“嗯，”李鸿章点了一下头，沉思着说道，“那就这样，先将他调到直隶随营差遣。他到了这里，做不做机器局的总办，可就由不得他了。沈保靖坚明耐苦，不欺不苛，最可信赖，实为不多见之能员。雨生，这事就这么定了。”丁日昌点头称是。
李鸿章又道：“还有一个人，也对洋务伤透了脑筋，立志不再涉足官场半步，埋首乡间做学问。我大清洋务原本乏人，偏偏又把一些有用之士闲置到一边不理不问！真不知朝廷究竟是怎么想的！”
丁日昌笑道：“下官没有猜错的话，爵相说的这个人，当是郭嵩焘郭中丞。说起来，您老的这个同年，官运真是不顺。好不容易放了广东巡抚，偏偏又和瑞麟闹起了意气。督抚不合，历来是朝廷忌讳的事。瑞麟久历封疆，又是满人，自然不能动，就只有动您老的这个同年了。”
李鸿章叹息道：“筠仙识大体，好发议论，难免遭人猜忌。他偏生又最要强，每遇不明白之事，他必穷究不舍，直到弄透。我大清的官员，多是些写八股文写糊涂了的人，并不能通达世事，明辨是非。事情一来，除了互相掣肘，要不就是互相攻讦，全然忘了自己的职分，更不顾体统！”
丁日昌诺诺不止，连连称是，一任李鸿章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
日本人的阴谋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十一月四日，天津机器制造局正式成立，李鸿章暂委沈保靖为总办。
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的同时，李鸿章又在大清河、北运河之间，择地兴造弹药库一座，用来储存弹药、成品机器。
机器局一应员弁，仍大多雇用洋技师，中国技师则全部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金陵机器局奏调。该局规模虽不及江南局宏大，但也比崇厚原设之局大出几倍。
在这之前，李鸿章见直隶兵力空虚，京师只有神机营六千人十营，口外也只有黑龙江将军管辖的马队。直隶其他要地，只有几座兵站和粮草转运局，几乎无兵。
李鸿章至此才恍然大悟，当年张宗禹为何能在几个日夜的光景，长驱直入，直逼畿辅，致使朝野震动，两宫变色，归根结底，在于直隶防守太单薄了。
李鸿章经奏请，把裁撤后已转成经制之师的两万淮勇，分三批调驻进直隶各口驻防，又在口外添募一马队，聘洋人教练。同时设总粮台一处，分粮台十处。
为使粮道水陆畅通，他又将淮军万人调到大运河沿岸，挖濠筑堤，疏理河道，直到大小船只畅行无阻。他兼署北洋通商大臣后，为使通商、行政两便，又奏请添设津海关道，在天津专设衙门，希望办事迅速，不受地方约束。又仿照上海，在天津添设了税务司衙门。
李鸿章保举记名道、刑部郎中陈钦暂行署理津海关道，天津机器制造局总办沈保靖署天津税务司。朝廷一一照准。不久，总税务司赫德加委德国人德璀琳接署天津税务司。
李鸿章到直隶不过四个月，便拳打脚踢，施展平生所学，把死水一潭的直隶，治理得轰轰烈烈，大为风光，人气眼看着一天旺似一天。
到了年底，日本国特派使臣柳原前光抵京，向总理衙门提出通商请求。总理衙门依例禀奏两宫皇太后。慈禧太后着军机处拟旨，遍询各地督抚。安徽巡抚英翰力持不可，言称“恐贻后患”。
慈禧太后拿不定主意，让军机处把英翰的折子誊抄二十几份，分送各地督抚讨论。其实，说是让各地督抚参与进来，实际上主要还是看南北二洋的态度。
南洋通商大臣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通商大臣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对外洋请求通商事宜，南曾北李最有发言权，其他督抚态度怎样却无关紧要。
曾国藩正在假中，主意自然要李鸿章一个人拿。李鸿章没有忙着上折，他让随员把一应介绍日本国的书籍俱翻捡出来，一一阅看，又请教了一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二人把知道的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
随着对日本的了解增多，李鸿章的想法渐渐成熟，他在上《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的同时，又附加《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主张与日本通商。
李鸿章认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相距不过数日程，从元代开始，两国人民就有往来。李鸿章又说，国门洞开后，欧洲各国争相来中国取利，而日本并没有凑热闹，可见是真心想与中国交好。现在中国与欧洲各国都有往来，日本要求订约通商亦在情理之中，不该拒之门外，说不定两国关系好了之后，还能为我所用。
李鸿章甚至想利用日本通商这件事，向外国派驻公使，侦探别国实在情形，达到永远相安的目的。他认识到无驻外使节的不便，明确提出，驻外使节不仅能“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更“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