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李豫，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权谋的皇帝之一。从他被肃宗皇帝封为太子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当时，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相互勾结，共同把持朝政，可以左右太子的废立。而李豫素来厌恶张、李二人的骄横专断，双方积怨极深。因此李豫这个太子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能否继承大统还是个未知数。考虑到自己势单力孤，李豫决定分化张、李阵营，以便各个击破。
后来，张皇后与李辅国相互猜忌，产生隔阂。李辅国拉拢掌管宫廷禁军的宦官程元振与张皇后对抗。李豫暗自高兴，决定寻找机会激化他们的矛盾。761年，肃宗皇帝病重，委任李豫为监国。这也预示着一旦肃宗驾崩，李豫就会继承皇位。
张皇后十分担心李豫登基之后会与李辅国联手对付自己，于是便想首先借太子的手除掉李辅国。一次，李豫入宫侍疾，张皇后偷偷对他说：“李辅国久握禁兵，制敕皆从他那里发出，他擅自逼迁太上皇，其罪甚大。他所忌者吾与殿下。今主上弥留，辅国暗中与程元振阴谋作乱，不可不诛。”
李豫对她的轨迹早就心知肚明，假意痛哭说：“父皇病得很厉害，不禀告陛下就杀了他们，恐怕他经受不起。”张皇后见太子不肯合作，便找来了肃宗的次子越王李保，想密谋发动政变，杀死李辅国，废掉李豫。李豫忙把这个消息告知李辅国，让他早做准备。李辅国就抢先率领禁军入宫，诛杀了张皇后和越王。因为李豫对李辅国有救命之恩，李辅国就拥立他做了皇帝，是为代宗。
李辅国本来就专横骄纵，这次又有拥立之功，变得更加不可一世。他甚至公然对代宗叫嚣说：“陛下只关注内宫，外面的事任凭老奴处置。”代宗自然非常气愤，可是考虑到他手握重兵，党羽众多，不敢轻易下手，所以表面尊崇，对其加官进爵，暗中却利用程元振来对付他。
原来，程元振当时因拥立代宗为帝被任命为飞龙副史、内侍省事，可以说权势显赫。但他总觉得自己赶不上李辅国，所以心里很不自在。李辅国又常常趾高气扬，借一些小事羞辱他，这令程元振感到忍无可忍。
代宗得知他们之间的嫌隙，便有意善待程元振，给他加官进爵，并委婉地暗示他上奏弹劾李辅国。程元振受到皇帝恩宠，又有了皇帝的支持，便大胆上表指责李辅国专权误国。那些被李辅国压制很久、敢怒不敢言的大臣们见李辅国的阵营里出现了倒戈，觉得铲除奸佞的时机已经成熟，也纷纷请求将李辅国罢官。
于是代宗顺水推舟，先罢免了李辅国禁军元帅的职务，由程元振代替。这样既解除了李辅国的兵权，又坚定了程元振与李辅国决裂的决心。接着代宗又陆续罢免了李辅国的其他职务，只允许他每月初一、十五进宫朝见。后来代宗担心他死灰复燃，就派刺客将他刺死在家中。一年后，代宗又解除了程元振的职务，终于实现了独掌大权。
——选自《旧唐书·代宗本纪》
【智慧心得】
善于利用矛盾，化不利为有利
唐代宗高超的政治智慧，为我们引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典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千百年来这一典故一直流传不息，作为反面教材，它告诫人们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应该团结互助，不应当勾心斗角，要看清和对付共同的敌人。否则，就必然会给人造成可乘之机，让敌人钻了空子，彼此都遭受灾难。
可是，这只是该典故所阐释的道理的消极运用。真正的智者更应该巧妙地运用逆向思维，想一想既然敌人能够趁我们发生冲突以后，实力削弱之机有所图谋，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开动脑筋，挑起同一竞争对手内部、或者多个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待其两败俱伤之后，再介入进去，那么夺取胜利就如同探囊取物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中央集权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既表现在中央难以制约地方藩镇势力，也表现在权臣、宦官、后宫对皇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唐代宗巧妙利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之间的斗争，终于在最大限度上巩固了皇权，成了最终的赢家。
一切理论、方法都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在具体实施时还要注意很多关键的环节和细节。挑动“鹬蚌相争”也不例外。这一计策的关键在于挑动争执，而挑动争执的前提在于矛盾的存在。当矛盾在策划之前就已经存在时，我们要努力发现它；反之，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制造矛盾。
现实存在的矛盾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显性状态，一种是隐性状态。显性状态的矛盾能够直接为当事人或者旁观者所感知到，只要抓住它不放，进行积极鼓动，使之进一步激化就可以了。
隐性状态的矛盾利用起来就不是这样容易的了。它首先需要策划者细心观察竞争对手的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哪一个是主要的，是值得利用，是能够获得成效的。接着，再以此为线索，加入催化剂，将潜在的矛盾激化成显性的，最后一步当然不言自明了。
比如，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数次进攻曹魏，曹操十分担心，想迁都以避其锋芒。后来，司马懿等人认为，关羽之所以有此勇气，是因为身后有孙刘联盟为后盾。如果孙、刘联盟被瓦解，那么关羽这一威胁即使不能自动解除，至少也不会让他这样有恃无恐了。
经过仔细分析，曹魏集团发现孙、刘联盟并非坚不可摧，双方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孙权对刘备不守信用、拒绝归还荆州之地十分生气，对蜀汉在战场上的频频胜利更是非常嫉妒，同时，由于关羽曾经拒绝孙权欲与其结为儿女亲家的要求，孙权一直对他怀恨在心。于是曹操以割让江南之地为诱饵，挑起孙权的新仇旧恨，借孙权之手杀掉了关羽。这样一来，不仅消除了关羽对曹魏的威胁，还极大地破坏了孙、刘联盟，重新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
对于原本不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对手，我们要想方设法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这相对于显性状态和隐性状态的矛盾来说，其难度就更大了。它需要我们首先仔细观察敌对阵营之间或其内部的特点，找到领导者、主要成员的致命弱点，再根据这些弱点，制造纷争。当年，晏婴二桃杀三士，就是最好的例证：
春秋时期，齐景公手下有公孙无忌、田开疆、古冶子三名勇士，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这三个勇士自恃功劳过人，非常傲慢狂妄。晏婴认为这样的人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很想除掉他们。考虑到这三个人勇武过人，很难对付，晏婴决定用“鹬蚌相争”之法。但是，这三个人相互引为知己，情同手足，决不会相互为敌。晏婴不甘心，通过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三人共同的缺点。那就是他们对名利的追逐达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毫无谦让之意。晏婴暗自高兴，决定寻找机会，利用这一矛盾除掉三个人。
一日鲁昭公来访，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献上一盘鲜美的大桃子。宴毕，还剩下两个桃子，齐景公决定将这两只桃子赏给臣子，谁功劳大就给谁。若论功劳，自然是三勇士最大，但桃子只有两个，怎么办？三人各摆功劳，互不相让，都要争这份荣誉，其中两人先吃了桃子，剩下一人自觉无颜，自杀而死，吃了桃子的两人感到惭愧，自觉对不住朋友，也自杀而亡。这样，看似铁板一块的攻守同盟，就这样为了两个桃子彻底崩溃了。
除此之外，这种竞争技巧并非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力量投入的隔岸观火。一旦矛盾激化，斗争掀起，我们还要仔细分析争斗双方的力量谁大谁小，对自己的威胁程度孰高孰低。在双方实力有差别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力量相对薄弱的一方，让它在前方与强大的敌人正面冲突，自己在后方暗中给与支持，虽然这样要消耗一定的实力，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挑起争端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两败俱伤，让对方的实力都弱于自己，再分而治之。如果较强的一方在没有消耗太多实力的情况下击败了对手，对我们而言它还是一头很有威胁力的病虎时，那就危险了。因为一旦它恢复过来，下一个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所以，当争斗的双方对我们的威胁程度不同时，我们应该坚持两害相权取其轻，立足于率先消灭最大的威胁。等到争斗结束，不仅最大的敌人没有了，较小的威胁因为消耗战，也会变得更小。唐代宗即位之前站在李辅国、程元振一方的原因就在于他明白，如果张皇后得势，就会废掉自己，另立太子。而李、程虽然也威胁皇权，但他们还必须要打着自己的旗号，不敢轻易废立。暗中支持后者，就为赢得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计策和谋略就好比道路桥梁，是没有专利保护的。你学会了可以用在别人身上，别人学会了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名利场中向来纷争不断，说不定会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挑动争斗，混水摸鱼。因此，鹬蚌相争的时候不仅要能够勇于进攻别人，还要懂得如何防御，避免使自己成为鹬蚌。
春秋末期，晋国被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四人瓜分。其中尤其以智伯势力最为强大，并且时时暴露出吞并韩、赵、魏的野心。一次，他借口扩建宫室，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遭到赵氏的拒绝。智伯马上率领韩、魏二氏，攻伐赵氏。赵襄子看到形势不利，退保晋阳。智伯命人掘开晋河，水灌晋阳，城中马上变为汪洋泽国。踌躇满志的智伯，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灭亡他人的国家。”听了这话，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自己的安邑，韩氏想到绛水可以灌自己的平阳，都不寒而栗。二人回去以后，暗中联合赵襄子，里应外合，最终打败了智伯。
假设智伯不露声色，先借韩、魏之力除掉赵襄子，然后，回过头来进攻精疲力竭的韩康子、魏桓子，那么战国七雄恐怕将变成战国五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