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头子死了，凤英们开始频繁地去南通看望她们远嫁的婆婆，晌午时候到达，梅珍就自然留他们在王家吃饭，一吃饭梅珍就买海鲜买水果。梅珍那被虫子蛀过的脑子没有在长久的生活中磨练得聪慧一点，相反她似乎变得越发糊涂了，她不能明白儿媳们的来意，她好饭好菜地招待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拥有经常热闹的生活或者说抵挡因王老头子的突然死去而造成的寂寞的恐慌。
她让凤英们吃了晌饭再吃夜饭，天黑时才回沙洲，回去时凤英们总要提了香蕉苹果梨子才走人。梅珍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相反她觉得儿子媳妇们变得孝顺了，因此而越发地愿意讨腰包花银子让他们“咱妈长”“咱妈短”地一个个脸蛋笑得象朵花一样灿烂。那段日子，没有人嫌梅珍买对虾给小孙子吃不给大孙女吃了，更没有人用笤帚疙瘩抽她的腿，没有了。
梅珍终归是有些老了，她喜欢热闹，谁来看她她都高兴，即便她们来一次把她的好吃的好用的洗劫一空，她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她就用王老头子留下的一丁点儿产业笼络着她的儿子媳妇们以求得一点老年人需要的精神安慰，而这种安慰在她迟暮的岁月里，使她无法区分它是真诚的还是虚情假意。但于梅珍来说，这是她过得最为满意和富足的一段日子。
过了二十一世纪新年，梅珍收到了一张南通市某街道居委会发的奖状，上面写着：献给跨世纪老人李梅珍。梅珍成了跨世纪老人，她送走了我爷爷苏老二、我奶奶苏陆氏、还有她的两个男人——大伯父阿根和王老头子，在她独自照顾着瘫痪女孩哇哇的日子里，她愉快而充实地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可梅珍终归还是老了，老了就容易生病，而且一生就生出了个肿瘤。住进医院，动完手术后，新宝把梅珍接到了苏家，红宝硬要梅珍住他家，新宝不让，梅珍说：“别争了，你们都要接妈回家妈可真高兴，就住新宝家吧，既然新宝已经接我回来了”于是凤英把脸拉得象驴脸一样长，好似不能接梅珍住自己家就不能表示她的一份孝心一般。一转身凤英却对红宝说：“老娘还是重男轻女，军是孙子，她就住新宝屋里，老娘一定把王老头子给的钱都偷偷塞给军了。”
事实上，梅珍到底有没有钱，谁也不知道。梅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每天给凤英一百元菜钱，她的钱都是王老头子留下的，在凤英们眼里，每天能拿出一百元菜钱，那她袋袋里一定是装满了钞票的。凤英和永梅每天在梅珍的床前和她闲聊，她们想着法子探听老梅珍到底还有多少存款。可是直到梅珍死，她们都没有探听出一个虚实来。
跨世纪老人李梅珍，我的大伯母终于在一个六月天里死了，她的葬礼的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她的公爹苏老二和她的第一任丈夫苏金根，还有她的婆婆苏陆氏。贫困的苏家在操持梅珍葬礼的花销上竟然比王老头子死的时候更为奢侈，这让沙洲上的众多乡邻感觉到梅珍是抱着王老头子家的巨额财产死去的。
七远离沙洲
灵堂里的人群忽然咋呼了开来，红宝率领着一队人马抬着一口红棺材进了堂屋。
抬棺材的人把那口巨大的家伙往地上一放，抬起大伯母的床板，往棺材里落好，然后一个男人从棺材边上拖出一个电插头，往拖线板上插好，然后，棺材发出了嗡嗡的制冷声。人群里再次发出赞叹声，原来这是一个冰柜式的棺材，六月天，大伯母已经在堂屋里停放了三天，没有冰柜怕是不行了，腐败的气味已经开始弥漫出来。红宝总算做了一件让宅子上的人都没有意想到的有份量的事情，尽管冰柜来得晚了些，但终归是让红宝想到了，红宝因此而再一次在新宝面前略胜一筹。
现在大伯母躺在了冰棺材里了，怕是凉快清爽了些。乐队还在继续演奏，号丧的人的声音几趋疲乏。天气闷热得异乎寻常，天边的滚雷远远地接近着，上午灿烈的日头此时被乌云遮挡了。出殡前一刻，暴雨终于没能憋住哭号，倾泻而下。
大伯母在大雨浇灌的塑料花丛中走向天国，出殡的队伍里，有两个男人抬着一架扩音机，两个女人拿着话筒号啕哭诉，一路走去，象在作忆苦思甜宣传一般孜孜不倦。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武警军服的乐队继续吹奏着极其现代的流行音乐，连《走西口》和《真的好想你》也不放过。他们的服装让这支送葬队伍显得极其正规化，尽管这些衣服并不是很合身，腹部的纽扣因为扣不上，里面的红色或者灰色汗衫露了出来，但葬礼还是因此而显得隆重了许多。沉重的铜管乐声和扩音器里尖锐的号丧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声浪，男人女人们却平静而安详，犹如仅仅是经历一次列队参观的过程一样简单而正常。悲伤的气氛在音响里传出来，免不得多了一份无奈的幽默。
红宝和新宝夫妻都沉默着往前走，大放悲声的是与大伯母毫无相干的人，他们哭得声嘶力竭却并未有半滴眼泪掉下来，他们靠他们悲惨的哭声赚钱，他们的哭声价值不斐，人们心甘情愿地把钱往他们口袋里塞，他们因此而成为这一带比较富裕的人。
军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他抱着他奶奶，我的大伯母的照片，哭丧着脸拖着泥泞的脚步走着，军倒是应该为他奶奶哭一哭的，大伯母偏爱他，这是谁都知道的。红宝是长子，可红宝生了琴，是个丫头，新宝是次子，可新宝争气，一生就生了个军，虎头虎脑，很得大伯母的喜欢。红宝和新宝，就是打从有了琴和军后才开始不和的。
琴总是说：军是罪魁祸首，咱家就是有了他后开始走下坡路了。听这说法，倒好似琴去做三陪小姐也是军的过错一样。可现在大伯母梅珍已经死了，死了也就不可能再偏爱谁了，琴也没有理由再把两家的不和怪罪在军的身上了。
火葬场归来的路上，红宝和新宝在商量，五七以后，该把大伯母的骨灰落葬在哪里，是王家呢还是苏家。兄弟两个一致认为，落葬在王家是不合理的，可大伯母死的时候尽管王老头子早已经死了，但她的户口和关系，依然是在王老头子家的，所以她仍旧算得是王家的人。况且大伯母的丧事办完后，红宝兄弟俩还要好好分配一下她留下的财产呢，如若安葬在王家，那财产不就全落在哇哇手里了吗？
弟兄两个因此商量了半天，对哇哇说：我妈服侍了你那么久，南通街面上的房子也留给了你，我们是没有份的，所以看来还得落葬在你们王家。可我们是她儿子，我们做儿子的怎么能让我妈落葬在你们王家呢，所以我们寻思着，我妈的骨灰就落葬在我们苏家吧，你只要把我妈留下的钱拿出来就成了，别的，你就别操心了。
哇哇哪里知道大伯母到底有多少钱，大伯母是那种有九毛花一块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可红宝和新宝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自己这个妈打嫁给王老头子后那份财大气粗的样子让他们确信，哇哇的无辜后面包藏着严重的欺骗，因此他们说：哇哇你是你爹的孩子，我们是我妈的孩子，你爹和我妈都死了，我们也该都有一份家产吧？我们不是亲兄妹，可你看在我妈待你这么好的份上，也该让我们得到一样的财产是不是？
哇哇半躺在轮椅里哭得很伤心，她说：阿姨落葬在我们王家我是不会有意见的。
新宝和红宝说：那哪能成？她不落葬在苏家岂不是要被人笑话我们兄弟？
哇哇哭着说：阿姨住我们家的时候舍得花钱，军和琴来了，她就给钱，没钱了她问爸要，爸给她了，她又给军和琴……
凤英讪笑着脸说：哇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家琴和军把你爹的钱都花光了？你这么说我可不答应，就算你爹没留下什么钱给我妈，那我妈嫁过去的时候难道是身无分文的吗？你去问问沙洲上的隔壁邻舍，当年我爹可是在北京造过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的，谁都知道，我爹亲手在毛主席纪念堂台阶下埋过金砖，虽说那金砖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是我爹的，可我爹曾经做过那么伟大的工作，难道他死后会不留点儿钱给我妈吗？
凤英的话让旁边听热闹的人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说苏家并不富裕，可大伯父苏金根曾经在毛主席纪念堂门口的台阶下亲手埋过金砖，这个故事是沙洲上的人们众所周知的。尽管很多人以为那只是苏金根的吹嘘而并不以为然，但凤英的旧事重提还是让人们确信，苏金根死后肯定会给梅珍留下一份可观的遗产，并且被梅珍带着一起嫁到了南通王老头子家。
哇哇是瘫子，她只会哭，她争不过红宝和新宝，只得掏出仅有的三千块的存折说：我爸就留给我这么多，真的没有别的钱了，这些钱你们拿去，就算我对阿姨尽的一份孝心吧。
红宝象一支弹簧一样嗖地一下跳起来要去接哇哇手里的存折，被凤英一把扯了回去。凤英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笑说：哇哇，你就别用这么些钱来打发我们了，我们不是为了钱和你计较什么，我们只是想讨个公道，都是咱的爸和妈，对子女该公平才是，对不对？
凤英一向是一个喜欢讨公道的人，围观的人们都觉得凤英的话是越说越在理了。
新宝站了起来，他说：哇哇，我看这样吧，这么些年，我妈一直住在南通，该是她身上的东西都留在你们家了，我们去你家看看，能拿回来的我们拿回来做个纪念，该烧给妈的，五七日我们烧给她，这你不会反对吧？
没心没肺的红宝紧跟着说：就是就是，我奶奶给过我妈一个嵌宝戒指，临死也没见她戴手上，我们得去找找。
话还没说完，被新宝打断：“哥，我们不是要去找什么戒指，我们是去看看有没有妈留给我们做纪念的东西。”说完转身对着哇哇：“哇哇你看呢，我们这就去吧？”
人群终于散开，村头养鸭专业户苏阿大自告奋勇地嚷嚷让苏家兄弟妯娌坐着他的小型卡车去南通，用不了半天就可以到。于是大大小小好几口人坐进那辆蓝色的卡车车兜，苏阿大让哇哇坐驾驶室带路，红宝新宝干脆在敞蓬车厢里席地而坐，凤英永梅端着小板凳也坐了上去。
琴也要挤上去，被新宝赶了下来：小孩子家凑什么热闹。
凤英就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家琴也十八了，她惦记着她奶奶，一起去也没什么不好，还多一个人手呢。
琴就挤眉弄眼地上了卡车，裤子把屁股包得太紧，连坐下去都困难。
永梅就喊起来：军，你也去，咱们都去。
军皱着眉头老大不情愿地也上了车。
苏家大大小小终于挤挤挨挨地坐停当，卡车颠簸着远去了，沙洲上的人们看着扬起弥漫烟尘的土路，各自猜测着他们这一行究竟会找到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和悬念。
可是红宝凤英们终于还是失望了，在南通王老头子的家里，她们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出一张存折或者别的值钱的东西来。大伯母死了，临到死她也没能给她的儿子媳妇一点安慰和满足，她让红宝凤英们白白抱了一场希望，现在希望落空了，隆重的丧礼也该结束了。
整个丧礼，哇哇是哭得最伤心的一个，她明白以后没有人再象梅珍那样照顾她了，她就只好去福利院了。红宝兄弟没有找到他们所谓的“妈留给我们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们还是收下了哇哇的那三千块钱，大伯母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地，死了，又做回了苏家的人。她的骨灰落葬在沙洲上的苏家祖坟里，墓碑上写着：先母苏李氏……
大伯母死了，苏家又归于宁静的鸡飞狗跳的日子。如果大伯母确有在天之灵的话，我不知道她的魂灵是否会安宁？当然，还有我的爷爷苏老二，我奶奶苏陆氏，我大伯父苏金根，他们要是都在天上睁着眼睛的话，不知道会是高兴还是伤心。
至少，我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高兴或者悲伤的感觉，生老病死而已，人生规律。只不过，有一年我去北京旅游，参观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大伯父，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劳作的男人，他给我留下过一个秘密，其实这个秘密是众所周知的或者说是凭空捏造的，大伯父不止告诉过我一个人，沙洲上的人几乎都知道关于毛主席纪念堂门前台阶下的金砖的传说。
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相留念，我想起苏家客堂墙壁上的镜框里，我的大伯母梅珍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口，后面是雄伟的红色建筑，照片上的梅珍还年轻，齐刷刷到耳根的浓密头发把她的圆脸衬托得煞是丰满。现在，我也站在这个位置拍照，我的手里，是一罐百事可乐，我用右手把可乐罐举过胸口，左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那样动作比较潇洒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