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或许就有一股喜欢迎难而上的劲儿。越是困难，越要扭住不放，这在我眼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王正敏
王正敏，1935年 11月生，浙江宁波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现代耳显微外科、耳神经外科主要奠基人，开创人工耳蜗的国产化研究先河。现任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主任等。先后任美国《颅底外科》编委，国际听力学医师协会、世界聋联听力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中国医师奖和上海市劳模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省部级奖 14项。
没有听到很伟大的梦想，只有最实在的愿望 —服务人群；没有滔滔不绝的大道理，而是淡然、朴实的经验之谈 —随“机”而安；没有通向成功的秘密，只是一步步走得踏实。他，就是王正敏 —一位朴实、真挚、儒雅、智慧的医者。他有“神奇”的力量，让沉默的耳朵苏醒，听到欢笑、听见春暖花开的声音……生 而 为 医
在王正敏的童年里，“医生”是一个时常萦绕耳边的词。爸爸妈妈经常讲述关于舅父的“传奇”故事。舅父乐文照，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批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医学的。学成以后，舅父和自己的同学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回到了战火纷飞、伤痕累累的中国，用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挽救同胞的生命。归国不久，国内遭遇一场霍乱，大量患者随时可能丧失性命。正是舅父等恰当地运用自己学到的西医知识，成功地从这场浩劫中，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这在当时是一件极轰动、意义极大的事，舅父因此闻名，也在王正敏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从医的种子。
作为家里最小的幼子，哥哥姐姐都没有上过大学，父母将殷切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懂事好学的儿子身上，常常鼓舞他要像舅父学习。舅父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外文书籍，爱书、惜书的舅父是决计不让旁人碰的。而每当小正敏来到他家时，却总是破例被允许自由翻阅。看着那些异国的陌生文字、奇奇怪怪的图，小正敏虽然不懂，但心中觉得很好玩。也许就是那最初的“好玩”，和一位自己敬仰、爱慕的人 —舅父对自己的格外爱护和鼓励，在小正敏心中播下了一颗医学的种子，并慢慢地破土而出。
像很多男孩子一样，王正敏念初中、高中时，十分喜欢数理化。上初二那年，全国面临解放，课堂荒废，大多数同学都闲得不亦乐乎。而勤思好学的小正敏，却每天到离校不远的福州路 —上海一条十分繁华的街，光顾那里摆放的各种古今中外书籍杂志的旧书摊。新鲜的文字、严密的逻辑，尤其是物理的奥妙，常让他流连忘返。他买来初三的物理、英语、几何等教科书，靠自学做完书中练习。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开始恢复正常，包括高中入学考试。还未上过初三的小正敏，自己偷偷报名参加高中入学考试，最终在一百多名录取学生榜里他排名第三。
高中毕业后，面临着填报志愿的大事。父亲已过世，母亲、姐姐等家人主张他填报医学，这对一直热爱数理化的王正敏来说，心中有些顾虑，觉得学医似乎和数理化疏远了。但是，最终在全国统招的考试之前，他郑重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这个与之一生结缘的名字：上海医学院。从此，他的命运与上医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忆当初的选择，“遇机而安—遇到机会就安定下来，不挑东挑西。只要自己好好做，总会做出事情，不要过分强调个人的爱好和兴趣。”王正敏非常淡然，“其中有很多的影响和变动，偶然小事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但是幸好，最终还是在医学的轨道上前行”。
进入上医那年，他 18岁。祖国的医学事业亟需一大批人才。上医作为全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响应党的号召，专门设立了一个三年制的医学专科班，选择入学时最优秀的部分同学入班，王正敏就在这个班里。
同时，学校也为配备了最好的医生、老师为同学授课。20世纪 50年代的上医，教学设施简陋，仅东一号楼（如今尚存，作为文物保护）作为教学楼。对于之前两三百名学生来说，还勉强能挤下。可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人数一下子扩招，达到 500余人，教室告急。学校的领导便在东一号楼对面的草地上（现为明道楼址），搭建了一个草棚教室—篱笆墙、泥地板，冬天冷、夏天热。王正敏与同学就在这里，一年 365天，还占寒暑假部分时间，一周上课 50余小时，啃下了如今需要五年甚至八年才能完成的学业，并且医学知识学得绝不含糊。入学时，这个班上正好有一百零八名同学，正如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个个认真、刻苦，怀着满腔的热情，想要尽快投身到祖国的伟大复兴。
从建校起，上医便始终秉承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对老师、学生严格要求。作为医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解剖学，王正敏回忆道：“当时老师要求我们每一个学生把头颅的结构背得滚瓜烂熟，卵圆孔、圆孔等经过些什么神经都要一清二楚。那时，同学们人手一个头颅骨。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都会抱着头颅骨温习自己所记的内容，有的同学甚至抱着被摸得光滑圆润的头颅骨睡去。有时，我会把头颅骨带回家学习，家里人吓得不敢进我的房间。”说到此，王院士露出了欢乐的笑容，他一定想起了那时年轻的他们，在上医物质贫乏、精神富裕、热情纯粹、斗志昂扬的青春岁月。那时的上医，就是这样，不需要高楼大厦，也一样卓而不群；上医的学子，只要有一书在手，便如得世界。
上医不仅有像王正敏那样优秀的学生，更有国内最好的医生、老师。
谈及自己的大学老师，王院士笑着说：我喜欢有鲜明个性的医学大师。
“林兆耆，当时有名的内科医生，也是中山医院院长。上课很有特点。一次诊断课上，他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几笔勾勒出两根肋软骨、肚脐、腹股沟。然后叫同学在黑板的图上演示肝脾触诊。40分钟的课将过半小时，上台演示的同学没一个让林老师满意。最后林老师十分精炼地概括：肝脾触诊必须从腹股沟开始，因为肝脾肿得再大也不会超过腹股沟，从这里开始，才能摸到肝脾的边缘。”这样的上课方式，令王正敏终身不忘，这是上医的卓越。
在上医学习的 3年里，王正敏一直成绩优异、名列前茅。除了苦学苦背，在学习方面他有独家秘诀：“找关键字。一个疾病可能课本上描述了一大段，但是你可以抓它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这样下来，一个疾病可能就是几个字，然后编成口诀。考试的时候，口诀每一个字就像一把钥匙，开启记忆库，再用自己的话书写，十之八九就答对了。”
1952—1955年间，是他在上医学习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抗美援朝刚刚结束，新的运动还未开始，上医也在颠沛流离、动荡不安之后，有了难得的宁静。在学校，王正敏可以经常听到学校校长、党委书记的讲话；每天晚上，老师常会与同学一起上晚自习，解答白天所没弄懂的问题。住校的他，熄灯后躺在床上，脑子里回想着自己编写的口诀及其提示而得的内容。那些玑珠字句，日复一日，便沉积成他医学征途里的坚固基石。
最初，王正敏并没有想到会成为一名五官科医生。像其他不少同学一样，他心里想做大外科，如脑外科、胸外科。可是，学校既然将他安排入学五官专业后又进入五官科医院工作，他从无怨言，每天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工作，从一名不知名的小医生，经历成百上千台手术，成为医院里的技术骨干。
王正敏在临床工作之余，时常收集、研读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其中，瑞士苏黎世大学 Fisch教授 —颅底外科手术的创始人的几篇关于耳科学的文章，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当时国内的耳科学水平与国外高端水平相比，差距很大，有一大片尚未开垦的荒地。极爱探索、挑战的王正敏，持续关注着国际上耳科学的发展进程，并慢慢萌生转攻耳科学的想法。机遇总是降临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改革开放初，国家要派一批优秀学生出国留学深造。从未停止过自学的王正敏，顺利地通过了全国的统考，于 1980年如愿来到了苏黎世大学，师从颅底外科手术专家 Fisch教授。苏黎世大学是一所国际著名大学，不仅有国际知名的 Fisch教授，更有在其校史中、在此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伟大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与发现 X线的伦琴。对于远赴欧洲大陆学习医学的王正敏而言，这里无疑是他的另一个学习天堂。
初到苏黎世大学的王正敏，第一次见过 Fisch教授后，并未引起教授的注意，也不被允许上手术台。相反，Fisch教授问王正敏：你学过生理学、病理学吗？闻此，王正敏心中很不服气，自忖也是受教育于国内最好的医学院校，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这些基础的医学课程怎会没有学过？虽然受到如此待遇，初来乍到的王正敏，没有忘记自己留学的初衷。他每天都会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结合临床，开始对耳科学的探索与思考。临床工作也一丝不苟，上班从不迟到、从不早退。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一天下午，已是下班时间，突然来了一个甲状腺癌病人，肿大的甲状腺压扁气管，病情十分危急。可是大多医生都已经离开医院，Fisch教授恰好还在医院。他准备立即手术，可是没有助手。此时有人向他提议可试用一下王正敏，便吩咐秘书在图书馆找到了他。王正敏来苏黎世大学之前，已成功做过上百例气管切开、数百例喉癌切除手术，这样的手术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更何况还只是做助手。王正敏十分镇定，把拉钩准确无误地始终稳定在气管两旁，暴露出被甲状腺压扁的气管，手术顺利完成。
这次手术，成为王正敏留学生活中的一次转折。过了两天，Fisch教授的秘书突然找到王正敏说，“你的房租不用付了，由教授帮你支付”。王正敏闻此十分惊奇，但考虑到自己的住宿费已由大使馆支付，便婉言谢绝了 Fisch教授的好意。朴实、正直的品质，让 Fisch教授对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刮目相看。他特邀王正敏为自己的手术助手，而且以后还放手允许他作为主刀做中耳炎鼓室成形的手术。
在国外，王正敏的生活只有一件事，就是刻苦钻研医学，没有任何时间游玩。一次，Fisch教授对王正敏说：你既然出来留学，应该在这段时间里去欧洲各国好好参观，开阔自己的眼界。他知道王正敏的经济情况，便吩咐秘书为王正敏安排了一趟欧洲之旅，不仅为他订好旅馆，还给了王正敏1 000法郎作为零用。这一趟，王正敏参观了英国伦敦皇家耳鼻喉研究所，以及法国几所很好的医院。回到瑞士，他仅花去 300多法郎，把剩余的近 700法郎一分不少地交还给 Fisch教授。教授见状，既诧异、又感动，只问了一句：“中国人，都像您这样的吗？”
就这样，在苏黎世大学的两年，王正敏在 Fisch教授的指导、带领下，不仅掌握了颅底外科手术的先进技术，还有几个“第一”：他作为第一位中国学者，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作为第一位中国内地代表，参加了匈牙利第十二届国际耳鼻咽喉科学大会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经英国皇家耳鼻喉研究所所长Hinchclife教授引荐，被选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听力学医师协会代表中国的委员。
归国前夕，教授深切地对王正敏说，你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十分出色，但是从没有开口要过报酬，这里我给您的两万法郎是您应得的，请带回国去。王正敏向我国驻瑞士大使馆请示获准可接收这笔钱后，对教授说：这里很多精密的手术器械，都是教授您发明的，我能不能带些器械回国，这样我也可以在国内开展颅底手术！对此，教授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指示他的秘书为王正敏置办了全套颅底外科手术器械，价值远不止两万法郎。王正敏带着这套先进的颅底外科手术器械，回到了上医的五官科医院，开启了中国耳科学一个崭新的未来。
回国之前，有一件事深深地触痛王正敏。那是在苏黎世大学里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中途休息时，一位国际权威的耳科学家得知王正敏来自中国时，问道： Is there any ear surgery in China？（在中国有耳科手术吗？）在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听到这样嘲讽性的问题，王正敏心里十分难受，但他很自信、肯定地回答：Yes，It must be。（有，必须有。）会后，当王正敏独自一人时，他想到祖国耳科学的现状，几乎所有国内医院还只是一个榔头凿子敲开人耳颞骨的“原始”时代，更坚定了他要回国发展中国耳科学的念头。1982年，他回到了五官科医院，从此心无旁骛地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医学探索，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收获了一个又一个成功。
回国后不久，王正敏便打破了曾一度被国内医学认为是禁区的侧颅底手术，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开创了中国第一例侧颅底显微手术。
当时有一位女病人，头部检查出一个瘤子。瘤大部分长在侧颅底岩骨神经血管区。在国外这种病的外科治疗，也仅是少数几个高端耳鼻喉科中心能做的。在当时国内，尚无人采用显微手术成功入“区”过。医生和病人都把期望寄托在即将回国的王正敏身上，因为只有他才可能动这个手术。
颅底手术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手术。尤其是侧颅底岩骨神经血管区，大血管丛集，有多条颅神经穿越此区。为不损伤血管、神经，手术必须在显微镜下进行。而所要摘除的肿瘤又是一个很容易出血的“血管球瘤”。故其操作极其精细。为此，王正敏曾解剖过 50余只颅骨，利用业余时间，反反复复、不辞辛苦地进行锻炼。
王正敏见到病人之时，病人已因痛苦不堪，而有绝望厌世的念头。病人家属含泪恳求王医生救命。“为了病人的健康，我必须尽本分，禁区并不可畏。”王正敏仔细分析病人的病情并做了充分准备后，允诺将尽全力为病人完成这台“生死”手术。
手术进行当天，王正敏早早来到医院，仔仔细细地检查病人的一切检验结果、医疗器械准备状况。上午 9时手术正式开始。王正敏坐在手术台边上，透过可以放大术野的显微镜，开始施行国内首例侧颅底显微手术。术中发现肿瘤和大脑的两根主要供血血管黏在一起。这两根血管正在快速地搏动，如不慎损伤血管，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王正敏十分仔细的检查肿瘤与血管的关系，最终仍大胆决定继续手术。他郑重地使用从瑞士带回的精密手术工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将这个“定时炸弹”一点一点从血管上分离开来。时间又过去 3个小时，幸运的是，瘤子已经成功完好地从颅底里取出，手术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他又从病人脚跟皮下取出一段神经，修复了主司面部动作的面神经，最后，还费了不少工夫修补了颅底缺损，防止危险的脑脊水外漏。
手术从上午 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 10点，整整 13个小时。期间，王正敏只用吸管喝了几口牛奶，没有离开过手术台。手术完毕后，王正敏将切除的瘤子放在盘子里给病人家属看，一边安慰说：“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瘤子已取出。你们都放心回家休息吧！”走出手术室，王正敏才开始觉得腰酸腿疼，长时间注视显微镜，也让他的眼睛迷糊得不想睁开。此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脱下了白大衣，拖着疲惫的身躯，缓缓踩着自行车，消失在夜幕中。
次日清晨 5时，护士长刚来到病人身边，病房门推开了，王正敏踏了进来，轻声地问：“情况怎么样？”护士笑着对他连连点头，王正敏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病人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身体一天天好转，剧烈的头痛也逐渐消失，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一个家庭又恢复了昔日的欢笑。全家人都把王正敏视为救命恩人。
“我这个人，或许就有一股喜欢迎难而上的劲儿。越是困难，越要扭住不放，这在我眼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说起这场高难度的“禁区”手术，王正敏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听觉的奥秘，博大而精深。镫骨，是人体最小的一块骨头，若发生病变，人便会陷入可怕的无声世界。王正敏发现，有一部分患者的耳聋，是由于耳硬化导致镫骨无法振动造成。传统治疗方法是切除镫骨，再植入人工镫骨。但问题是：人工镫骨植入后，有的患者虽然有了听觉，却在术后几天到一周内时常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这个难题困扰着王正敏。
于是，他翻遍相关医学典籍、反复思考，有时半夜睡下了，偶然灵光一闪，又跳起来详细记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答案：正常人的球囊离镫骨足板很近，容易碰到植入的人工镫骨，从而发生眩晕等症状。但是他也发现，在内耳前庭椭圆囊与球囊之间，存在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隐窝，但目前的人工镫骨上并未考虑到这个结构特点。他想：如果能在人工镫骨上也切出一个与之匹配的楔角，并确定植入内耳的深度定能改善患者的眩晕症状。
不出所料，人工镫骨植入手术经过他这么一改进，患者几乎再没有眩晕反应。并且，经王正敏手术植入人工镫骨的 500余例耳硬化病人，没有一例出现突聋、面瘫等并发症，听力提高成功率高达 99.2%。经查国外文献，国外同类手术的突聋并发症是每 200至 300人常会出现一例。
这一创举，在我国镫骨外科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王正敏却十分谦虚地说道：“小改小革，无足挂齿。”
神经性耳聋是一个世界医学难题。神经的不可再生性，使得耳聋病人似乎要永远生活在无声世界里，忍受着与世隔绝般的孤独、无助……虽然国际上已经研制出人工耳蜗可以恢复患者的听力，可它价格昂贵，每个人工耳蜗要价 20万元左右。这对于中国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每当有父母带着聋哑孩子慕名找到王正敏，而又因支付不起费用而黯然离开时，王正敏心中难受极了。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研制国内的人工耳蜗。那一年，他已经快 50岁了。
在苏黎世大学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专攻人工耳蜗的听力学专家。当时的水平还只是单道人工耳蜗，制作技术较简单，主要是体内外两个线圈附带一组语音电声装置和两条带电极的导线。当时，王正敏心里就想过：这样的人工耳蜗，我们自己也能做出来。回国后他就与技术人员合作，制成单道人工耳蜗，于 1984年首例植入人体成功。但是，单道人工耳蜗能听声，难以辨声，达不到交流言语的水平。
1985年，他到澳大利亚访问，看到墨尔本大学 Clark教授已经开始研制多道人工耳蜗，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把声音信息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以后进行位置编码，植入病人体内能够辨清语言，这俨然已经迈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
王正敏深受启发，归国后立即着手多道人工耳蜗的研究。此时的他，虽然精通医学，可对于微电子芯片和 IT技术等，全然是个门外汉。但他并不畏怯，也没有迷茫，相反，小时心中对数理化的那份热爱，给他无限的热情与动力。于是，他白天看病、做手术，晚上戴起老花眼镜，捧上有关电子技术的书籍阅读起来。这样连续好多年，研究人工耳蜗是他双休日的全部内容。他深夜读书的“秘密行径”被他家里的小外孙发现了，小外孙说：“我的爷爷是世界上最用功的爷爷。”
人工耳蜗是模拟人耳，将声音转化为电波，然后将其分析转化，传递给人的神经系统。它不是简单地放大声音。所以，研究人造耳蜗除了要有耳科知识外，还需要懂得大量物理和半导体芯片技术。当时，国内微电子水平较低，芯片的制作成为瓶颈。于是，他主动找到信息工程科技人员合作。先是做基础方面的研究，诸如动物实验、电路设计、数字化研究。仅芯片技术一项就修改了 20多次。从此，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人工耳蜗，如一声春雷，打破万千耳朵的沉默。现在国产的人工耳蜗已通过临床验证，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产品注册证书。其价格低于进口耳蜗，治疗效果显著，这无疑是千万耳聋病人最大的福音。苦战 8年，他带领研究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数字化可编程人工耳蜗。该项目获得 2010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但王正敏却未因此而止步。在他眼里，人工耳蜗再好也只是“假耳蜗”，他在追求着更高的目标—天然耳蜗。如今，他正引领着一群斗志昂扬的年轻精英们，致力于研究干细胞与基因诊疗领域。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已经率先发现耳蜗内存在数量稀少的多功能干细胞，它们可在体外被诱发成听觉细胞，这为听觉器官的再生带来希望。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其求索的脚步永不停息。
他重视中青年医师的培养。在学生中有获“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及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杰出人才项目负责人等。他多年培植的学科获2010年教育部创新团队称号和 2012年市临床医学中心“十大重中之重”。
从医半个多世纪，王正敏以他的杰出成就，荣获了许多科技奖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省部级 14项。所有的荣誉背后，都有数不尽的困难和艰辛。而他却笑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作为医生，就应该把心思放在攻克医学难题、多为病人谋健康上。医生、医生，以医为生，钻研医术是一名医生的终身使命。”
在科研上大放异彩的王正敏，对临床工作也是极为重视。他坚持：“临床要仔细，不允许有浪漫主义。”所以他从医一生极少有医疗差错。
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依然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看门诊、查房、做手术。王正敏的学生和同事们都知道他的工作习惯：每逢查房和手术，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拒绝一切外界干扰。
“用心看病，就要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真心实意给病人以实惠”。他总是认为病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王正敏常说，个人再大的事，也大不过治病救人。
有一次，王正敏下楼梯时，不慎扭了脚，脚背立即肿了起来。同事们劝他快去拍片检查，看是否骨折。但王正敏断然地说，一会儿还要给住院病人手术，等做完手术再去治伤。而这一等就意味着在手术台边站上四五个小时。王正敏说：“如果不抓紧时间手术，那些病人不仅要忍受多一天病痛，还要多住一天病房，多花一天钱。”
又如做一台颅底手术，平均需要五至八个小时。病人颅底肿瘤摘除后，还要借其他部位的神经以修补颅底神经。王正敏清楚这样的手术可以分两三次进行，分开做。这不仅能多收费用，手术时间也能缩短，但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创伤和痛苦。为了病人的利益，王正敏总是坚持做“一步到位”的事，一口气把手术做完，有时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
虽然现在的检查设备先进，但是王正敏认为，再先进的机器也离不开医者一颗温暖的心，用心看病的医生绝不会像机器一样冷冰冰的。王正敏在耳科诊治方面声名远扬，慕名而来的病人特别多。不过他每次看完一个病人，都会补充一句“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知道病人没有疑问时，他才叫下一位病人。也因此，他成了坐门诊最“慢”的一个。从早上 8点开始接诊，到所有排队的病人全部诊完，他才吃午饭。而这顿午饭常常一拖再拖，有时到下午两三点，有时甚至拖成了晚餐。王正敏说：“病人相信我，才排那么久的队，一些病人为了能挂上号，前天晚上就来排队了。有些病人千里迢迢从外地赶过来，我不忍心让他们等，也不忍心几分钟就把他们打发走。”
在临床工作、在手术台上，王正敏是个完美主义者。在临床，他声誉卓著，例如 2010年有日本东京虎门医院专家专程来观摩求教他的耳硬化激光显微手术，2011年他为以色列病人成功做耳硬化手术后，半年后病人又专程前来要求做另一耳手术，提高了我国医学的国际影响力。
即便现在已是 70多岁的王正敏，仍坚守在手术台上。有一个耳硬化姑娘曾被好些医生误诊：“您的耳聋是神经性的，无药可治了”。但王正敏给出了正确诊断，说‘有办法，那就是植入人工镫骨’。王正敏为姑娘顺利完成了手术，第二天，护士却来找王正敏：“王教授，你快去看看那姑娘！”王正敏赶到病房，只见姑娘坐在那里哭。王正敏一问，才知道她因为又能听到久违的声音，喜极而泣了……王正敏说：“成功或失败，对病人都只有 100%，我不允许自己只用一个统计数据来衡量手术的成功率。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一个病人的生命，不过是他所救的无数生命之一，但对病人来说，却意味着全部。”
王正敏不仅作为一名医生为病人用心看病，也极力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替他们排忧解难。几年前，一个患了耳聋的 4岁儿童因家境贫困，无法手术。王正敏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呼吁：孩子一旦错过植入人工耳蜗的最佳年龄，将事倍功半，希望社会伸出援手帮帮他。在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小病人顺利完成了人工耳蜗植入术。手术结束后，孩子的奶奶看着将从无声世界进入有声世界的小孙儿，激动得泪流满面。
回国至今，王正敏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台手术，治好了多少位病人，得到过多少病人家属的称赞和感谢，他只是一直铭记着当初跨进上医时的初衷：投身到祖国的医学事业中，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他永远没有忘记上医“正谊明道”的校训。在如今整个社会浮躁的潮流里，他依然保持着当初学医的热情与对医学的单纯，“正直，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简单而朴实的做人道理，让年轻后辈们，深深地感动而又无限的敬畏。
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学习、钻研，也许大家都会归结于个人喜欢，兴趣所在。但王正敏有自己的看法。他谈到“Interest”（一般翻译成“兴趣”）。他认为联系科学的“interest”不应翻译成兴趣，更应该译成“关注”。如果大家搞科研只是兴趣，就像对卡拉 OK也有兴趣一样，贬低了科学。并且真正做科研的人，多少人真的是个人兴趣？更多的是大家对科学的“关注”，并为之付出艰辛的劳动，更有为科学真理奋斗而献出生命！这绝不是能用“兴趣”两个字可概括的。正因为王正敏的心里时时刻刻都关注着耳科学的进步，关注耳聋病人的痛苦，所以他不舍昼夜地把精力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去。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在什么位置，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曾想做大外科的王正敏说：现在回想，其实其他科没有什么特别，现在从事的耳科学也挺好。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巨大定力，王正敏从不挑挑拣拣，没有一丝埋怨。给他一把手术刀，他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对于自己的学生，他一再告诫：“任何机会来临的时候，不要太挑剔。有什么机会，要随‘机’而安。有更好的机会，不妨再选择。做一件事情，要像一件事情，获得别人的好评。做人，最重要的是正直和善良，要拒绝一切不良的东西。”
王正敏院士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这一信条。
巍巍之上医魂，真真之上医人，笃笃之上医情。
有他，上医为之欣慰、骄傲；
有他，花开的声音如此悠扬……
（采写：李发红李邦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