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这曲子愚蠢，是因为你还太小。”他自负地回答，“以后你会懂得，这些曲子其实挺优美哩。”
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出流行歌剧中一首备受赞扬的曲子……一切让我蔑视。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一种如此支离破碎的教育，居然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成功。翌年冬天，母亲带我去南方。这个决定可能是深思熟虑、反复商量后做出的。母亲做事总是三思而行。她是对我孱弱的体质感到担忧，抑或是在夏尔·纪德婶婶的斥责下做出的让步？夏尔婶婶对于凡是她认为可取的事情，都是固执己见，寸步不让。这些我都不得而知。长辈们行事的理由，都叫你摸不透。
那时，夏尔·纪德夫妇居住在卡斯特诺卡斯特诺（Castelnau，1851—1944），法国将军。公馆的三层和顶层。这座公馆位于蒙彼利埃沙勒·雷外克街死胡同尽头。卡斯特诺自己家住二层和底层。底层宽敞得多，还有一个花园，我们可以随便进去。据我的记忆，花园本身只是一片碧绿的栎树和月桂树，但它的位置很妙。这个花园呈角坛状，高踞于一块平坦的高地之上，俯视着这块高地的尽头和市郊，举目眺望，可以看见远处的圣狼崖。叔叔经常伫立窗前，极目远眺。
母亲和我不住夏尔·纪德夫妇家，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他们家没有供我们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带了玛丽，或许也因为母亲正在服丧期间，希望清静。我们先下榻于奈韦旅店，然后在相邻的小区找到一套带家具的房子，准备过冬。
母亲看中的这套房子，位于起始于大广场的一条呈坡度的街上，这条街紧贴一片平坦的空地，所以只有一边有房屋。沿着这条街往下走，离大广场越远，就越暗越脏。我们的房子位于中段。
这套房子又小又简陋，好寒碜。母亲的卧室和既当餐厅又当客厅的房间，窗户都临空地，望出去就是挡空地土墙。我的卧室和玛丽的卧室，窗外是一个没有草地的小花园，其实只称得上院子，里面只有两丛没有叶子的灌木，女主人每周都把洗衣水泼在上面。一堵矮墙将小花园和旁边一个小院子隔开；其他窗户都是朝那个小院子的。小院子里有人叫喊，有人唱歌，有油味，有晾晒的襁褓，有人抖动地毯，有人倒夜壶，有孩子们吵吵嚷嚷，有小鸟在笼子里引吭长鸣。经常看见不少饥饿的猫从这院蹿到那院，房东的儿子和他那帮十七八岁、调皮捣蛋的狐朋狗友，星期天闲得无聊，捡了碎瓷片追打那些饿猫。每隔两天或三天，我们去夏尔·纪德夫妇家吃晚饭。他们家的饭菜美味可口，与平时餐馆老板给我们送来的糟糕饭菜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的住处的寒酸使我觉得，父亲的去世已使我们破产。但这方面我不敢问母亲。住所不管多么凄凉，对于一个放学归来的孩子总不啻是天堂。
我怀疑那所中学自拉伯雷拉伯雷（Rabelais，1483—1553），法国作家，《巨人传》的作者。时代以来，是否有很大改变。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挂书包，因此书包就当坐垫用，也给紧挨的上面那个同学当脚垫用，因为我们都坐在阶梯上，就在膝盖上写作业。
班上和整个学校分成两个派别，即天主教派和新教派。我进阿尔萨斯学校读书时，才知道我是新教徒。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一些同学围住我问道：
“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的追随者？”
我一下子愣住了，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这种怪话，因为父母小心翼翼地不让我知道，所有法国人信仰不一定相同；在鲁昂的时候，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我看不到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我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对人殷勤的同学主动向我解释说：
“天主教徒就是信奉圣母的人。”
听到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大声回答，那么我一定是新教徒。我们之中没有犹太人，真是奇迹。一直还没说话的一个矮小瘦弱的同学突然嚷道：
“我父亲是无神论者！”他说这话的口气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使其他人茫然不知所对。
我记住了这个名词，回家问母亲：
“无神论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愚蠢的坏蛋。”
我很不满意，又进一步问她，催她告诉我。妈妈终于不耐烦了，断然打断我的再三恳求，像通常那样甩出一句：
“这个你现在没有必要明白。”或者，“这个你以后会明白的。”（这类回答妈妈有很多可以选择，但都让我生气。）
才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操心这类事情，岂不令人吃惊？不，这仅仅是法国人一种天赋的需要，即需要表明态度，需要参加一党一派，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这样，整个法国社会自上而下都这样。
不久之后，我与廖内尔·德·R和堂兄奥克塔夫·儒安·朗贝尔一块去林子里漫步。我们乘坐的是表哥父母的车子。在车子里我被他们两个痛骂了一顿，因为他们问我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我答道：
“当然是共和派！”因为我还是稀里糊涂，以为我们既然是共和制，每个人自然只能是共和派。廖内尔和奥克塔夫向我猛扑过来。回到家里，我立刻天真地问母亲：
“难道我不该这么回答吗？”
“孩子，”妈妈想了想答道，“以后人家问你是什么派，你就回答拥护彻底的宪政代表制。记住了吗？”
她让我重复一遍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可是，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是啊，孩子，这回答妙就妙在这里。别人听了和你一样莫名其妙，他们就会让你安静了。”
在蒙彼利埃，教派问题并不怎么重要。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把子女都送进了修会，所以在中学里几乎只剩下一群平民，他们与彼此都是表亲的新教徒比相当令人讨厌，对我们明显地都抱着仇视的感情。
我说“我们”，因为我很快就与教友们结为一体了，他们都是与我叔叔婶婶过往的那些人的子女，我曾被介绍给他们的父母。其中有韦斯法尔夫妇、雷纳尔夫妇、卡斯特诺夫妇、巴兹尔夫妇，等等。他们彼此都是亲戚，都殷勤好客。并非所有教友都与我在一个班，但放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走到一块。与我交往最多的是雷纳尔夫妇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天性开朗坦率的人，有点爱捉弄人，但绝对诚实。尽管如此，我与他们相处却感受不到太大的乐趣。不知道他们言谈中有什么讲究实际的因素，他们举止中有什么机智伶俐的因素，在他们面前我总羞涩地自我封闭起来。此时我的羞涩比过去严重多了，我变得郁郁寡欢，完全是出于无可奈何，才与同学们交往。同学们做游戏吵吵闹闹，我做游戏安安静静；我觉得自己温和，而他们表现得好斗。放学时他们不满足于打打闹闹，还一个劲地议论大炮、火药和“炸子”。幸好“炸子”这玩意儿，是我们在巴黎未曾见过的一项发明。一点雷汞，一点细砾石或沙子，用卷发纸一包，扔到人行道上一个行人的两腿之间，就会蓦地爆炸。雷纳尔两个儿子给的头几枚炸子，我一回到简陋的寓所，就赶紧放在脸盆里浸湿。他们的全部零花钱，都买了火药，把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小铜炮或小钢炮填得满满的。这种东西的确让我魂飞魄散。这些爆炸物令我恼怒和厌恶。我真不明白，玩这类东西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他们组织对铅制玩具兵进行纵列连续射击。我也有铅制玩具兵，我也拿这些玩具玩，不过是将它们熔化掉。让玩具兵笔挺地立在一把铁铲上，伸进火里加热。你会看到它们突然从脚跟开始摇晃起来，扑倒在铲子上，不一会儿，从它们褪色的军服里逃逸出一道闪光，一个滚烫、赤条条的灵魂……下面再谈谈蒙彼利埃中学吧。
阿尔萨斯学校的教学方法，较之于一般公立中学有所改进。这些改进显然是明智的，但对我而言，却变成了不利的因素。例如，在那里教学生大体像样地背诵诗歌，这就诱发了我天生的兴趣。而在公立中学（至少在蒙彼利埃中学），习惯于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不加区别地背诵诗歌或散文，背得越快越好，使课文不仅失去了全部吸引力，甚至失去了一切意义，变得空洞无物，让你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学习这样的课文。再也无所谓丑陋，亦无所谓怪诞。你把课文背得烂熟也白搭，反正你稀里糊涂。轮到我背诵时（我竭力回忆当时背的什么东西），尽管有着像其他人一样背诵的良好愿望，我还是立刻感到无法屈从于他们那种背诵方式。他们那种方式太令我反感了。我便像在阿尔萨斯学校那样背诵起来。
背了第一行，就全班目瞪口呆，是真正的丑闻所引起的目瞪口呆。继之是哄堂大笑，从阶梯的一头到另一头，整个阶梯教室从上到下，全班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一个同学不笑，因为课堂上经常允许笑的。大家甚至停止了相互讥讽。这大笑不可抗拒，连纳多先生也禁不住笑起来了，至少是露出了微笑。这微笑使得大笑更肆无忌惮，更不可遏制。老师的微笑是对我明确无误的宣判。不知哪里来的那股顽强劲头，我居然把课文背完了。感谢上帝，这篇课文我理解透彻。这时，出乎我的意料而使全班同学惊愕不已的是，只听见纳多先生平静甚至庄严的声音，在大笑终于平静下来时喊道：
“纪德，十分（这是最高分数）！这使你们觉得好笑是吗？那么，请听我忠告你们，先生们，你们大家都应该这样背诵。”
我不知所措。这个表扬把我推到了所有同学的对立面，其后果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全班同学都不再理我。突然的受宠，在同学们中肯定得不到谅解。纳多先生如果是想让我难堪，不大可能这样做。同学们都觉得我装腔作势，觉得我的背诵滑稽可笑，不是已经够了吗？使我彻底声誉扫地的，是同学们了解到纳多先生个别给我上课。而我跟纳多先生个别上课的原因是：
阿尔萨斯学校有一项改革是拉丁文教学方面的。该校仅仅在六年级才开始教拉丁文，认为从六年级到中学毕业会考，它的学生拉丁文完全赶得上公立中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学生从九年级开始，就结结巴巴背诵rosa、rosae拉丁文，意为玫瑰。之类。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起步晚，但同时达到同样的水平。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错。可是我是半路插进来起跑，处于不利地位。尽管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教，我永远休想赶上那些已开始翻译维吉尔的同学。我陷入了可怕的绝望。
那次背诵愚蠢的成功和所落下的装腔作势的名声，激发了同学们对我的敌视。当初与我亲近的同学都弃我而去，其他同学见我失去了支持，就放肆起来。我遭到嘲笑、痛打和围攻，一跨出校门就受到折磨。不过折磨不是立即开始，那些当初是我的伙伴的同学，毕竟不能容忍人家在他们眼皮底下侮辱我。折磨总开始于街道的头一个拐角处。每天我总是胆战心惊地等待课程结束，一出教室门就悄悄地猛跑。幸好我家离学校不远。可是，他们还是埋伏在我经过的路上。我担心遭到伏击，便绕一个大弯。他们明白了，便不再埋伏，而开始追逐。这几乎称得上一场好玩的游戏。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对我这个可怜的猎物的憎恨，胜过他们对游戏的爱好。尤其有一个家伙，是一位包工头或马戏场经理的儿子，名叫洛佩兹、托佩兹或戈麦兹什么的，体形像田径运动员一样粗壮，年龄比我们之中任何人都大，以成绩在班上名列倒数第一而盛气凌人。他那凶恶的目光，那紧贴在前额上垂得很低、被发蜡抹得油光发亮的头发，还有他那血红色的领结，现在仍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他指挥着那帮人，真想要我的命。有时我回到家时是一副非常可怜的样子，衣服被撕破，浑身泥巴，鼻子流血，上下牙直打架，人显得惊恐不安。可怜的母亲难过极了。后来我患了重病，才结束了这种折磨。家里请来医生，诊断我患了天花。得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