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微言大义的至圣先师
——张岱年如此看孔子（前551—前479）
1948-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后，他运走了一大批黄金及文物古董，据说还特意运走了三个人。 而那三个像“传国玉玺”一样重要的人中，有个叫孔德成的，当时他还是一个28岁出头的年轻人。就是这位尚未而立的青年，因其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孙，承袭着两千余年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
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中,历代帝王将相轮番更替，世界第一贵族世家的孔子家族的地位却日益升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子弟，被一再追封加谥，由“褒成宣尼公”到“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一直到“大成至圣先师”。 其地位之尊贵，其思想传承之久远，综观中国历史，无有出其右者。
细观历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待孔子，汉族政权虽然表现的毕恭毕敬，而少数民族政权对孔子的褒奖程度，甚至超过了汉族政权，元朝时候，皇帝觉得宋朝对孔子的封号还不够气派，便改称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到清顺治时期，孔子更被被冠以“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称号;因为他们知道，孔子对当时的汉族来讲，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的偶像，对孔子的尊重，就是对汉民族精神的尊重，也是对汉族的尊重。
孔子的思想为中华民族确立了道德规范的基础，也确立了以道德的秩序来实现国家秩序的基本政治路线。张岱年先生说“儒家学说中确实具有一些微言大义，‘微言’即微妙之言，‘大义’即基本含义。微言大义即比较具有深奥精湛的思想，亦就是儒学的深层义蕴。”
孔子的思想的基础是以道德作为政治。一个没有思想上统一的国家不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国家的信仰。西方维护统一的法宝是对法律和对上帝的尊敬，而中国是依靠道德的尊敬，这种尊敬靠对孔子以及其学说的崇拜来实现的。
孔子的微言大义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近两千年的政治，而其言论中体现的道德思想和人格理想，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品格更更深刻的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孔子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孔子６３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历尽艰辛，但仍没有得到诸侯的任用，可是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
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是后人又往往曲解活故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在义利的关系上，孔子却是是重义轻利，但孔子却并不绝对的反对利。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据《史记》记载，老子就曾经告诫孔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从养生的角度出发，对孔子提出的善意的批评，是说他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不利于自己的生存。
孔子所提倡的“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道德准则更是被认为是伦理上的黄金法则。”、“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总结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通过他的这段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而他的这一总结也成为中国人人生自励的目标。
孔子性格中也有冲动的一面。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是孟子的话，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也就是说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可见，即便圣人，也不是完人。
孔子的思想以及其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然不失其积极意义。张岱年先生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
中国的传统思想曾经使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备受欺凌，时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屈辱已经成为过去，在硝烟散尽的今天，我们要冷静。我们不要忘记中环民族在近代所经受的屈辱，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孔子我们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我们也不要对儒家文化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两千年繁荣视而不见。
【名家巡礼】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作为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他桃李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