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是很难做的。因为议论文是以自己的意见为主体，来批评意见是非、学说正谬、事件能行与否的文字的。但意见的是非是不容易批评的。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孰是而孰非？”且人各有偏见，戴黄眼镜者见一切物皆黄，戴白眼镜者见一切物皆白，拿自己的意见来批判是非实在不容易。中国的老年人看见少年男女谈自由恋爱就摇头，但他们对于自己的嫖妓纳妾却以为“古已有之”，不足为奇了。所以是非的批判，以个人的偏见为标准，是很不可靠的。至于学说的正谬，更不是容易断定的事情。青年学生，看了一两本翻译的书籍，便高谈马克思、克鲁巴特金，信口月旦，实在可怕。马克思的学说是不容易懂的。西洋曾有人说四十岁以下的人不会懂得马克思。我们假如连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Das…Kapital）都没有读过，一开口便什么“马克思牛克思”地乱骂，以为一骂便可以将马克思的学说骂倒，那简直是笑话了。我们要反对一种学说，应该先对于这一种学说有深切的研究。没有做过白话文的人，不配反对白话文；没有研究过《资本论》的人，也不配高谈马克思或反对马克思。至于事件的应行与否，也不是简单的问题。青年人究竟是应该去革命呢？还是应该读书呢？读书应该多读呢？还是应该精读呢？胡适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我说：“为学应如绣花针，针头虽小能杀人。”究竟求学是“金字塔”一般才好呢？还是“绣花针”一般才好呢？天下的路是很多的。几个人叫左倾，于是许多人也跟着左倾了。几个人叫右倾，于是许多人也右倾了。忽左忽右，正不知死了多少冤枉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人。”事件之应行与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对于一切意见、学说、事件的批评，可以论理学为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武器是演绎法和归纳法。但是论理学只是一种工具。懂得论理学未必一定能够思想正确，正如有笔的人不一定就会写字，有刀的人不一定就会杀猪。科学上的真理不是弥儿耶芳斯一般人的论理发现的，是奈端、达尔文、安斯坦（编者按：爱因斯坦）一般人实地研究出来的。单记得一些三段论法的规则，知道一些归纳法的步骤，仍旧不能叫人做得出思想正确的议论文。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议论文呢？我们且先谈议论文的准备。
一议论文的准备
我是反对胡乱出题目使学生做议论文的。议论文就是不能不做，也应该少做。做议论文的准备是：
多看科学常识的书籍。
我以为中学生应该多看科学常识的书，然后发议论。
第一，中学生应多看一些生物学常识的书。如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赫胥黎的《天演论》，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及《进化与人生》之类，懂得人和生物界的变迁和趋势。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生物是竞争着生存的，自然界的人类也是生物的一种，便不致相信鬼、神、扶乩、看相、算命、轮回、长生不老等之邪说了。生物学的常识在中国十分重要。能看英文书的人，如赫胥黎的《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及其他关于进化论的书均可看。
第二，中学生应该多看社会学、政治学常识的书。压迫青年不许知道政治，是很荒谬的行为。希腊的哲人说：“人类者，政治的动物也。”中国青年对于政治智识很缺乏。青年应该多懂得一些政治常识，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西洋政治思想小史》之类均可看。看政治书不是为了做官，因为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政治是人人要受它的影响的。要中国青年多数能注意政治，懂得政治，中国政治前途才有澄清的希望。关于社会学的书籍，近来颇流行。但我们应该知道社会学派别很多，单记得一些口号、公例是不行的。社会组织、经济变迁、人类文化道德的发展，均应该注意。如许楚生译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严几道译的《群学肄言》，黄凌霜译的《当代社会学说》，以及许多文化史、社会思想史、唯物史观、辩证法的书均可看。又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Porry原著）也可看。我们可知道思想自由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思想是压迫不住的。
第三，物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的书也可以多看。但这一类的书，学文学的学生，最不注意的。在中国，关于这一类常识的很好的参考书，尚不多见！许多学校的薄薄的几页课本，引不起学生的注意，是应该的。汤姆生的《科学大纲》（Outline…of…Science）有商务译本，可参看。最近斯罗生（Slosson）编的《科学改造世界》（Science…Remaking…the…World）也有译本了（商务出版），也可看。现代外国科学界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明以来，奈端的地心吸力说也几乎要被打倒了，从前人只知道有原子，现在我们知道原子外还有电子，电子比原子更小；从前人说原子有七十二种，现在已经有九十多种了。中国有两种科学杂志，但很少人看，中国人的不注意科学常识是可叹的。商务有一本翻译的《物理学精义》，虽然篇幅较多，说理极明，很可看。心理学可看郭任远《人类的行为》，及瓦逊（Watson）的《行为学讲义》（有谢循初译本）。喜欢弗罗特（Freud）（编者按：即弗洛伊德）的人，可看北新出版的《疯狂心理》，及《心理分析》（商务出版）。心理分析的书，中国出版的还不多，有一本翻译的《析心术五讲》，稿子我已见过，将来出版，是可看的。关于天文学、地质学，中文出版的好书不多，我们希望将来有研究的科学家，能编出一些好书给我们看。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无聊的话呢？科学常识的重要，谁不知道！但我是教过中学生的，中学生的议论文我是看见过的。中国的中学生总喜欢在论文中杂引一些老庄或佛学的书（老庄的势力，在中学生中，比孔丘大得多。许多人虽不肯仔细看《老子》《庄子》，但几乎多数是老庄的私淑信徒，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说），以自文其浮浅。老实说，《老子》《庄子》的文词是好的，但多半是玩话或玄妙话，看了不易懂，懂了也无用。如其看《老子》《庄子》，不如看达尔文或赫胥黎的著作！如其到唯识论中去研究心理学，不如看郭任远或瓦逊的行为心理学或弗罗特的心理分析学！
多看科学常识书籍，是做议论文准备的底子。论理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只是一种使思想正确的工具。但没有科学常识做底子，这些工具也没有用处的。
二议论文的写法
议论文应该怎样写法呢？
本来文章的写法是不能说的。一切的文章，都是表现（Expression），正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司（Benedetto Croce）所说：“表现能力，为一切美术的标准。”林语堂先生说得好：
这个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属于纪律范围桎梏性害的东西，毁弃无遗，处处应用起来，都发生莫大影响，与传统思想相冲突。其在文学，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骗人的老调；其在修辞，可以整个否认其存在；其在诗文，可以危及诗律体裁的束缚；其在伦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个否认其“伦理的”意义。因为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的能力而定。凡能表现作者意义的都是“好”是“善”，反是就都是“坏”是“恶”。去表现成功，无所谓“美”，去表现失败，无所谓“丑”。即使哑聋，能以其神情达意，也自成为一种表现，也自成为一种美学的动作。
（《旧文法之推翻与新文法之建造》，《中学生》第八号）
林先生是中国第一个提倡克氏学说的人。他曾根据克氏的学说，及Otto…Jespersen的Philosophy…of…Grammar及Ferdinand…Brunot的La…Pensce…et…La…Langue…et…La…vie
两书中的主张，写了一册《开明英文文法》…（上卷已出），诚为中国英文法中之破天荒杰作（Epoch making）。林先生的书，如他的广告所说：
旧来文法，专注重繁琐的界说规则，致学者头脑昏胀无裨实用。因此新派语言学家，创造文法新论，完全以说者的意境为立场，来研究其表示那意境的文法构造。于是文法上起一大革命，把从前连篇累牍的规则诫条，都变成助长学者发挥己意的系统练习。
“繁琐的界说规则”都该打倒，所以我们这些说文章要怎样做怎样写的人，本来都是笨瓜干傻事。但我以为林先生的主张是不该误会的，那些头脑昏钝、文章不通的人，正不能借为护符。表现固应该自由，但普遍的通则有时也不能否认。“做戏无法，出个菩萨。”议论文该怎样写呢？我且请出三个菩萨来：
（1）重论点。
（2）明因果。
（3）重证据。
我们应该怎样重论点呢？
什么是“论点”？论点就是一篇论文的中心思想。议论文的目的，是作者发表一种意见，一种主张，一种判断。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者应该明白地表示出来。这中心思想就是论理学上的结论（Conclusion）。我们研究论理学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所发表的结论正确。
结论最怕是含混（Obscure）。譬如我们做一篇“论普罗文学”的文章，或是赞成，或是反对，我们就应该明白表示出来。又如我们做一篇“论语体文的欧化”的文章，我们是赞成欧化的句子呢，还是赞成老百姓口中的天然的句子呢？我们也应该明白说出来。我们不能在一篇文章中主张自由恋爱，又赞成旧式家长代定婚姻。我们不能在一篇文章中赞成民主主义（Democracy），又赞成开明专制。
耶稣说得好：“你不能同时信奉上帝，又信奉财神。”一篇文章中应该有一特别的论点，明确说出来，不能既赞成甲，又赞成乙。笼统、含混、折衷，是中国思想界不进步的原因。新青年做论文不该再犯此病。这是我所说的重论点。
什么叫作明因果呢？
什么是“因果”？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不是无故发生的。每一事的发生，必有发生的原因。同一条件下面的同一原因，无论在何时何处，必生同一结果。例如“水受热化为汽，受冷化为冰”，这是自然的因果。“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久病之后，身体必弱”这是人事的因果。善于做议论文的人，应该在文章中把论点因果说明。例如主张“无政府主义”，应该把为什么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原因说明；主张“好政府主义”，也应该把主张“好政府主义”的原因说明。主张“白话文”，也应该把主张“白话文”的原因说明；赞成“古文”，也应该把赞成“古文”的原因说明。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当废》，乃说“我识其理，而不能道其所以然”，这便是不明因果。这样的文章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什么叫作重证据呢？
什么是“证据”？近代科学方法最大条件，就是“拿证据来”。你说天上有上帝，他便请你拿上帝来。你说空中有神，他便请你拿神来。你说地下有鬼，他便请你拿鬼来。于是一拿证据，上帝神鬼，都站不住了。
这是科学方法最大的效用。中国思想界，本来好弄玄虚。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玄虚的底子并未打破。譬如几年前有人说“革命要革得虚空破碎，大地平沉”。许多少年都佩服这句大话。其实这正是疯话。试问“虚空”如何革得“破碎”？“大地”如何革得“平沉”？一问他要证据，这些疯话便无从开口了。实在的证据是要通过我们的感觉的。那些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都不能拿来做证据。正如中国古人说月亮当中住了一个兔子，拿着小锤在捣药。这完全是想象的神话，不能拿来做证据。那意大利人葛利赖（Galileo）于一六零九年造了望远镜，用这镜子发现太阳的黑点，月亮上的山谷。知道月亮是一个死了的地球，那里是没有动物的。这便是有证据的话，不是胡说了。又如中国医生说“心能生火，肝能生血。”这也是想象的话。哈维（Harvey）解剖了许多活动物，用活动物来做实验，观察心的跳动和血液的流行，成就一册《血液循环论》。那便是有证据的话，不是胡说了。我们要学生在议论文中不说空虚的话，要他们拿事实作证据，拿证据来证明论文中的结论或假设（这是归纳法的第四步），最好是多看科学的书籍，多观察、多试验，因为除了科学本身，是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的。不懂得近代的科学，便不能应用科学方法。普通的世俗的证据是不大可靠的，只有用科学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所得的证据比较可靠。
这就是我所说的重证据。
（选自《作文讲话》，北新书局，1930年）
论辩之文（梁启超）
论辩之文，是自己对于某种事件发表主张，或修正他人的主张，希望别人从我（论辩文的效果是要能得人赞同）。凡分五种：
1．说喻
2．倡导
3．考证
4．批评
5．对辩
说喻之文
说喻之文是对于特定的一个人，或一部分的人，发表自己意思，劝他服从某道理，或做某件事。
如政府说喻百姓（命令告示），百姓上书政府请愿，学校中先生令一群学生应明晓某种道理，或对于特定一人或一班学生令其做某件事，以及朋友往来函札互相规劝或讨论学说之类，都是此类文字。
倡导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