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3企业行为的制度原因
（1）制度作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
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对怎么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莫衷一是。多数理论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技术引致制度创新。但制度环境对技术进步的产生和运用有重要的影响。M．Sykuta（1999）等[128]以肯尼亚农业为案例对制度环境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和扩展。一项技术创新能否成功，主要依赖于使用者的组织结构和当地的制度环境，而与技术本身的性质或生产资源关系不大。
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技术和知识状态下，企业根据其生产边界-对应于各种投入量所达到的最大产出量来确定其生产可能性曲线。这个生产边界就是企业的生产函数。设生产函数为（1）式（1）所表示的生产函数的基本含义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任何一组特定投入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其中Q代表产量，L代表劳动，K代表资本，T代表技术水平。厂商生产某种产品的产量取决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技术水平。对生产函数的重新定义是为了认识产业与产权和契约权利结构的依赖性，这一扩展的分析框架被用来讨论一系列围绕着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作用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从“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体制，共同参与决策和产业民主运动，到合作性和专业性合伙制，以及资本主义公司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企业只不过是在个人之间凭靠各种复杂契约形式。各种投入（劳动者、原材料、资本等）的供应者与产品的消费者，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一系列表明在企业组织的活动中每个参加者的权利和义务的契约。而且，投入品就是“供应”这一观念的本身已经意味着在资源中存在一种“权利”体系。由于这一套契约规定了由企业组织而引起的报酬和成本安排，在决定参加者行为并以此决定作为统一整体的组织行为时，这些契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特别是对企业而言，权利和契约的性质会对产业发生影响，这也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函数决定于权利的规定和契约缔结的法律或博弈规则。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下，企业可达到的最大产出就不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可能，企业生产函数取决于企业赖以经营的契约缔结和产权体系。对某一物品的效用依赖于对投入物品的使用，而且这种使用依赖于权力结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继三大传统支柱要素的第四大支柱，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制度从此由外生变量转变成内生变量。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拓展了索洛模型，更加贴近实际。但制度变量并没有内生化在生产函数中。我们把新的企业生产函数重新表述为[129]
（2）式（2）是式（1）的扩展。
P是一个描绘与生产有关的知识和物质技术状况的向量；e是一个广义化指数，用来描述一系列的“组织形式”的选择，或者是一定的e条件下企业可选用的内部博弈规则；是描述企业赖以生存的契约和产权体系的有关方面的一个特征向量或参数向量。F代表生产函数族，它的成员根据权利体系的特征值e而有所不同，所以式（2）代表了这个函数族的某一特定成员。排除不确定性，式（2）就代表了企业实际产出可能线的边界，该企业在e描述的权利体制中，采用了表示的适用技术，选择一种组织结构，并使用劳动L、资本K，技术T等投入品。权利结构P作为外生变量，表示企业赖以生存的政治、社会和法律体系。它概括了外部博弈规则，包括自愿契约的类型和由国家力量惯于强迫实行的组织形式。这种外生的权利结构变量e也界定了一系列潜在的、适用于企业的组织结构P。组织结构或界定由各种要素的内部博弈规则的特征值包括合伙或合作形式、成本部门化或利润中心、分散决策程度、是拥有还是租赁设备、补偿计划（包括利润分享和激励机制）的性质、工会组织、就业条件、与供给者和消费者有关的契约的性质等这样一些参数。权利结构e和组织结构P，在激励自我利益和个人最大化以达到实际上可能的产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生产函数依赖于组织和权利结构。
（2）制度的差异决定企业行为的不同
企业是由各种不同角色和职能的个人集合而成的组织机构，与一个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法律身份的连续实体。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自我经营、独立决策的经济主体，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缩影，剖析企业行为方式、研究企业行为动机以及行为制约条件是我们掌握经济主体行为规则和特点、理解经济制度运行的先决条件。与一个自然人行为不同的是，决定和制约企业行为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动力、利益、目标、决策、刺激、约束等；二是企业外部因素，即制度环境，主要是经营环境、市场条件、供求状况、政策法令以及法律制度等。根据如图3-5所示，企业行为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主体目标或动机，二是外部环境或市场结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企业行为特征的把握首先取决于对这两个前提因素的设定。现代经济学对企业行为分析的深化和细化很大程度上是对前提假设的再设定取得的。
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市场交易成本，进一步产生不同的绩效。由制度经济学学派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甚至将制度视作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与企业行为由于交易成本而发生关联。企业行为是企业作为利益主体（或潜在利益主体）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目标对外部环境或信号所做出的持续的、规范的决策或反应，成本收益原则是其基本的行为准则。其中，成本不仅包括企业的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企业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规范企业行为的一系列契约的形式、内容与执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有助于保证契约的履行。产权经济学一直强调制度对契约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并重视契约结构相对于交易成本的内生性。
制度对企业行为的这种引导作用在转型国家更容易被观测。[130]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转轨国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身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制度变迁对企业发展战略、投融资行为、经营决策、交易成本的影响。正处于经济转轨期间的中国企业常常出现“行为短期化”、“双重依赖”、“扩张冲动”、“投资饥渴”等非理性的行为，但原因可能并非是企业的非理性，而是制度的差异。这些行为恰恰是现有制度条件约束的反映。例如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意愿不强，其中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制度成熟法律保护不力，企业的科研成果容易被侵权。因为，企业行为是对制度的反应，按照成熟市场条件衡量的企业不理智行为有可能是转轨经济条件下企业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在公有产权制度下，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软预算约束”现象。
总之，制度作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并进而决定企业的绩效。稳定的制度（或制度结构）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相关利益的变化。制度变迁有时会引起所有相关主体利益的增加，这是一种帕累托式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时会引起各主体间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的主体对制度变迁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同样企业制度规则的变化也会引起企业内各个主体的利益的变化，不同主体会对此产生不同（也可能相同）的态度，各个主体的态度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效能。总之，制度创新在很多情况下会引起企业生产函数的变化。制度创新有两个层面，即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然而这两个层面往往产生摩擦和矛盾，改革往往是技术层面的超前和制度层面（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滞后，使改革中的利益博弈缺乏规则和制约机制。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说，企业管理制度的变化会导致管理费用的变化，企业交易的规范化、标准化会降低交易时的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只要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那么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成本的减少，企业的绩效得以改善。这就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好的财产权制度形成有序的制度环境。财产权制度的缺失会导致社会信用和企业家等资源的匮乏，增大企业治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绩效。另外，好的财产权制度促使企业建立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因为随着财产权制度演进到产权制度，企业的产权结构也因之变化。按照企业产权配置，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层次与组合，各种组合则形成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之所以形成这些不同的治理结构，其原因在于，每一种产权或控制权组合都包含相应的激励机制，由这些不同层次的激励机制的配合，就会形成相应的企业治理机制。不同的企业往往有不同的控制权配置结构，对于控制权的分配界定，通常关系到企业的实际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从手工工场制度到工厂制度，到股份公司制度，这一演变过程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企业制度的变化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企业规模（资本规模）的扩大和企业利润量（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的扩大。但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变化是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现代股份制度企业的出现是财产权社会化的集中体现。
（3）合理的企业治理是企业成长的根本保障
威廉姆森还将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作为交易的三种维度，它们不仅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还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交易，从而设置适当的治理结构，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就必须降低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外部性内部化，合理的制度安排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根本保障，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如产权制度，通过对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能够减少摩擦，提高效率。因此，企业内部与市场外部的制度效率影响着交易成本的高低。设计、实施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有利于对企业内外部的交易主体进行激励与约束，减少用在解决纠纷、冲突的成本，促进企业成长。
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因此产权制度是重要的。在所有的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实质上是产权关系的制度化，是划分、确定、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一系列规则。高效率的产权制度能够实现产权关系明晰，界定交易双方之间的权责利，减少不确定性；通过外部性内部化，对产权主体产生激励，进而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产权制度的完善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成长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说，现代企业形式大都实行股份制，存在大量的代理问题，因此有必要强调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法人治理结构及其配套措施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合理、完善、高效的治理结构将代理人的行为置于严格的约束框架下，减少代理成本。因此，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