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行为通常是指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通过对稀缺资源协调作用的判断性决策所表现出来的战略性和冒险性行为。企业家行为依存于企业家和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框架，由于财产权制度的差异，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家行为模式存在着明显差异。因为企业家行为模式就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方式，而对企业家行为的激励程度取决于企业家所有权安排。根据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企业家所有权是对非合约性权利的控制，其控制程度取决于企业家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重要程度。因此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权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它们是企业中权利“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在合约中对无法预见的事发生后谁有处置权的规定。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模型中，首先赋予企业家监督权以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同时企业家判断性决策行为的主观性和对企业家的水平难以观察和评价的特点，企业家的道德风险更大，赋予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企业家既可以成为生产监督者，又可以追求剩余收益最大化。古代中国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没有法律保护，当时先进的技术都不能由企业家的组织发展为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在转轨时期强调企业家剩余索取有重要意义，剩余索取权使企业家的地位得到维护。综合来说，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并将其投入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自然人，相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家是企业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而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的性质，包括创新、承担风险、协调企业内部资源、获取信息、做出正确决策等经营企业所需的能力，这些才能有别于企业内其他人力资本的性质。但是并不是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就会成为企业中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拥有这种才能但尚未将其投入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人称之为企业家资源。企业家资源只有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结合起来后，才成为企业家人力资本。
4.3.2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通过赋予企业家行为某种积极的伦理认可并确定企业家行为的规范使社会能够普遍认同和支持企业家行为。非理性的社会不能认同他们的行为和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企业家行为理性化的过程，它包括企业家行为动机的理性化（通过为企业家行为寻求积极的伦理认可来达到）和企业家行为手段的理性化（通过规范企业家行为甚至生活习惯来达到），这种理性化的最终结果是诞生现代企业家的职业观念。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最基本的是物质的生理的需要，再高级的是社交友爱等需求，最高级的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能力，是对潜在利润的敏感，是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时所做出的种种决策，企业家精神的激发需伴随一定的制度环境基础，因此不存在“使用”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商学院培养不出清晰可见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位或头衔，它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熊彼特[144]指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按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组合机制而言的。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独特作用，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把他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归根结底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化视角来思考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自发并不断发展的现象，对企业家精神进行论述也多是伴随对企业家的论述而展开。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意义至关重要，否则企业就不能够成为企业；企业家精神也说明了创新是全面的而不仅是技术上的。这样，创新精神也就成了企业家精神的第一关键要素。
企业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为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企业的经营对象、存在方式、经营理念、制度安排、经济行为及生产要素等进行创新调整和创新组合的过程和行为。创新是现代企业的本质特征。从理论上讲，市场与企业间存在竞争性替代关系，企业要存在，必须以比市场更高的效率组织各种资源，而这种更高的效率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实现。从现实来看，企业只有在持续创新中才能提高其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不仅仅包括直接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还包括工作中的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创新是整个组织所有成员的责任，所以制度的重要性凸显。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詹姆斯·施密兹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145]将企业家内生化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企业家数量与企业家活动的程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那些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企业家的目的是追逐利润。有的企业家从事创新和模仿等生产性活动，有的却从事诸如寻租之类的非生产性活动，这种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提供给这些活动的相对报酬。如果一个社会提供给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大于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那么生产性企业家比例就会大，反之则相反。在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原因是社会体制不利于生产性企业家的活动。寻租活动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转移到非生产性的活动中，降低了技术创新和模仿等生产性活动的相对报酬，导致非生产性活动盛行。庄子银[146]强调企业家关于知识模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鲍莫尔（Baul，1990）[147]提供了许多经济增长经历中模仿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尽管有直接的知识的生产，但模仿和运用这些知识不被鼓励，致使大量的重要发明，不能应用到经济发展中。相反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播到西方世界后被广泛地进行生产性模仿和应用，对西方世界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在现代社会，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过程实质是企业家对发达国家的创新和发明的有意识的模仿和应用过程。这正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80年代成功的理由。因此政府通过减少管制，提高市场化程度、建立公正有效的法律体系等制度安排，完善激励性经济和非经济手段，改变不同的企业家的相对报酬，为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进而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
4.3.3财产权制度对企业家的激励与约束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作为稀缺的资源，它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拥有的自然禀赋，这种自然禀赋可能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预见，也可能是永久潜藏的创业冲动，总之，与其他资源相比，它是一种更难以被发现和捕捉到的东西。不同的制度结构决定着不同的企业家行为的收益结构，因而企业家行为在实际应付不确定性的过程中表现不同的方式。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企业家效用函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企业家效用函数由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构成。货币因素表现为效用最大化，非货币因素表现为自我成就心理、社会责任感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家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非正式安排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类型的非货币因素，会使企业家以不同的行为方式达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因此，每一种特定的制度环境对应着一种最合适的企业家行为产生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权的缺失，企业家无法从创新活动中获得与创新相匹配的收益，因而企业的资源便转化为满足个人欲望的资本。从本质上讲，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统一是指财产权是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的基础，明晰的财产权使得企业管理者清楚了解自己的奋斗目标，永远充满工作激情和创新动力。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对立是指过分的激励以及没有良好的内在约束机制，最终会使得财产权处于萎缩状态，萎缩的财产权又反过来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