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国高校廉政建设的历史回顾(2)

（1）官府拨付

在中国古代，书院主要是由民间而非官方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所以，书院在其本质上相当于今天的民办高校。虽然书院在其性质上带有“私”字，但大多得到官府的资助，实为官府拨付。官府拨付按其主体又可分为皇帝赐拨和地方各级官府的拨付。官府之所以要资助书院的建设，原因有二：其一，由于一些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等的影响，官府意识到书院的确能起到培养人才、感化社会之功效；其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对书院以赐田、赐金等方式进行拉拢甚至控制。如宋仁宗皇帝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赐田三顷给江宁府茅山书院，景枯二年（公元1035年）赐田给嵩阳、石鼓、应天府诸书院，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雍正皇帝赐各省会城书院帑金一千两白银，等等。除了官府主动拨付外，书院向官府请求资助也不乏其例。

（2）社会捐赠

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的捐赠也是书院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甚至可以说是书院经费最稳定、最重要的来源。自书院形成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田、捐资。社会各界对书院踊跃“乐捐”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

①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响，既然“读书高”，捐资兴学的个人也就受人尊敬了；②书院采用把捐资者的大名载入书院志中或立碑铭记的方法来回报捐资者，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民众捐资书院的积极性；③官府对捐资书院者进行嘉奖，如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童生刘大铸、王应康就因为给书院的个人捐款达三百两以上而被官府授予八品顶戴。正是这些原因，使社会各界踊跃捐田、捐银，有力地保障了书院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支持书院事业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书院发展极为兴盛的江西，就有妇女捐资兴办书院的传统。江西万载县的龙河、龙云、鹅峰等书院皆由女性捐资兴建。

（3）书院经营

官府拨付和社会捐赠多发生在书院始建之时，而书院建成稳定之后，其本身的日常开支就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经营了，书院经营是书院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书院经营主要是指书院自主经营官府拨付和社会捐赠的田产和金银等，如金银直接用于书院的日常开支或作其他投资以收取利息等，田产可用以耕种或租给他人以收取田租等。在书院的经费中，金银数量毕竟有限，不敷长久开支，且易被挪作他用，而其田产（学田）却因租息可长久开支。因此，书院管理者如何充分利用学田就显得非常重要。除了出租学田以获取租息外，书院还可结合自身的优势，进行一些经营活动，如：刊印、出售图书以获得适量银钱。

2．不拘一格的教学特色

古代书院教育不拘一格，有其独有的特色，在教学活动上，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突出地体现出研究性教学的特色。

书院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研究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书院进行讲学的一般都是著名学者。如：颜元、黄崇羲、戴震等就曾在各书院讲学。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导师主要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学，将其研究的成果转换为具体的教学内容。除讲学外，导师主要从事研究和著述，他的许多思想见解都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传授给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又都在自学、自行钻研、自行理会以及在相互切磋中提高。此外，书院的教学活动还往往通过游历、访学、参加讲会等来完成。

在教育制度和形式上，书院则主要具有以讲会制度为中心，质疑问难、自学读书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开放式教学特色。

讲会是书院的主要教育组织制度，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官学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南宋书院的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辩，进行会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书院的讲学，一般说来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学术传授的讲学，往往由大师亲自主讲，在书院内授课，主要任务是阐发儒经义蕴或学派的要领。例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在象山书院，张栻在岳麓书院主讲。第二种就是讲会，它是大师、师友或师生甚至社会上的书生聚会在一起，自由讲学、自由争辩，从而提高学术水平的一种活动。目的在于通过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间的差异。第三种讲学，是宣教式的讲会，听讲人不限于书院学生，目的在为统治者起训官化民的作用。另外，书院的讲学者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书院主持人（山长、洞主）自讲，二是延请名师学者莅院演讲，三是由高足弟子代讲，这是汉代以来令弟子次相讲授传统的继承；而名师学者来书院讲学，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限制，较为开放，不同学派可相互交流、论辩。

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为两个不同的学派，但朱熹并不囿于一己之见，而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并将其讲义刻石立于院门，开了书院“讲会”的先河。延至清代，“讲会”制度日趋完整，有明确的宗旨，详细的规约，隆重的仪式，以及固定的会期、程序，等等。如紫阳书院的《崇实会约》约定：会有统，有期，有仪，有图，有辅，有指，有录，有论，有程，有章，有戒。

讲会不仅可以使书院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和巩固书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使当时僵滞的官学相形见绌。讲会还有利于书院的名师和学生于会上大展其才，这对学生也是极为重要的锻炼。名师常携带学生同赴讲会，并教其登席代讲，如朱熹就常命其“高材生”黄干代为主讲，陆九渊亦常命其高徒傅子云随之赴会代为讲学，借以锻炼他们成为本学派的继承人。在这些名师的提携与鞭策下，黄干、黄叔丰、傅子云等“高材生”后来无不成为学术上有创见的学者。书院中这样的交流与论辩，对学术的深进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推动力。不同学派的并存与争论，本身就是学术文化昌盛的反映。宋代书院的这种教学方式在历代的教学体系中是从未出现的，因为这需要讲授者有着渊博的知识和精深的研究，以及儒雅的风度，还需要两个交流和论辩者有着共同的研究方向和执有不同的研究理念，这样的两个学者能够相遇并愿意在同一场合进行交流和论辩，并能有雅量接受对方对于自己的研究当着学生的面进行质疑和问难，甚至冒着在当场难以自圆其说的窘态的尴尬。

在教学上，书院的教师注重个别指导，学生注重自学；在教学内容上，书院非常注重学生的德育，明确学习目的。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鼓励学生提出疑难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多采用问难论辩的方法，师生互问互答，教学相长，要求学生认真思考，慎重答题，并要求以“正论相答”，即“湛思正论，于问答之际审加意焉”。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王守仁讲学时，“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

在学习内容上，教师要求学生不仅仅只是记诵文辞而要讲求自得义理，在目的上摒弃势利之心而以修身治国相勉。正是带着这样的教学指导思想，朱熹曾把二十篇《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不拘泥于训话文辞，“究其义如其父”，而是致力于“其远大者”，不是要求学生求于“利”，而是“志于道”，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导向。要求学生在“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道德至上教育旗帜下，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也就是德与知、知与行的统一。书院教学主要的代表之一——朱熹，他在自己的教育思想中突出的就是一个“德”字，认为要以德义为路，仁义为门，刻苦磨砺孝、梯、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气节，从博学贯彻到笃行，达到个人的自我完善与天下太平至治的统一。

3．多元化的管理方式

首先，书院的管理具有机构简单、人员较少的特点。书院初创时，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主持人既是组织管理的负责者，又是日常教学工作的承担者，他一般被称为“山长”或“洞主”。随着书院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生徒的增多，开始有了协助主持人管理和教学的辅助人员，组织机构也随着扩大，分工更细，责任更明确。据《白鹿洞志》记载，书院管理人员除洞主（主持人）之外，有副讲、堂长、管干、典谒、经长、学者、引赞、伙夫、采樵、门斗十类，分工负责书院日常的教学、管理、生活服务各项事务。书院对管理人员采用专兼职结合，学生中的优秀者可以兼职管理工作。这是书院，特别是宋代书院管理中的一个特色。

另外，书院的管理还具有软性约束与硬性规定相结合的特点。制定教规是书院管理的重要方式，它确定了教学总的方针，并规范了学习方法、道德修养和待人处世具体的准则，而且界定了犯过之后惩治的评价标准。《明道书院规程》有详细记载，如“凡谒祠听讲供课，若无故而不至者，书于簿，及三，罢职、住、供”。这些教规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给出了总的纲领，同时，又对学业和德行提供了具体的、可供操作的规定，对书院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起到了保障作用。软性约束则包括提倡教师能以身作则，对自己所讲的义理和书院的学规、学则的遵守，做到言传身教等。如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掌教时“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

朱熹为了办好教学，很重视教育管理，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说：“道有定体，教有成法”，“事必先法，然后可近”。强调教学首先要有“法备”，故他在重建白鹿洞书院时，就制定了书院“学规”，成为全国书院学规的范本，要求师生“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并做到“知其理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在充分理解学规的基础上自觉遵守，“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另外，朱熹还认为学校的教学管理不但要有学规法制，更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把学规的制定、实行，同进德修业的教育管理目标结合起来，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义理之不足以悦其心。”要求教人者能“知其心”，言“中其情”。

第二节中国早期大学廉政建设的主要策略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始自1895年北洋西学堂的创立，戊戌变法中诞生的京师大学堂（公元1898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随着大批留学人才的回归，中国科学社等的建立，西方科学和教育思想的引入，在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如陶行知、蔡元培等）和其他众多精英人士的努力下，到20世纪20年代才成立了如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等一批颇具水平的现代大学。

廉政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中国教育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各个大学的历任校长都十分注重该学校的廉政建设，把廉政文化教育列入大学德育的范畴，并制定、执行许多有效策略保证大学廉政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设立德育必修课，开展实用主义教育

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教育，其中德育是保障学生人格健全的关键，影响着个体今后的发展，也是大学教育的重点。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曾说过：“教育为改造个人之工具。但教育范围，决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在大学开设德育必修课是德育制度化的表现，以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不仅有利于老师通过传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提高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还有利于学校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塑造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道德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个人操守方面建立牢固的精神支柱。

南开大学建校初期，便设“修身班”（类似于思想品德课）。当时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把“修身班”列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利用每周三下午亲自对学生言传身教，使之成为一制度化的德育阵地。他事先收集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不用官定的修身教材，凭借他的学识和演讲才能，将当时国内、外校内外大事，待人接物行己处世之方，求学爱国、交朋结友之道，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地传送到学生心田。

五四运动前后，以杜威来华为契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好的阐发，并且进入各级各类学校，转化为中国教育变革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