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开普勒，看透了宫廷斗争的尔虞我诈，厌倦了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当他完成《鲁道夫星表》之后，就准备远走他乡。
事实上，在《星表》完成之前，开普勒已经着手寻找新的出路了，他曾将《宇宙和谐论》献给英国的詹姆士一世。1620年，英国大使沃顿带着詹姆士一世的关怀拜访了他，并邀请他去英国。
可是，开普勒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既想走出眼前的困境，又不愿离开养育自己的祖国。在写给他的朋友M.伯内格的信中，开普勒说：
“……那么，我该漂洋过海到沃顿召唤我的地方去吗？我，一个德国人，一个热爱坚实的陆地，惧怕囚禁在孤岛上的人。”
1627年，开普勒又一次写信给伯内格说：
“《鲁道夫星表》一出版，我就渴望能找到一个向更多的听众讲授它的地方，如有可能就在德国，不然的话，就在英国、法国或意大利……”
从他和友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开普勒是多么眷恋自己的祖国！一颗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如果有一点希望，他也不愿到别国去，他割舍不掉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
正在这个时候，开普勒遇到了当时的皇家司令官瓦伦斯坦。
早在1608年，开普勒曾为25岁的瓦伦斯坦占卜过，许多预言后来有的被证实了。所以，瓦伦斯坦对开普勒有着特殊的好感。实际上，开普勒对他说的预言仅仅表明开普勒的心理预感力要比星占术的才能高得多。
16年后，瓦伦斯坦已是有显赫地位的将军了。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已经取得的地位，他需要开普勒的鼎力支持。他听说开普勒要辞去御用数学家的头衔，就邀请开普勒到他的身边工作。
出于对科学的尊重，开普勒拒绝支持瓦伦斯坦对星占术的信仰。他说，他决不愿意自己像一个供人取乐者一样被人利用，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科学信仰来满足他的具有星占术头脑的保护人。
尽管如此，瓦伦斯坦还是再三向开普勒表白他的诚意，并亲自给开普勒送去了聘请书。
也许是多少年来的宗教斗争给开普勒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瓦伦斯坦没有教门之见、主张不同教派之间和平共处，才使开普勒决定同意与他合作。
开普勒把他的儿女们安排在林茨，他本人于1628年月21日只身前往瓦伦斯坦的驻扎地——萨甘。
在萨甘，他的主要工作是计算天文年历，他还筹划出版《月亮和梦》。这是他在蒂宾根大学时就开始写的一部短篇，属于科学幻想小说。
除了工作与写作之外，开普勒很少有别的兴趣。他不习惯当地的生活条件，也没有他能与之交流思想感情的人，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每当孤独和寂寞袭击他的时候，他都会默默地走出房间，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星斗，打开记忆的闸门，让往事一段一段地跳出来，和他做伴。
他会想起不负责任的父亲，想起苦难又暴躁的母亲，想起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想起他在天文学和光学方面所挥洒的汗水，想起格拉茨，想起布拉格，但最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与第谷的友谊。
开普勒常常拿着《鲁道夫星表》，告慰第谷的在天之灵，请他安息，这也是他为第谷献上的一份厚礼，想到这里，开普勒的脸上总会挂着由衷的微笑，因为他没有辜负第谷的友谊，没有辜负第谷的临终嘱托，没有辜负第谷的殷切希望。
反复无常的政治风暴再次打碎了开普勒生活的安宁。1630年8月，瓦伦斯坦在与其反对派的斗争中彻底失利，被费迪南德三世撤掉了总司令官的职务。开普勒也无法住在萨甘了。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开普勒启程前往雷根斯堡，去索取别人欠他的薪金，最终的目的地是到达林茨，用这笔薪金展开一项新的研究。
但到处奔走的结果却是处处碰壁。当开普勒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客栈的时候，他感到浑身没有缚鸡之力，而且高烧不止。客栈老板怕出人命，再三询问开普勒是否需要就医，开普勒摇了摇头，又摸摸口袋，意思是没钱。
就这样，在无医无药又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开普勒艰难地走完了58个春秋，于1630年11月15日与世长辞。苍天的雨水为他悲歌，大地的寒风为他送行，摇曳的小草向他告别……
开普勒的女婿巴尔奇是开普勒家庭的忠实保护者。他在岳父逝世后，还试图收回国家对他家庭的欠款，然而却是徒劳的。
他把开普勒自己写的一首诗文刻在了开普勒的墓碑上：
我曾测过天空，
而今将测地下的阴暗。
虽然我的灵魂来自上苍，
我的躯体却躺在地下。
开普勒的一生，除了得到第谷的短期帮助外，几乎都是生活在逆境之中。
有人这样评价说：第谷的后面有国王，伽利略的后面有公爵，牛顿的后面有政府，而开普勒身后所拥有的只是疾病和贫困。
然而，开普勒并不羡慕别人的优越，也不抱怨自己的苦难。他对逆境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奋斗！在奋斗中，他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在奋斗中，他编制出了备受青睐的《鲁道夫星表》；在奋斗中，他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开普勒望远镜；在奋斗中，他揭开了人类视觉的谜底；在奋斗中，他迎来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