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午夜，维诺格拉多夫带领士兵来到桥上。福明和祖巴谢夫都听到了激烈的枪声，枪声持续了整整几个小时。
因为没有士兵回来，他们断定，这支先头部队都牺牲了。其余的人被继续困在要塞里。
他们继续顽强地抵抗着。困难也越来越大，弹药快用完了，食物也不多了，水也喝完了。
布列斯特要塞没有储备水。周围有两条河，还有几条护城河，但德军的火力很猛，他们到不了那里。人们太渴了，以至于有人会把潮湿的沙土放在嘴里，尽管这么做非常难受。
有人建议在潮湿的地下室里挖井，然而，出水很少，水也不能喝。在加弗里洛夫少校指挥的那个堡垒里，他们也试着挖过井，但结果让人失望。这个堡垒已存在了一个世纪，地下水根本不能喝。对这些快要渴死的人来说，也不能喝。
在一间地下室里，饥饿的妇女和孩子们发现了装着酸菜的木桶，他们吃了这些酸菜。士兵们不愿到地下室，那里到处都是孩子的哭声，他们哭喊着要水喝。
仿佛要嘲弄他们似的，古老要塞里的花园，长满了玫瑰，玫瑰沁人心脾的花香和要塞里的恶臭形成鲜明的对比。
德国人架起了高音喇叭，一种强硬的声音一直在空中回响：“俄国人，投降吧。德军指挥官保证不杀你们。莫斯科已经停战了。”
偶尔，一辆德军装甲车会停在倒塌的城墙上，挂着一面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子。
最后，福明和祖巴谢夫决定，如果要让妇女和儿童活下来，他们不得不离开要塞。当要求他们离开时，这些人都无力地拒绝。福明也无可奈何。
家属们在大门口被德军俘虏了，瓦莉亚也是其中的一个。她是最后一个进入要塞的，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几天后，福明和祖巴谢夫在城墙的废墟下被俘。作为政委和犹太人，福明被德军枪毙。祖巴谢夫被关进集中营。
加弗里洛夫少校指挥的那个堡垒坚持了32天，直到7月23日。
7月1～2日 斯大林
7月1日，斯大林又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了。
贝利亚每天都要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一些令人不快的事，诸如一些投降德军或开小差的士兵、军官，甚至还有将军之类的事。偶尔，他也会提起一两件军官攻击上司或向警察开枪的事件。
很明显，斯大林对这些事已经泰然自若了。所有这些背叛行为都比不上一场大规模的动乱或政变。现在还没有哪支部队叛变或哪个将军试图暗杀他。
然而，斯大林还是有些沮丧，也不能确定战争的前景。他所领导的国家太大了，如果是被迫撤退，他可能带领军队撤退到乌拉尔，甚至更远的西伯利亚。那样的话，希特勒根本不可能抓到他。
他已经下令把数百家工厂和车间迁往东部，在那里，德军的飞机也炸不着它们。东部许多地区都没有开发出来，还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安置这些搬迁来的机器设备。
但是，古拉格有许多男人和女人，这是一个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斯大林最担心的事，就是希特勒和日本的联盟，担心日本也加入入侵苏联的队伍中。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日本似乎对富裕的东南亚地区的兴趣更大。如果苏联的东部腹地保持稳定，斯大林就可以把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部队调到西部最需要的地区。
7月2日，勒布（Leeb）率领的德军在波罗的海地区展开强劲攻势，西北方面军丢失了战略重镇普斯科夫（Pskov），开始向列宁格勒方向撤退。西方方面军已经让出了白俄罗斯，只是守着第聂伯河的防线，这是博克统率的中央集团军群进攻莫斯科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西南方面军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反攻搞得精疲力竭，它的兵力已经被分散，无力保护基辅。
在战争爆发的前十天里，德军向东推进了300英里，苏联最大的三个城市都处于危险中。
斯大林办公室里的战争示意图已标出了苏联面临的新挑战，其中的一些挑战可能是致命的。
德军和芬兰军队已经越过列宁格勒北部的边境线，正在快速向列宁格勒推进。
现在，芬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也已经和德国站在一起，加入侵略苏联的战争之中。除过芬兰外，上述参战的四个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会全力支持德军，但这里正好处在一个关键地区——乌克兰南部。
南方方面军，直到6月26日还未遭受德军地面部队的攻击，但当德军在黑海地区发动攻击后，南方方面军也很快就崩溃了。这意味着乌克兰沿海地区——通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通道，已经非常危险了。
在巴伦支海沿岸地区，德军从挪威方向进攻，旨在占领苏联北极地区唯一的一座重要城市——摩尔曼斯克。
如果没有远东集团军群的加入，苏联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挽救它的欧洲核心地区。只有把原来设想用于先发制人计划的几个集团军派往第聂伯河地区才能保卫莫斯科。这条新防线长约300英里，其中只有175英里长的防线建在河边。
这意味着至少要在缺少河防的地带埋下20万颗地雷，这样才能使防守更为可靠。然而，这么短的时间内，红军也无法制造这么多的地雷。
其他武器也是供不应求。拖延了一段时间以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增加T－34型和KV重型坦克的产量，这些坦克是唯一可以应用于战场的武器。
7月1日，他下令许多兵工厂立即开始生产这两种坦克。即使是白手起家，这些兵工厂也要生产坦克。
因为正规部队损失太大，斯大林现在也把希望寄托在突击队员和游击队员身上，让他们在德军后方搞破坏，摧毁桥梁、道路和公路，在德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埋设地雷。
很快，人们就知道，苏军的反坦克地雷不能对德军坦克造成大的威胁。通常，反坦克地雷爆炸后，德军坦克兵只要花上不到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被炸的坦克。如果有定时炸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苏军根本没有这种武器。
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被匆忙派往被占领区，开始用罐头盒制造定时炸弹。
在苏军的军事战略中，游击战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苏军曾在全国各地培训突击队员，这些队员可以在各种地形下展开军事行动，大量的武器也被储存在一些秘密地点。
然而，在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认为这些受过训练的突击队员和那些储存的武器都是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因此，在处决了许多干部后，他们的武器也被移交军队或者被销毁。现在，他又不得不重新建立这一切。
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和波罗的海的游击战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那里的一些人们会把德军视为解放者，欢迎德军的进入。即使不欢迎德军的进入，他们也不一定心甘情愿地支持苏军。所以，要在白俄罗斯打一场“人民战争”也多少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在那里的被占领区，忠于苏联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然而，在外交方面，苏联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趣的是，在这方面，斯大林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两个西方的民主国家——美国和英国别无选择，只能把苏联作为自己的盟国。
6月22日早上8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得知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在前几个小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因为首相告诉过他，不要叫醒他，除非英国遭到入侵，这位秘书只好等候首相起床后再告诉他。
当丘吉尔最后知道这个消息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要在晚上9点发表讲话。”
丘吉尔是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几个人物之一。20多年前，丘吉尔领导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干涉俄国的内战，要把苏维埃掐死在摇篮中。那场战争并没有成功。现在，他要被迫做一个“U”字形的大转弯，这需要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
上午11点，丘吉尔开始准备他的演讲稿，离直播只有20分钟时，他才写完了演讲稿。
丘吉尔讲道：“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我看见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大门口，守卫着他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劳作的土地。我看见他们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在祈祷……我看见全副武装，佩剑、马刀和鞋钉丁当作响的德军军官，以及刚刚威吓、压制过十多个国家的、奸诈无比的特工高手。”
我们已经向苏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丘吉尔演讲前的12个小时，正好是莫斯科的中午，英国临时代办坚持要会见莫洛托夫的代表维辛斯基。
临时代办说，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英国政府的指示，但他相信，现在英国和苏联很快就会有合作。经巴库，英国大使馆已经把英国妇女和儿童从莫斯科转移到伊朗。临时代办还说，听说苏联政府也在准备离开首都。对此，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英国大使馆官员也不会留下来。维辛斯基极力否认撤离首都的谣言，总体上局势还不明朗。
但是，他也答应，要关注英国使馆官员家属乘坐的那列到高加索的火车。
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丘吉尔的部分演讲稿，但莫斯科对此尚无直接的回应。
丘吉尔注意到了莫斯科高层的沉默。但他认为，斯大林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国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关系。
苏联驻英国的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是一个极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凭着运气，他躲过了大清洗，但现在他也一样感到沮丧。
苏联大使不停地亲自会见英国政府官员，虽然一直没有收到莫斯科的命令。
在华盛顿，苏联驻美大使也同样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和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会谈过，后者声明，美国政府准备考虑给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苏联报纸报道了这次会谈，同样的，没有来自克里姆林宫官方的任何回应。
对斯大林来说，和英美的合作仍然是危险的。两年前，苏联在西欧国家的后背上刺了一刀，他不知道，现在这种帮助是不是一个陷阱。斯大林不想再加入什么联盟了，特别是英国或者美国也无法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
苏军的惨败对斯大林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从他前半生所经历过的事情来看，他的反应应该是开始另一场大清洗，惩罚那些造成灾难的将军们，也可以敦促那些战争爆发之初因叛变而掉队的人们。
在严刑拷打下，6月份被捕的高级军官们，已经向贝利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然对军队的领导人都很不利。
如果斯大林采纳这些对将军们不利的证据，那也是合乎逻辑的。尽管贝利亚不停地提起这些事，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清洗军队，只是把他的愤怒发泄在西方方面军指挥官的身上。对斯大林来说，这是相当仁慈的行为。然而，没有人知道，他刚萌发的这种忍耐性能持续多长时间。
人们对报纸最期望的是，能看到来自前线的消息。然而，斯大林不允许编辑们提到已经公开过的方面军的名称。德国人几乎知道一切，更不要说他们正在与之作战的方面军指挥官的名字了。
斯大林还是一味坚持老掉牙的旧思维，他荒唐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机密。
从斯大林的一生可以看出，他一直是一位敏锐的读者，他明白，原则上一家报纸的报道应该既有时间，也有地点，给读者一种可信任的和直截了当的感觉。因此，他告诉新闻审查人员，报纸可以尽管使用各个军区的名称，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这些名称就已经不再使用了。
受人敬重的军队报纸《红星报》的编辑奥尔特伯格（David Ortenberg）颇感不安，他给朱可夫打电话：“人民将会嘲笑我们。”
“我知道，”朱可夫说道，沉默片刻，他作出了决定：“好的，用‘方面军军队’来代替。”
这个情节发人深省。
朱可夫在军队内部正在赢得声望。直到6月末，他还一直是一个大清洗的受益者。他曾在第4集团军担任过4年的参谋长，就像一个暴发户，刚刚开始大红大紫，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朱可夫之所以能赢得新的声望，也不能用军事指挥才能来解释，因为，他从未显示过自己的这种才能。
战前，他曾在引人自豪的西南方面军工作过，但这也未能挽救局势。相反，西南方面军在他一道接一道反攻命令的指挥下，已经疲惫不堪，现在正在向基辅快速撤退。至于围绕莫斯科建立的两道弧形防线，现在还没有得到检验。
他一直夸大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超人的意志力，然而，命令里亚贝舍夫和他的第8集团军发动一场斯大林所要求的自杀式攻击，或让奥尔特伯格用“方面军军队”一词来代替“西部军区”的说法，就是这些来自于他的这些力量吗？红军被轻视，巴甫洛夫将军被捕，都表明了一种非常相似的倾向，这就像让下属去死，自己却泰然处之，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可夫声望的上升极有可能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6月22日之后，他成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人。
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对朱可夫一直比较冷淡，不让他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不让他看到敏感的情报，偶尔还会毫不留情地公开挖苦他。
所有这些都表明，斯大林很后悔提拔朱可夫，而且还想把他清洗掉，就像清洗掉其他新被任命的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