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沿江、河、湖、海聚集生活、生产、创新、发展，进而形成文明程度发达的中心城市及城市带，是开创新时代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沿黄城市带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提出，无论从区域发展规律、经典理论以及该区域的现实实践等各方面讲，均有其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节 城市带发展的相关理论
提出沿黄城市带建设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规模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
一、规模经济理论
（一）规模经济理论的内涵
研究规模经济内涵的首要问题是科学界定“规模”及其度量尺度。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规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企业重复生产同种产品的数量，二是企业内部包含的生产环节的数量，即内部一体化程度的高低。这两种规模属性分别代表企业规模的横向和纵向特征，规模经济主要来自横向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横向规模的扩大要求纵向规模相应扩大，纵向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横向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成本主要由技术成本和管理成本两部分构成。技术成本随企业横向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管理成本随企业纵向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这是规模经济的本质所在。如果在某些产品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的，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反之，则是规模不经济。
对此，英国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进一步用投入规模与产出成本的关系来解释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也叫大规模生产的节约，是指工厂或企业规模与产品最低成本之间的关系，当工厂增大规模时，产品成本将降低，这种降低叫做规模经济”。可见，规模经济不单纯是指企业规模的扩大或大规模的生产，而是揭示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反映经济实体的经济性，即生产系统或企业的生产规模在多大时，其经济效益或投资效益是最高的。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所谓规模经济，是指规模的经济性规律。规模经济中的“规模”概念，主要是指工艺装备、工艺过程组织（劳动力、工具、设备按一定规程、标准的组合，以实现一定的工艺目的）和企业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生产能力。规模经济性或规模经济性规律，就是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规模即生产能力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的规律。
规模经济现象其实广泛存在于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诸领域中。特别是对于一个地区内的分工网络体系，它必然包含各个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只有发挥每个环节专业化分工的规模效应，进行协作生产和经营，才能使经济网络畅通无阻。
规模经济理论的层次由大到小大体为：部门规模经济、城市规模经济、公司规模经济、企业规模经济以及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企业外部规模经济。在现代经济形态下，规模经济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客观基础，是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动力。
（二）城市规模经济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领域亦不断扩展，由最初的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到行业规模经济，再到城市规模经济、区域规模经济，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规模经济体系。
虽然城市规模经济思想的来源是斯密的分工与合作理论，但真正明确指出城市规模经济巨大力量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指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田野的些许象征，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二百五十万人集聚在这样一个地方，使这二百五十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城市愈大，（工厂）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比较遥远的地方雇佣，花费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的成长。”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城市规模经济思想比以前的任何人都要明确和直接。
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关于企业在特定区位聚集规律的阐述，德国经济学家韦伯的聚集经济理论均深化了对城市规模经济研究，丰富了城市规模经济理论的内容。到了21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奥沙利文进一步细化了对城市规模经济的研究，并提出了与城市群、城市带相似的经济学范畴。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中使用了三种术语：城市区域（urban area）、大城市地区（metropolitan area）和城市（city）。
我国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理论的专门研究，大体兴盛于20世纪末。其中对城市规模经济内涵的阐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城市规模经济的实质是城市规模效应，“城市规模效益应是生产要素在城市中聚集和集中所带来的利益”；其二，城市规模经济的实质是“城市规模与配置效率的关系”；其三，城市规模经济的实质是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主的配置效率，“是指城市非农生产单位和人口恰好适应城市土地承载力和基础设施的容量，使得生产成本都达到最低水平，城市发展处于规模经济的区间”。
综合上述观点，参照企业规模经济的定义并结合城市的空间聚集性特征，多数学者将城市规模经济的内涵确定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城市所有要素投入规模等比例增加所带来的城市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
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基本特征，学术界大致归纳为四点：一是阶段性——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规模经济作用的强弱程度不同。在城市化早期阶段，规模经济性较低。在中期阶段，规模经济不断增强。而到城市化晚期，规模经济表现出的强度也趋于弱化。二是综合性——城市规模经济具有明显的综合效益，即企业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相对分工和产业链条的有效衔接以后，进而具有“簇群优势”。三是相对性——城市规模经济是相对于整体和平均而言的，对个体城市而言，规模大的不一定比规模小的效益高。四是条件性——城市规模经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要依赖于其他因素的有机配合。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选择合适的规模经济测评模型，对我国城市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无论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都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就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整体性来说，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做法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学者运用规模经济理论对我国的城市群经济规模效应进行了专项研究，证实了“正溢出”是城市群经济规模效应的具体表现。在经济实践中，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总量超过各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加总量。进而指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能够充分体现出人力资源、资本、科学技术、制度变迁、管理技术等一切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此类研究不断丰富着我国城市规模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内容。
（三）规模经济与金融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多种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集中在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银行业规模经济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等方面。在研究中，一般按照不断下降平均成本函数来定义银行规模经济。
国内学者对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颇丰。如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的商业银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指标来比较研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问题；利用利润函数检验我国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用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估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成本函数，并计算出各自规模经济；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判断和分析了2000～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等等；亦有学者采取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对我国保险业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中，一些学者对银行规模经济的内涵予以了分析与确定。一种观点认为，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另一观点认为，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是指商业银行规模变化带来长期平均成本变化，当规模扩大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递减（平均成本小于边际成本）就是规模经济；当规模扩大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递增（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就是规模不经济。亦有学者指出，规模经济用于研究规模变动与成本效益的关系，银行业同样存在规模经济问题。银行业是否形成规模经济可用市场集中度和资产利润率来衡量，市场集中度与资产利润率构成规模经济的两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市场集中度是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和前提，资产利润率是规模经济能否形成的反映。
对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研究者比较认可的看法是，较一般企业，银行业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其主要原因在于五个方面：第一，商业银行的固定成本支出较多，而变动成本支出较少。第二，银行业之所以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还在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同质性和易模仿性的特质。第三，银行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还在于它的垄断特性。第四，由于银行规模和覆盖面的扩张占据了更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所以大大降低了所有存款人同时取款的可能性，从而为银行节约了更多的闲置货币，也大大提高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第五，网络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银行业的技术水平、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这些都是规模经济效益的体现。
在对我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测评的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权制度、绩效管理、资产质量和金融创新等四个方面是影响我国金融业规模经济程度的内在因素。
二、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内涵
截至目前，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尚未形成一个被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这就是说，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或实质内容，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比较一致的观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是一些持有相近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诸种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经济增长模型的松散结合体。在这一结合体内，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亦包含着诸多共同的理论要素。对这些共同的理论要素进行归纳，对于理解和把握经济增长理论内涵是必不可少的。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共同要素大体可归纳为六个方面：
（1）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中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
（2）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结果。
（3）技术（或知识）、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4）国际贸易或知识的国际流动，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影响。
（5）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通常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6）经济政策（如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一般情况下，政府向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二）城市经济增长理论
产业的分工与集聚理论、区域集聚发展的“增长极理论”以及竞争优势理论为城市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质就在于产业的集聚——经济增长极的形成——竞争优势的显现。
产业集聚不仅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城市经济最基本的效应。当经济发展要求超越城市经济范畴，在更大的空间进行产业集聚，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时，离散的城市经济体开始向一体化的都市圈经济体演变，城市经济范畴及增长规模亦随之扩大。不仅如此，产业集聚还是一个从制造业集聚到服务业集聚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反映着产业聚集与发展的必然性，是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法国学者佩鲁1955年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是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之一。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总是首先在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上不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中心（极化城市），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相互作用，推动整体经济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则认为梯度推移是发展转移的基本方式。这些理论充分说明，大都市圈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心，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也是促进更大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具有辐射带动功能。
20世纪80~90年代，以美国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是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又一块“基石”。由于竞争优势吸引了资源、产业和经济要素更大规模的地理集中，使得城市经济的空间优势、时间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有可能得以最优配置，进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