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略微下降，第一产业比重下降降低了其自身的能耗强度，第三产业比重下降则增加了其能耗强度，但第二产业能源消耗强度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的能耗强度。因此从长期来看，降低能耗强度必须着重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有助于降低能耗，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会增加能耗水平，但总体能耗强度将会下降，具体如下列不等式所示：
令S2*，S3*分别表示第二、三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则S2*＞S3*，其中S2*＞0，S3*＞0。第二产业产值下降一个单位带来的能耗变动为-S2*，第三产业产值增加一个单位带来的能耗变动为S3*，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净能耗变动为：-S2*+S3*=S3*-S2*＜0（20）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从长期来看，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服务业的产值比重有助于优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和降低碳排放。
第四节 低碳金融——金融支持沿黄城市带发展的新视角
低碳金融是指与碳减排有关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买卖交易和投资，也包括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及其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全球碳排放交易急剧增加促进了低碳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碳排放交易、碳排放金融衍生品、碳货币以及银行业推出的各类碳金融理财产品等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应运而生。低碳金融是金融支持沿黄城市带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和新途径，探索符合沿黄城市带实际的低碳金融发展路径，对于切实增强该区域低碳金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是十分必要的。
一、碳排放权交易
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温室气体排放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交易，买方可向合同卖方购买减排额用以减缓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减排目标。在6种被要求减排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居多，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因此被称为“碳交易”，交易市场也相应被称为碳市场（Carbon Market）。国际碳交易市场总体上分为配额交易和自愿交易市场，配额交易是具有减排义务的国家或企业提供碳交易平台以完成减排目标，自愿交易是减排主体为实现减排收益而自愿进行的交易。
（一）配额交易
配额交易分为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基于配额的交易是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体制下购买分配或拍卖的减排份额，主要包括分配数量单位（AAUs）和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项目交易允许买主购买能生产可核准减排量的减排项目，最典型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和减排单位（ERUs）。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即欧盟碳排放配额。欧盟每年为成员国规定二氧化碳许可排放量，各国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企业分发EUA，EUA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易。欧盟于2003年成立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该体系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其核心就是EUAs交易。
Assigned Amount Units（AAUs）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1中的缔约国家之间确定的排放配额，附件1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各国超过或少于AAU的排放份额可通过国际交易市场购买或出售。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指附件1缔约方国家以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附件1国家用项目实现的核准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履行《定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2005~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碳交易发展实践证明，CDM是最经济和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由于美国在第6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目前欧盟是清洁发展机制最为活跃的买方国家所在区域。截至2011年，EB已经成功注册3089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计超过614，771，000吨核准减排量（CERs），其中超过91%的CERs被欧盟国家的碳基金、银行机构和大企业购买。而亚洲是目前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供应区，截至2011，EB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在项目数量和核准减排量（CERs）上排名前五位国家依次分别为中国、印度、朝鲜、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其中中国的CDM项目数和CERs占比分别达44.63%和56.75%。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ERUs）即减排单位，又称联合履约机制（Joint Implement，JI）。联合履约机制允许附件1国家通过投资项目从同属附件1的国家获得减排单位。联合履约仅适用于《京都议定书》附件1国家，以具体项目为基础，执行自愿原则，并且不能作为附件1国家履行公约目标减排义务的主要手段，主要目的是帮助附件1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联合履约机制于2006年10月开始，2011年EB通过审核注册的联合履约项目共计约400多个，而清洁联合机制项目超过7000个。尽管联合履约机制发展缓慢，但极大地增加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减排量。
（二）自愿碳交易市场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早在强制碳减排交易市场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包括碳汇标准交易和无碳汇标准交易。自愿减排市场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不属于强制性减排，因此其中的大部分交易需要对获得的减排量进行统一的认证核查。市场虽缺乏统一管理，但机制灵活，申请、审核和交易所需时间短，价格相对较低。尽管目前该类碳交易的市场规模很小，但发展潜力巨大。
二、低碳金融衍生产品
碳排放权归属分配和实际使用并非发生在同期，同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同质性，碳交易现货市场发展成熟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波动，这些因素促进了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碳期货、期权、掉期等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的兴起，这些衍生品具有风险对冲和价格发现功能。
目前欧洲期货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是全球主要的碳减排衍生品交易场所，主导着碳减排交易的全球定价权。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继成立了气候期货交易所，新西兰在2008年引入了碳排放交易机制。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目前香港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研发碳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国内深圳发展银行率先推出了挂钩二氧化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通过挂钩欧洲气候交易所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合约，为客户提供绿色环保类金融产品的投资机会。
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不断膨胀以及碳交易平台的一体化趋势为碳合约成为低碳经济时代的货币形式奠定了基础。《京都议定书》促进了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合约为标志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碳合约的货币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授权担保。尽管目前各国在具体减排份额上存在分歧，但降低碳排放已成为全球共识。随着排放权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碳合约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和认可，这是货币的基本特性。
二是自由存储和借贷。美国和欧盟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中，碳合约可以存储并在将来某个时间支取以履行减排承诺。碳合约的跨期存储功能可以有效降低买卖双方的市场风险和减排成本。
三是稀缺性、可计量性和普遍接受性。全球气候变暖使碳减排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因此碳合约的市场价值非常明显。随着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的日益成熟，碳排放的计量方法的准确性和实效性逐步提高，因此碳排放计量不存在问题。同时，随着公众节能环保意识逐渐提高，加强碳减排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和支持。
四是制度保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是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发布组织，已专门为国际会计标准体系提出修正草案来应对碳合约等各种可能的货币形式，同时国际个人碳货币体系（Personal Carbon Trading，PCT）也正在酝酿中，它是由政府为每个公民分配碳排放配额，公民根据自身碳排放实际进行买卖交易。
目前《英国气候变迁法案》已赋予英国政府建立个人碳货币（PCT）的权利，英国环境部长David Miliband主张建立个人碳合约交易体系，使公民可以消费碳合约来购买他们能源消耗活动。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规模迅速扩大，碳排放权将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即“碳交易标的（碳合约）——关键货币”。目前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遥遥领先，2008年时其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就已经分别达到30.9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和920亿美元，占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量的64.3%，交易额的72.7%。欧元已经成为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控制占全球碳市场价值70%的欧盟碳市场的标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如美元、澳元、英镑和日元等在碳交易计价结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目前约占全球市场总交易量的1/3，但仍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碳资本和低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人民币被完全排除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范畴之外，不得不接受国外碳交易机构设定的较低碳价格，这与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碳交易卖方的地位不相符。
三、商业银行的低碳金融创新——绿色金融
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优化业务结构，在业务转型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业务同质化、客户同质化以及产品同质化现象普遍，同业竞争日益激烈，银行的可持续盈利能力受到极大考验。低碳经济与低碳金融作为新兴领域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发展绿色金融是低碳经济时代商业银行拓展业务空间，实现业务转型的现实需要，也是商业银行创新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业务增长模式的必然要求。商业银行为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而开展的绿色金融涵盖绿色信贷、低碳理财、能效融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咨询等低碳业务。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从事的低碳金融业务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相对下游和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对于项目咨询、二级市场等领域的业务涉及较少。随着节能环保意识增强以及碳交易规模迅速扩大，绿色金融将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低碳产业发展需要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全面介入，既包括升级改造钢铁、有色金融、建筑等传统行业和产业，又涵盖金融支持多晶硅、智能电网、碳存储等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二是低碳能源发展需要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且对环境破坏严重，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世界各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已超过1150亿美元，预计2012将达到4500亿美元，2020年将达到或超过6000亿美元。低碳能源领域的巨大发展前景为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低碳能源领域的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将成为商业银行提高赢利能力、增强竞争水平的重要渠道。
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对商业银行拓宽收入来源、健全内部管理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发展绿色金融有助于商业银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拓宽业务渠道，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同时，由于国内金融机构在低碳金融业务开展方面明显落后于国际银行同业，发展低碳金融业务有助于商业银行加强与国际银行业的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同业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向风险控制、内部管理、混业经营的国际一流标准靠近。
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在综合经营上突破创新，这需要政府对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给予一定优惠，进一步放开和扩大银行业综合经营范围。同时，从银行自身来说，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可以从低碳理财、融通资金、设备租赁、收购兼并、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为低碳产业发展和清洁能源消费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产品设计和规划。
一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碳减排交易。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每年7亿~13亿吨，形成年交易额约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交易市场。商业银行可以与信托公司、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合作，综合运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的各类金融工具，通过研发低碳理财产品、银信对接等方式募集社会资金，为投资者参与碳交易、分享碳交易获利机会提供多元化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
二是为新能源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目前我国批准的CDM项目大部分是风电和水电项目，整个CDM项目周期长达21年，项目立项1年内实施项目购买，项目设备方面的融资需求巨大。商业银行可创新资金运用方式，多渠道为新能源项目发展提供融资支持。除通过常规贷款方式为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可以采取融资租赁方式购买设备后直接出租刚给项目企业，同时可以考虑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介入CDM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