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观念的形成是人类的原始思维的产物。原始思维的最初形式是“集体表象”。“集体表象”是原始群落集体对于外界环境的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的综合形式。例如，当某一个体有了疾病，或受到伤害，他们会集体地采取呵护或救疗的行为，将“动物本能残余”发挥出来。但又并不止于这种本能残余的发挥，因为他们同时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参与、互渗的作用。至此，本能行为已得到转化，而成为一种思维的形式和结果了。于是，最早的医疗活动便很快就带上了神秘气氛，这是动物本能医疗活动所不具有的。在“集体表象”思维控制一切时，个体的思维是在下意识中存在着，周围的一切和自身的行为都只是懵里懵懂和盲目服从。这时候根本产生不了真正的医生，也没有任何可称为独立的医疗活动的事实，所有活动都与生存与生活交结在一起，笼罩在神秘性之下，即使原始群落的首领也不明白他所实行的某种仪式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别的目的。
但是，个体意识终究要逐渐觉醒。原始群落中的智力也在分化。集体表象、神秘参与法则和互渗律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着个体意识。个人的梦境及其神秘性一方面表达出来，影响着集体表象思维形式的总体发展，一方面也造成了个体独特性的表露。久而久之，个体意识借集体表象这一盾牌发展起来，加以生活和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其他能力、作用、价值，导致了原始群的分化，个人的地位改变，巫师之类的首领人物出现了。当然，这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万物有灵论晚期，才出现巫医之类的人物。自中国古代的绝地天通开始，真正由巫师垄断了与天神对话的权力。以后进一步分化，才有部分巫师偏重于医疗方面，乃成巫医。但大巫们依然执掌着医药，仍兼为巫医。
巫术医学较之更原始的人类医疗来说，明显的特点在于真正开始了将人类生命及其疾病作为一个对象来认识，试图用自己的神灵体系来解释病因和发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尝试着用巫术的方式去控制它、治疗它，用超自然的魔力去控制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由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第一批知识分子——“巫”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巫师是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原始文化科学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巫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后于医药卫生经验积累。巫师出现后，又往往承担着治病的职责，他们在治病时，有时候施行巫术，有时也有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由于根本不存在已经发展成为与巫术相抗衡的力量——科学理论，所以巫师也根本不需要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实在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前身”，治疗工作也是他们职能的一部分。古有“毉”字，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早期医巫难以分割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巫医关系变化的历史。“毉”下面的“巫”字可以表示一种身份、一种人物；而左上角的“医”字原意乃是指装弓弩矢器的袋子或匣子；右上角的“殳”字表示手的动作。这或许可以使人想到，当时对于“医术”概念，首先是建立在外科方面，因为任何巫术都不可能拔出射入肌肤的一枚箭矢，只有依靠医疗性的方法将其取出。而在大量的内科疾患方面，由于对于病因、病理的无知，才为超自然的解释与治疗提供了用武之地。而当这方面的知识逐渐增多时，巫术也就自然要退位了。直到西汉初期，天子病时尚见“巫医无所不至”，但后来则演变为“卜筮者贱业”。汉昭帝晚年患病时仅见“征天下名医”，显示着巫的职能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医”字的写法，也从“毉”变成了“医”。
二、巫医——早期的医学形态
巫医同源并存，是东西方都有过的史实。在中国医学发展进展中，巫术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如“祝由”术的运用便绵延数千年，是临床十三科之一。长期以来，被认作有效的诊疗技术而保存。即使清政府严令废除的针灸、按摩、祝由三科，亦无法完全禁绝，民间仍然广泛使用。
在古埃及，早期的医师分三类：念咒语者、画符者和用草药者。其中前二类便属巫医。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疗活动中亦盛行巫术，有人称该时期该地区的医学为“魔术医药”。古希腊人认为疾病是神的惩罚，死亡是最坏的命运。治疗时便采用符咒、祈祷、释梦、献祭等。如公元8世纪左右，古希腊的巫医们常在尊为医神的阿斯可雷庇亚庙中为人治病，主要形式是让病人睡在神像下过夜，得梦后次日由祭司来释梦。
巫医虽然本质上荒诞，但不失为人类理论医学大道上初次迈出的蹒跚的一步。
它毕竟是第一个有结构并多少带有普遍性的抽象的医学知识体系。巫术医学包含一种要理解和控制人的生命活动和疾病的尝试，第一次开始寻找病因与发病之间的因果联系，而这些，也是当代医学的目标。《希波克拉底文集》的着名研究和翻译家琼斯说过：当完整准确的知识不可能获得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假说”，尽管错误总比根本没有要好。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图式无论何等荒谬，总比一片混沌有着更大价值。科学文化的进步每每要求权宜之计，这也是人的天性之一。
与科学的医学相比，从出发点上巫术医学就错了。然而，相对于只能适应、顺从自然的类似动物本能的各种救护行为，巫术医学的确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展，是人类理论医学的发端。
另外，巫医也增强和鼓舞了原始人类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巫术，在原始社会中相当于今日的科学。像巫术要假定自然界是有规则的，人通过适当的行为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去影响或控制自然过程一样，巫术医学不相信无缘无故的疾病，坚信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是可以认识的，故企图以人类自身的手段（法术、占卜、咒、符等）或利用某种自然或超自然力量去控制疾病。由于巫术医学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医疗经验，必然产生实际效果。虽然巫术医学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成效，但在事实上确实增强和鼓舞了人们战胜、征服疾病的勇气和力量，帮助原始人类与疾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巫术医学的衰落与古代理性医学的成长同时发生，互为消长。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二者共存于同一社会，冲突、斗争便在所难免，尤其当经验医学日渐强大之时。此时此刻，巫医开始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医学科学顺利发展的异己力量。
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能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公元前5世纪，中国医学家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因为巫术医学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其思维基础是原始思维，而原始思维总以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形式存留在以后的各种思维类型中。因此，巫术医学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会长期延续。如巫术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一个相当漫长而重要的阶段。秦汉时期在主要的理论认识上，中医学已基本告别了巫术，确立了理性医学的体系。在操作层面上，中医学与巫技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相互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这在今天的诊治中仍可辨出一些踪迹，祝由咒禁疗法从未彻底断绝。
因此，巫术的幽灵在医学源头乃至后世的徘徊，是东西方的共同特征，只不过由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中西医学源头中的巫术成分，随着巫史文化的兴衰浮沉，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转归与结局。
第三节 劳动、个人在医学起源中的作用
一、劳动与经验医学的诞生
医学是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总结。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基础。人类产生以后，无时不刻在解决他们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吃、穿、居住、劳动、游戏、性生活，构成他们劳动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劳动过程中，他们也会生病、受到创伤，就必然迫使他们去寻求保护和治疗的方法。这些方法开始时是偶然的，但由于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在他们之间会开展交流，别的个体发生了同样的病，会去指导；幼小个体受到伤害，成年人会帮助他们。如高烧口渴时可能回忆起曾吃过一些多液的植物，请别人帮助采摘；也可能在看到别人发烧得口焦唇裂之时，想到给他吃一些这样的植物，多次反复就将成为一条生活经验在人群中流传下来。又如食欲不佳的人闻到一些芳香、辛辣的刺激性气味变得想吃东西了，即可导致将此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得到广泛应用。
经验的获得是多途径的，偶然性在其中往往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无疑是药物应用日渐广泛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日见丰富的社会生产劳动，创造了将各种知识、技术应用于防病治病的客观条件。例如建筑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从半洞穴（北方）和“构木为巢”（南方），逐渐上升与下降到地面，这主要取决于砍伐工具和地面防潮技术的进步；开挖水井后，人们才有可能改善饮水卫生并利用井底的寒凉储存食物等等。
强调劳动在医学起源中的作用，但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于生产劳动，更不应忽视其他因素，特别是个人在医学起源中的作用。
二、个人在医学起源中的作用
“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世人所称圣人，多指伏羲、神农、黄帝等。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黄帝作《内经》阐发医理，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古籍中也有“圣人出”而“医方兴”和“医道立”。如果说经验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有赖于劳动和群众的智慧，那么，重大的医学发现及医学理论的形成却需要少数“英雄人物”，即圣人。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英雄，他们以其智慧、才能和创造性，在历史的文明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后人所崇拜和敬仰。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在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燧人氏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古人类发明人工取火的阶段；伏羲氏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加工逐渐精细，故有砭针等医疗用具的创制；神农氏约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农业经济开始发展，食物品种增多，药物知识增长，能够区别出毒药等；黄帝已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医疗经验积累日趋丰富，医学知识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医源于圣的说法本身即肯定了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不同。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果说群众的劳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的话，那么，将这些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则是少数杰出个人。以中医学的经络学说为例。对于这种迄今尚未被现代科学完成证实的人体联络系统，过去一般解释为“源于临床实践观察”，“经络的发现，和针刺技术的发展相关联”。然而“临床实践观察”乃是世界医学所共通的，原始的针刺、放血、按摩等治疗手段同样广泛地应用于东西方诸国，如果是上述理由导致了经络的发现，这一学说就应普遍出现于世界各地，而实际情况却唯有在中国出现。
显然，“医源于圣”的提法夸大了少数个人在医学起源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否定了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医学经验形成的基础。反之，如果仅仅承认劳动和人民群众在医学起源中的作用，而忽视、贬低少数历史人物的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总之，医学的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诸多因素综合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动物的本能救护是人类医学的源头；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疾病的本能给予医学发生以最初的动力；巫术医学是人类医学的早期形态，也是人类医学发生不可逾越的阶段；人类生产劳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少数具有创造才能的优秀历史人物对这些医学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创造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