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华人跨国公司缓慢生成的时期。如上海一带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20世纪40年代末迁移到香港或台湾后继续发展，部分企业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向海外扩展，如南洋纺织、永泰集团、友宁纺织、远东集团、永新集团都是这样。从7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企业集团开始向海外发展，如马来西亚的郭氏兄弟集团、丰隆（马）集团，泰国的CP（正大）集团，菲律宾的亚世集团，印度尼西亚的三林集团等等。
20世纪80年代至今，华人跨国公司进入蓬勃兴起的时期。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还是东南亚以及北美，都有许多华人跨国公司兴起。美洲的华人企业主要是在美国伴随着电脑业的繁荣而发展出的若干跨国公司，如由美籍华人王安博士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在其最高峰的1988年是雇员3万余人、年销售额达30.68亿美元。还有由王嘉廉创办的国际联合电脑公司，在198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专营厂商；智勇双全慧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终端设备制造商；由加拿大籍华人丁谓创办的善美集团，已成为全球拥有近万个销售点、十几家生产厂的家电跨国公司。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华人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时期，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发展是最引人注目的。在东南亚地区，比较着名的华人跨国公司主要有：泰国正大集团、盘古银行；马来西亚的郭氏兄弟集团；菲律宾的陈永裁集团、亚洲集团；新加坡以四大华人银行为核心的各集团在海外发展了一批企业；印尼的三林集团、金光集团、力宝集团等，都已发展成较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据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认为，香港一直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者，到1990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190亿美元。在这些投资中，多数是由华资企业进行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华人跨国公司。如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实业集团，名列发展中国家最大跨国公司排名榜第二名；还有新世界发展公司、永安国际、永新集团和德昌电机公司等。台湾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最显着的企业有：强塑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集团之一，在美国的投资累计达40亿美元；宏基集团，名列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第七名，年销售额已超过80亿美元。在日本与欧洲，由日本华人吴百福创办的日清食品公司是日本食品业最大的公司之一。吴氏也是方便面的发明人，该公司目前在海外共设有21家工厂。欧洲可提及的有丹麦华人范风久创办的大龙食品公司。
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经历了空前的金融危机，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对迅速发展的东南亚华人跨国公司造成巨大的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地华人企业集团开始了一系列战略重组与结构调整。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一些华人跨国公司开始调整对外投资格局，重新配置海外经营网络。自1997年底以来，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的海外总部香港第一太平集团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企业股权出售与收购行动，使之集团的规模扩大，业务地理分布更均衡。1999年6月该集团在完成收购印尼印多食品公司后，集团的资产净值由21亿美元升至30亿美元业务，地理分布由原先菲律宾业务占总资产的75%转变为菲律宾占50%、印尼占37%、泰国占6%、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占7%。新加坡丰隆集团对其属下的国际酒店业务进行大重组，将原先由香港城市酒店国际公司拥有的亚洲区酒店业务悉数售与美丽年和科波托公司，借以美丽年和科波托公司（M&C）作为欧美着名酒店品牌拓展全球酒店业务。经公司重组后，美丽年和科波托公司已拥有1.67万间客房而跻身世界第20大酒店的行列，其市值也跃居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约150位。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也开始重组其区域酒店经营网络，集团属下的香格里拉（亚洲）公司全面收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上市的3家香格里拉酒店的股权，重组和精简系内业务和架构，使郭氏兄弟集团的酒店业务几乎全由香格里拉（亚洲）公司持有，由此该公司已成为拥有36家酒店的区域大型酒店集团。泰国卜蜂集团积极调整对外投资战略，巩固海外的核心业务，减少非主营项目，并已将在纽约上市的拥有70%股权的易初中国摩托车公司的50%股权出售。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从衰退走向复苏。作为国内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跨国公司也逐渐摆脱经营困境，资产重组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
总之，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孕育发展，形成了其独有的类型和特点：（1）多元化程度比较高，只从事单一行业的公司是少数；（2）家族式经营比重高；（3）人际网络的重要作用；（4）某些行业的偏重性，如食品业、IT业；（5）利益的分散性，把利益分散到各个国家；（6）早发性，从企业诞生到开始对外扩展时间短。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也将不断的发展变化，如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将更多更快；跨国经营将增加，家族所有与经营的比重将逐渐减少。华人跨国公司在亚太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中，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简况
（一）中国古代家族企业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家族企业是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活动而存在的，尤以明清时期为最盛，当时的家族企业主要从事商业，以安徽及其周边地区的“徽商”和山西及其周边地区的“晋商”为代表。
1.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600余年，称雄300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粮食产量普遍较低，因此，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差。又因地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每当战乱，难民纷纷逃来此地，以避战祸，人口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矛盾，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粮食严重不足，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史料称：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迫，外出谋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虽“粮不足”，可物产丰富。万山丛中盛产竹木，所产杉木，平直耐朽，可为栋梁之才；竹子满山遍野皆是；茶可称一绝，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景德镇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手工业更具特色，文房四宝闻名全国。纸：“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毛笔备受人们喜爱；墨：“坚如玉，纹如犀”；砚：因石取势，雕琢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图案，至今盛名于世；漆器：被当时人称为“绝古未有”的珍品。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贩运土特产品起步的。大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路可称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路，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着，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着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越来越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总之，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上，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的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
2.晋商
“晋商”即山西商人。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万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